单玉丽：以文化融合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及其路径选择（2012）
发布时间：2014-03-12 来源：
以文化融合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及其路径选择
单玉丽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2012年3期
【作者简介】单玉丽，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民族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30多年来，基于中华文化的同根性，两岸经济合作持续发展，成效显著。与此同时，由于两岸存在的社会文化隔阂，经济合作呈现波动曲折的复杂状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尽管ECFA为两岸经济合作提供了相应的制度性保障，但在两岸社会文化层面没有得到有效融合情况下，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化，两岸经济摩擦与矛盾也将不断上升，进而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只有不断推进两岸文化融合与经济合作的良性互动，两岸经济合作与和平发展才能健康持续向前推进。2005年开始的“两岸经贸论坛”自2007年始更名为“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把经贸合作与文化合作紧密联系起来，充分反映了经济与文化互动的重要性。本文将在分析中华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贡献的基础上，探讨推进两岸文化融合的路径，供商榷。
一、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从中华文化对东亚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开始的。上个世纪60－80年代，东亚地区的日本和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等“东亚新儒教”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促使了发展经济学派对中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索。较早从正面研究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是美国“大过渡理论”创立人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 1979)，他在《日本的挑战》和《1979及其后的经济发展》两部著作中指出：美国将要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亚洲，美国没落的主要原因是价值系统，即清教伦理精神出了问题，而东亚经济的兴起则得益于中华儒教文化伦理的熏陶；并指出了现代儒教文化伦理对经济促进的内在因素。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中华文化与东亚经济崛起的正相关关系成为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课题。英国学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quhar, 1980)发表的《后儒家的挑战》、美国经济学家霍芙亨兹(Hofheinz, 1981)和柯德尔(Calder, 1981)发表的《亚洲之峰》、美国学者弗兰克·吉布尼发表的《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澳大利亚学者雷吉·利特尔和沃伦·里德发表的《儒学的复兴》、美国华裔学者戴洪超发表的《东亚道路：关于文化与经济的假说》、韩国学者金日坤发表的《东亚的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正面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对东亚经济快速兴起的推动作用。其中较全面、较具代表性的论点是韩国学者金日坤提出的“雁行工业化”传播理论，他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性的生活能力、思想和价值观。经济的发展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制度和带有特殊性的作为群体性生活能力的文化相互结合而实现的；东亚经济连动式发展具有三个特征：共同的发展战略，日本成为资本品供应基地和共同的儒家文化联系。经济发达的儒教文化与拥有相同文化的后进国家(地区)进行人和物的交流，通过引进、学习和消化吸收，把知识、经验、技术传播给后进的国家(地区)，后进国家(地区)又把学到的经验传播给更后进的儒家文化国家(地区)，从而形成一个连动式的雁行传播纽带，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认为，东亚经济快速发展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理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①
世界经济文化学派从对东亚经济发展变化的比较中看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上世纪70－80年代，东亚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也远远超过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曾经创造过的最高增长纪录，特别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优势尤为显著。据世界银行统计，1965－1980年和1996－1997年，东亚地区的中国、新加坡、韩国、泰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6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平均为8.1％和6.5％，分别是同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四国平均3.1％、2.0％的2.6倍和3.3倍。特别是近20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让西方国家望尘莫及。②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更加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从而激起了世界政界、商界、学术界的关注，使得一大批研究者把注意力转向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才能创造历史，人是文化创造的唯一主体，文化发展是人类文明创造的结晶，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发展的目标》一文中指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这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的不同文化的比较中看到。③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通过对50多年来主要霸权国家权力变化的分析认为：无形的权力资源即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越来越显得重要。它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信仰、民族精神、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文化创新能力和文化产业等。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国家盛衰的重要力量。约瑟夫·奈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国在世界竞争中地位的重要标识，体现了当代国际发展战略理论研究的新趋势。
2003年日本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在其所著的《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一书中就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构建了一个分析模型。该模型由文化——制度、经济——技术两个子系统构成。这是因为资源投入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而文化(价值体系)是通过制度(规则)对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生产要素)和技术(生产函数)发生作用的。资源投入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而资源禀赋和技术组成的生产力则以社会文化和制度为条件；社会文化因素主要通过制度模式和取向两种机制作用于经济系统。当一种制度得到主流文化的支持并与社会价值观相契合时，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正向的；反之则增加经济增长的成本，阻碍经济的发展。尽管这个模型所涉及的因素无论是文化系统或经济系统都过于简单，但由于社会文化因素一般难以计量，该模型还是能够让人们从宏观层面上理解文化对经济产生作用的基本框架④。
