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能远：也谈两岸政治定位——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读后（2011）
发布时间：2014-03-12 来源：
也谈两岸政治定位——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读后
吴能远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6期
【作者简介】吴能远，男，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内容提要】 本文呼应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一文的基本观点并有所讨论。笔者认为，解决两岸政治定位时机尚未成熟，但讨论时机业已成熟。在谈判解决政治难题时，要求台湾方面做出相应让步是可期的，但在讨论时期，期待台湾学者在“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上作出突破却甚难。学者可以而且应该研究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但纷纷提出各种模式，可能未必有利于两岸关系发展。破解两岸政治难题似也难以从定位直接切入，仍然需要循序渐进，在解决相关问题的累积中逐步创造条件，以期瓜熟蒂落，问题获得最终解决。
【关 键 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定位
顷读陈孔立教授大作《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1]文中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及面临的瓶颈，作了深刻而简要的论述。其基本观点，笔者颇表认同，作此文以为呼应，兼事讨论。非商榷也，故云“读后”。
一、时机成熟又不成熟
陈孔立教授认为，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能否解决，面临两个瓶颈，其中之一是“解决两岸政治定位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一难题为时尚早”，“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要留待条件成熟以后解决。急不得，但也等不得”。
陈孔立教授在文章中，对于条件还不成熟，作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包括马英九当局的态度、台湾主流民意、台湾内部分歧，以及国际因素。显然，要使上述条件转趋成熟绝非易事，更非短期可就，其中关键或许有二：其一，大陆仍需加快发展和进步；其二，要在两岸关系发展中，让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步凸显。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条件确然尚未成熟，但另一方面，不应也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已在两岸获得相当的共识，尽早解决两岸政治问题的压力与日俱增，此即“急不得，但也等不得”之矛盾。其中，“急不得”指的是条件，而“等不得”却是时机。
条件与时机是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条件侧重于指可行面，时机则侧重于指应然面。因此，如从时机角度考察，两岸关系现状更精确的表述或为：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时机尚未成熟，但讨论的时机却已成熟。理由如次：
首先，两岸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不处理两岸政治定位问题，难以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长期、稳定、持续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获得两岸民众和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但其稳定却端赖于制度性框架的建构，包括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签署和平协议等，而其首要关键则是处理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事实上，“九二共识”已为两岸关系现状的认定、两岸政治定位、两岸关系行为准则奠定了必要的基础。[2]
其次，不处理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势将阻碍两岸各项交流合作的深入。诚然，在可预见时间之内，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将持续先经后政的途径，重点推动两岸经贸、文化、民间社会各项交流，然而，经济与政治难以截然脱钩，高阶经贸问题势必也会涉及两岸政治定位问题。张五岳说：“众所皆知，长期以来在两岸关系的互动中，政治与经济本来就无法分开，而政治氛围与考量又经常制约与规范着两岸经贸与社会交流的松紧……如果两岸政治欠缺互信，经贸社会交流很难持续深化。”[3]笔者认同此一观点。
另一方面，台湾民众的利益需求不限于经济面，也包括政治面，例如国际空间问题即是。要解决此类问题，需要两岸谈判，而谈判即会涉及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胡志强说：“我觉得，两岸应尽快打开经贸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对话。台海之间不是只有经贸开放课题，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蛮重要的。比如说，马先生一直在提的‘外交’方面的问题，或者民众很关心的‘国防’方面的问题……双方应该尽快对此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并在这个共识基础上，继续努力来改善两岸关系，消除阴影。”[4]因此，只要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未获解决，随时都可能成为引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出现动荡、曲折的一颗未爆弹，也为“台独”提供寄生的土壤。马英九2011年元旦文告期望百年和平将无从落实。
最后，不处理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或会限制大陆在坚持原则基础上，对台湾方面作出政策让步的空间。政治定位问题不解决，台湾将始终身份未明，走向难期，大陆欲作政策让步，势必多所瞻顾，而大陆民意疑虑尤深。毋庸讳言，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解决，将意味着“台独”空间的排除，没有“台独”干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自会是一条康庄大道。