图 社会发展中的经济—文化相关性模型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已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文化作为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渗透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要素中发挥其作用。对现代文化价值的认知一般应当把握三个向度：一是把文化与人的本质联系起来，强调文化源于人的自由和超越的创造本性，它是人所持有的本质特征；二是将文化作为推进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一种基本范式和分析框架；三是强调文化之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术语来定义，文化繁荣是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脱离人和文化背景的经济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⑤
二、中华文化对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
(一)中华文化同根性是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的精神纽带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内涵最丰富、特色最鲜明的文化类型之一。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未间断，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其所著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指出了战国时期各地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如齐国“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邹鲁“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地小人众，俭啬”等。自先秦诸子、汉时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至宋明理学等几种典型的哲学文化形态，都无不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
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经过5000多年辛勤劳动创造的宝贵财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尽管经历了1895年到1945年的日据时代和1949年至今两岸的政治对立，但其在中华文化的认同上并未出现实质性动摇，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年代，两岸民间的文化、经济交往也或暗或明存在着，台湾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艰苦斗争同样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12月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
两岸恢复交往30多年来，中华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在两岸不同政治制度下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告台湾同胞书》之后，两岸文化的同根性一直成为激励两岸经济合作的精神纽带。1980年第一家台商投资企业在福建泉州落户，开启了以闽台区域文化为基础的两岸经济合作的序幕。1987年台湾当局基于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实施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的开放政策，使两岸经济交流化暗为明，从而迎来了第一波台商投资热，与台湾具有深厚文化渊源的福建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地区，资料显示：1981－1989年，台商投资福建实际金额占全大陆的38.5％，居大陆之首。1992年两岸举行历史性的“汪辜会谈”，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九二共识”，两岸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极大促进了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开展，台商投资开始北上西进，使两岸经济合作的地区、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据台湾“经济部”统计，1992年台商投资大陆金额为2.47亿美元，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21.78％，到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4.61％。此后由于李登辉推行“台独”路线，实施“戒急用忍”政策，台商投资比例有所下降，2000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额比重下降到33.93％。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后，陈水扁不择手段地“去中国化”，企图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割裂开来，鼓吹台湾文化的独立性、主体性，宣称“以台湾经验创造适合于台湾人民的新文化”，为“台独”制造舆论，极力阻扰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台商对大陆投资趋缓。然而，物极必反，尽管“台独”势力对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行管制与干扰，但难以从根本上阻扰两岸关系的发展与两岸经济合作。2001－2005年台商投资大陆协议金额累计241.47亿美元，平均每年48.3亿美元，2005年台商投资大陆占台湾对外投资总额比重达71.05％。⑥
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之后，国共两党达成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再次高举中华民族文化这面光辉灿烂的伟大旗帜，本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两岸关系的发展，使两岸经贸合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截至2011年9月底，大陆批准台资项目累计已达85063个，实际利用台资536.6亿美元⑦；两岸贸易额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大陆成为台湾第一大投资市场、第一大贸易市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两岸文化的同根性极大促进了两岸探亲旅游、宗教旅游、谒祖旅游、寻根旅游等极富两岸文化元素的旅游业的发展，而且成为两岸旅游的一大特色。自2008年7月台湾正式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以来，大陆赴台旅游的人士络绎不绝，2009年大陆赴台游客人数突破60万人次。2010年大陆31个省区市赴台团体旅游市场全面开放，全年赴台旅游人数达122.81万人次，同比增加102％，为台湾带去收入达20.6亿美元，对台湾经济成长率贡献达0.28％。⑧2011年赴台陆客约179万人次，估计2012年可以突破200万人次。⑨截至2011年12月底，大陆赴台旅游的人数累计已突破300万人次，成为台湾第一大客源市场。⑩与此同时，大陆也成为台湾民众赴境外活动人数最多的地区。2010年台湾同胞赴大陆人次达到514万，增长14.64％，创历史新高。(11)
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表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让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是激励两岸经济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内生动力，也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中华文化认同偏差对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制约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两岸中国人有着同一部历史，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这是两岸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根基。但毋庸讳言的是，由于近代以来两岸关系历史的复杂性，迄今为止还有一部分台湾民众对台湾文化和中华文化关系的认同存在偏差。这是因为台湾先后经历了近三百年荷兰、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国民党50年的反共宣传，特别是李登辉、陈水扁等“台独”势力10多年的“去中国化”分裂活动，把台湾文化和中华文化对立起来，否认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抹杀两岸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宣扬台湾文化主体性，造成了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岸经济合作。
两岸文化认同偏差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从经济层面看，直接影响了两岸经济合作的持续稳定发展。过去30年来，由于文化认同偏差，意识形态对立，两岸经济合作一直处于单向资本流动、不稳定、不平衡、不均等的无序状态。目前虽然两岸正在实施ECFA，但其毕竟只是一个框架性文件，后续还有一系列议题待协商，539项早期收获清单也仅仅是两岸货物贸易中的极小部分，迄今两岸在经济合作的领域、规模、模式等方面都还有种种限制，建立完善的经济合作机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随着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和矛盾乃至冲突还会不断凸显，潜在的影响经济合作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因此，在ECFA时代随着两岸经济利益共生性的强化，应当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及早解决文化认同问题，修复被人为割裂的文化记忆，重塑两岸中华文化认知，以巩固和发展两岸经济合作的成果。
其次，从文化的社会功能来考量，文化认同的实质是价值观认同。价值观是人们用以评价事物发展，并从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的目标的准则。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支配和调节人们的社会行为，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密切联系、互相依附。美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曾经提出：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起始和结果，更是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的核心动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也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中华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石”，两岸同胞要“在共同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在当前两岸之间还存在着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的大背景下，通过文化认同，标识民族特征，弘扬民族精神，对于维护民族团结，深化经济合作，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统一是至关重要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合作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文化认同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持久的精神动力，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文化认同，两岸经济合作就不可能持续深化。
三、加快文化融合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持续发展的路径
“文化融合”是指不同文化通过交流合作而产生的互相吸收、消化、融合、更新的过程。文化的历史性、区域性特征决定了文化融合的必然性，这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过程，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紧密维系着两岸中国人，作为两岸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滋润和培育着伟大的中华民族之灵魂，使两岸的中国人以特有的品质和风貌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目前两岸之所以要文化融合，不仅是要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追溯两岸之间的历史文化，而且要从具有深刻启示意义的历史经验和从中华民族所固有的传统优秀文化宝库中去寻找挖掘有利于推动两岸政经合作、共创双赢的文化思想元素，进一步推动文化合作与经济合作良性互动，引导两岸人民重新认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的中华文化，共同塑造面向未来的具有创新性的中华文化，以加快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
(一)强化历史文化记忆，大力开展中华优秀文化的宣传教育
中华文化是两岸中华民族的灵魂。2009年5月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时强调指出：在“新形势下，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潜力，也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2011年马英九在其发表的元旦文告中也指出，两岸炎黄子孙应透过深度交流，在中华文化智慧的指引下，为中华民族走出一条康庄大道。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中华文化的精髓进行再认识、再教育，共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特有的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以和为贵，和合、和谐的价值取向。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是一种基于辩证哲学思想的以包容事物差异为前提的注重事物共存发展的双赢文化类型。(12)和合文化追求人之自我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天地自然的普遍和谐。和合思想将不同事物视为对立统一的和合体，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这对正确处理两岸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二，胸怀天下，团结奉献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华文化是在“大一统”观念主导下的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具有极大的继承性和融合性，融合了各个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形成了推动历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国家进步的共同意志。爱国主义是中华文化永恒的主题，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三，节俭自律，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始终蕴含着向上、进取、开拓的精神力量，它是中华民族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民族和国家的进步而不息奋争。其四，扶正扬善，助人为乐的社会公德。中华文化以求善为主导，以道德为根本，始终以伦理道德修养为主线，寡欲中庸。在中华文化的精神宝库中，有“舍生取义”的气节操守，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凛然正气，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高尚情操，有“言必行，行必果”的处事准则，这种自尊自立的精神源泉，使中国能够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扬名于世。(13)
(二)拓展文化内涵，协同发展两岸文化新兴产业