二、突破可期又不可期
陈孔立教授认为，两岸政治定位问题能否解决，另一个瓶颈是，能不能突破原有的“底线”。他仔细地考察了两岸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现状，得出结论：大陆学者已“在原来不愿意面对‘中华民国’的底线上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而台湾学者却仍然“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因此，现在的关键在于尚未作出让步的一方是否敢于突破原有的底线，‘球’已经在台湾一方了”，“台湾学者能不能、敢不敢突破这一底线，什么时候才会突破这一底线，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其实，台湾方面也有类似的意见，例如，谢大宁说：“大的一方愿意‘优先’释出善意，抛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构想；而小的一方也能在恰当的时机点回应此一善意，如此，那卡住的关系方能逐步松开。”[5]
上述观点是从谈判学的理论出发，强调相互让步和妥协的政治智慧。谈判的过程就是相互释放善意、彼此让步的过程。诚然，只要海峡两岸都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都期待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政治定位问题，则双方互相妥协，寻求解决问题的折中方案，可说是必然的结果。大陆需要让步，台湾亦然。由此观之，则台湾方面终究要“突破原有的底线”，乃可预期，但在讨论此一问题的阶段，期待台湾学者愿意或有勇气突破底线，却又似乎甚难，其理由如次：
首先，从政党角度看。中国国民党所创建的“中华民国政府”曾经统治全中国，1949年以后，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又继续在联合国代表中国以迄1971年。1971年联合国席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取代后，它仍以“国家”的形态统治台湾迄今。因此，要求国民党从“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突破，自非易事。张亚中指出：“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个主权国家，在《国统纲领》期间，认为主权涵盖全中国，亦即包括大陆地区。但是，大约在李登辉巩固权力以后，表述的方式转为‘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多了‘独立’两字。”[6]如今国民党似乎继承了此一表述。此外，民进党则坚持“台独”立场，视突破为“出卖主权”、“卖台”，成为强有力的制约因素。因此，张五岳说：“‘中华民国’的‘国号’名称与‘主权’的行使，可以说是目前蓝绿最大公约数之所在。”[7]
其次，从两岸关系现状认知看。熊玠等人依据国际法，提出“不完全继承”理论，在台湾颇获支持，例如，王晓波即一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完全继承中华民国，不完全继承是现状”。[8]因此，台湾方面普遍认为，在两岸关系中，关键是大陆不能务实地承认“中华民国”，如戴瑞明说：“大陆认知国家统一不是一蹴可及，必须不否定‘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才能和平发展双方的合作关系。”[9]萧万长、马英九先后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十六字箴言，郑安国解释：“十六个字中，最重要的就是‘正视现实’；也就是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正视台湾是多元化社会的现实’，这也是台湾方面对大陆最重要的期待”。[10]因此，在台湾方面看来，现在需要突破底线的是大陆，而非台湾。诚如陈孔立教授所言，大陆学者已做了“相当大的让步”，但在台湾方面看来，则仅仅是开始，还远远没有到位。邵宗海称许“大陆学者论文已能公开讲述‘中华民国’，这是一项进步”，此之谓也。
第三，从台湾民意看。台湾真正具备“国家”形态，始自于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两蒋时期，坚持“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国家”名称严格限定“中华民国”，“台湾”则是地方称谓。迨李陈时期，强力推动“台独”，“台湾”成为“国家”。如今则“中华民国”、“台湾”、“主权”深入民间，学者何敢轻言突破？
第四，从国际因素看。台湾倚赖美日至深。美日不乐见中国统一已毋庸赘言，倘若台湾方面在“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上让步，可能会被美日解读成为两岸关系在朝着统一迈步。杨开煌说，马当局不敢迈出政治谈判这一步有政治考量，也有美、日的影子，“不要说日本，美国基于台湾的战略位置，也不愿意看到台湾跟大陆走得太近，他们实际上会有一些鼓励的动作，希望台湾对大陆交流采取一些刹车的做法”。[11]
第五，从学者本身看。在解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条件尚未成熟的今天，台湾从官方到民间，主流的声音似乎认为，回避政治议题足以“维持现状”，因此，“并不急于解决这一难题”，处此时势，学者自也难以做到“众人皆醉我独醒”。何况台湾目前“台独”依然占据政治上的话语权，维护“主权”是“政治上正确”，在“主权”问题上有所突破，则是百分之百“政治上不正确”，学者焉能不有所受制？在2009年4月7日台湾“陆委会”发布的《EC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说帖中，揭橥“守护台湾，政府承诺”，“三不三要”中首不即“不矮化主权”，强调“中华民国主权毫无退让，毫无改变”，如何期待台湾学者在“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上让步？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在两岸解决定位问题的时期，两岸都作让步，都在相关底线上有所突破，以妥协而折中，达到难题的破解，是可以预期的。预期的理由是，相关条件终究可望趋于成熟，但在两岸讨论政治定位问题的目前，设想台湾学者有所突破，设想“如果一方敢于突破底线，另一方也有同样的回应，从原有的底线做出一些让步”，则似乎难可预期。要而言之，“台湾学者能不能、敢不敢突破这一底线”，也要看相关条件成熟与否，端不在大陆学者突破与否也。
三、模式可提又不宜提