文化产业是新兴的朝阳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结合创新、生产和商业内容，具有无形资产与文化要领的特性，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呈现，并有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由于“文化”与“产业”的相互渗透性和文化市场的共生性，“文化产业化”与“产业文化化”是双向融合、存在并已成为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化产业化”是将地方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借由创意、想象力与科技的介入，予以恢复、重建或再造，使之成为兼具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新的文化产品，赋予新的生命力；而“产业文化化”是透过现代手段把好的文化行销出去，变成流行的时尚，以商业服务实现文化的价值。基于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近年来两岸文化艺术业、影视业、娱乐业、文化创意业、文化产品制造业、文化旅游业等的合作迅速发展。2010年5月第一届“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联盟论坛”在台北召开，就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教育创新合作机制、知识转移平台构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等问题进行探讨；2010年9月昆山举办“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就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实体建设等方面交流了经验；2010年11月，“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在“台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展出，有50多家涵盖工艺、美术、动漫影视、茶艺等领域的大陆企业参展。然而，与其它产业相比，两岸文化产业合作相对滞后。两岸文化产业有很好的互补性，台湾在文化产业创意人才、文化创作自由度和资金方面有优势，而大陆不仅有广阔的市场，还有许多文化产业园区和传统文化精髓，两岸合作前景广阔，未来应着手以下方面的努力：一是整合研发、设计、生产、行销等环节，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载体，共创文化产业合作新模式，共同提高文化创意产业水准；二是合作创办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推广中心，组织产学研结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创意人才，力求与世界先进文化创意产业接轨；三是从奠基于中华文化的人、事、物出发，寻找双方合作的动漫游戏题材，开发中华文化故事商品，推进动漫产业合作发展；四是协作发展两岸文化旅游，透过合作机制联结开发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包括“两岸四地”及东南亚华人地区的地域文化资源，构建大中华文化创意与观光旅游圈。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对文化软实力的定义是：“一个国家和政府通过文化、发展模式、价值观、制度和政策来施加其影响的力量”。文化软实力的表征是精神感召力、社会凝聚力、市场吸引力、思想影响力、心理驱动力，其基本要素是民族精神、信仰、知识、道德、艺术、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产业、文化传播与创新能力。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被视为一种影响国家或地区盛衰和世界进程的重要力量。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文代会上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现实课题。当前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案”，以其政治文化、商业标准、市场规则、消费行为、价值观念等推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新一轮的国际竞争，这对两岸都是严峻的挑战。应该看到，目前两岸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失范、理想和信仰失落、道德危机、文化庸俗化、文化创新能力不足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等问题，两岸应该联合起来，对中华文化及其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理性梳理，推动两岸文化融合和创新，培育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提升两岸文化软实力，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
(四)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两岸文化合作机制
在管理学上，“机制”是指行为主体的结构、功能和互相作用的方式和原则；“合作机制”则是行为主体为实现互利双赢目的，基于双方共享价值目标和共同利益预期而设定的包括中介组织、机构、制度和共同遵守的合作原则、规范、决策程序的体系。海峡两岸文化合作机制作为一种体系不仅是一种制度性框架，还应包括双方共享的文化价值、组织机构和运行规则。30多年来，尽管海峡两岸之间也曾风云变幻，但文化交流始终是维系两岸互动关系的重要纽带。但由于没有机制性安排，迄今两岸的文化交流仍然缺乏有计划的长远目标。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强化两岸文化交流，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包括愿意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2009年在长沙举行的国共“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再次提出签订两岸文化教育合作协议问题；2010年9月在台北“2010年两岸文化论坛”期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也提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频繁，先经后政、先易后难仍是两岸要持续进行的阶段，但在经济和政治中间，还有一块文化、教育、新闻和卫生领域”需要协商。基于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客观规律，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实施之后，应加快协商签订“两岸文化合作协议”，以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制度化、机制化，实现两岸经济合作与文化合作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全毅：《文化与发展：中亚经济奇迹的解读与分析框架》，《亚太经济》2010年第2期。
②世界银行：《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66页。
③塞缪尔·亨廷顿著：《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④全毅：《文化与发展：中亚经济奇迹的解读与分析框架》，《亚太经济》2010年第2期。
⑤马玉香：《浅谈文化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农村经济问题研究》2010年第18期。
⑥单玉丽主编：《台湾经济60年》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244页。
⑦商务部：《今年前9个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同比上升一成多》，www.people.com.cn/h/2011/1019/C5408-1-3455826687.html。
⑧唐家婕：《马英九：2011年将开放陆客自由行》，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1-02-16/100226013.html。
⑨台湾“中央社”：《台旅游业者：两岸关系稳定 赴台陆客或破200万》，tw.people.com.cnGB/14813/16880420.html。
⑩国台办：《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将届满三周年，旅游人数超234万》，www.chinanews.com/tw/2011/06-29/3144636.shtml。
(11)国台办：《2010年两岸人员往来和交流的基本情况》，news.china.com.cn/tw/2011-01/12/content_21721998.htm。
(12)邓遂：《论和合文化及其现实功能》，《兰州学刊》2008年第6期。
(13)彭付芝：《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中华文化认同研究》，周志怀主编：《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全国台湾研究会2010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九州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