考察历史得知，每逢遭遇大时代，进行政治大变革，都需要学者登高而呼，鼓动风潮，今日之两岸关系亦复如此。因此，由两岸学者率先讨论，“提出一个或几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为破解难题做好准备，也为将来的两岸政治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或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陈孔立教授在文章中将张亚中的“一中三宪论”、刘国深的“球体理论”等，称之为“方案”，笔者则以为，可能改称“模式”更为妥帖。“方案”的概念较“模式”宽泛，模式一定是方案，方案则不必然是模式，如笔者在文末提出的“解决之道”，或亦可聊备“方案”之一格，却并非模式。
问题在于，两岸有无可能从模式开始直接对话？又有无可能“提出一个或几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模式？笔者对此颇表怀疑。倘若如此，则刻下各种模式纷纷出现恐怕未必纯然是好事，反而会治丝益棼，让两岸关系发展徒增纷扰之虞。理由如次：
首先，两岸学者提出的任何模式都不可能突破原则性政策的底线，因此，似乎都不存在为对方接受的可能。两岸关系模式依功能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岸统一、统合、整合模式(“台独”不在论列)，一类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模式。目前两岸学者讨论的两岸政治定位问题，是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因此属于后一类(张亚中等人“一中三宪”论则似跨越二者，但重点首先也在于现时期政治问题的解决)。两类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就大陆而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国家统一的目标是无可让步的，因此，两岸政治定位问题的解决，必然会关照此一坚持。就台湾方面而言，国民党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似已渐趋采开放式的目标，如此则现阶段自难率尔定位。其结果是：大陆学者提出的任何模式，都是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提出的，而台湾学者则坚持“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的底线，如黄光国所说：“不论对方是否承认‘中华民国’，我们都应当坚持自己主权国家的地位。”[12]如此则两岸学者提出的模式，所碰撞的恰恰是两岸结构性的政治分歧，其难期成果不亦宜乎？非是两岸学者不努力，而是受条件所限，此一问题目前尚属无解。
其次，模式的提出意味着继续让步的空间。模式依效能分，又可分为两类：谈判前模式与谈判后模式。众所皆知，任何模式皆需经由谈判，始可能为双方共同接受。谈判前模式指在谈判前，由其中一方提出，显然此种模式仅是初步模式或讨论基础，必须经由谈判，双方再让步、再妥协之后，方能达成新的双方一致认可的模式。这就意味着模式背后，仍有相当的让步想象空间。谈判后模式也在谈判前，由其中一方提出，却是已达底线极限，再也无可让步了，显然此种模式付诸谈判，对方绝无可能接受，因为那已不成其为谈判了，除非是城下之盟。那么，现在两岸学者提出的模式究竟是何种模式呢？
第三，让步固然与善意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条件，因此，一方的让步不必然会获得另一方以让步作为回报，尤其是力量对比中势弱的一方，或是认定本来就应该你让步的一方，其结果可能反而会升高受让步一方的期待值，要求对方作出更进一步的让步。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台湾内部多元的情势之下，本来大陆一方所提出的任何模式，都有可能被有心人士妖魔化，其所以不如此者，盖意在鼓励，以示更高的期待也欤？
最后，模式的提出必须考虑相应的环境，始能发挥正面的功能，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倘若随意提出，乍兴乍灭，可能反有后患。风起于青苹之末，因为青苹有动的可能。吹皱一池春水，则是春水不想动，不愿动，所以干卿底事？两岸关系中，学者提出模式允宜慎重。
四、解决之道
那么，解决之道呢？笔者的意见如次：
第一，大陆发展。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要解决台湾问题，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又说，大陆解决内外问题，都要靠发展。邓小平的话仍然适合今天的两岸关系形势。从一定意义上说，今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形势，正是大陆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大陆只要再发展，再进步，则两岸政治难题终有破解的一天。杨开煌说：“两岸的政治谈判，也不必太心急，因为台湾比较小，加上六十多年，甚至一百多年来，两岸处于隔绝的状态，两岸的制度和价值观差异都很大，所以，一下子要想走得太快，或者走得太密，台湾很多人确实会有些担忧。”[13]李允杰也说：“两岸从经济的合作到政治的谈判，不宜操之过急，需要一个过渡期；两岸之间要一步一脚印地逐步建立共同利益、共同价值，乃至于共同想象，行稳才能致远。”[14]这些意见颇为可取，大陆应该对自己多一点信心，对两岸关系多一点耐心。
第二，强化共识。“九二共识”是两岸双方都认同的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两岸寻求破解政治难题，应从共同增强共识基础着手。共识增强了，互信才有可能稳固建立。“九二共识”有两个重要的支点，即两岸都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在这样的基础上，其实两岸政治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先做起来。郑安国说：“两岸与两德不一样，两岸之间做可能还比较容易，签‘综合性协议’反而比较困难”，“很多迫切的事情都可以先做”。[15]笔者认同此一意见。
第三，循序渐进。两岸问题的解决有两种途径，一是提纲挈领，一是循序渐进。提纲挈领是从两岸根本性分歧着手，解决之后，双方共同规划两岸关系发展。此种途径理论上最为完美，但现实却碍难实行。循序渐进是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此种途径导致今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积极的成果，呈现良好的态势，是两岸中国人高度智慧的展现。倘若把两岸关系发展视为一个大系统工程，则两岸政治问题的解决，便可视为一个小系统工程。解决政治问题理论上应从定位着手，现实中却可能滞碍难行，因为这是从最难之处着手，易陷僵局，恐怕仍需秉持循序渐进方法，从解决具体问题着手，先易后难，逐渐累积，最后条件成熟，政治定位问题迎刃而解。台湾学者中有不少持此种意见，笔者颇表认同。
第四，交流合作。两岸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必须经由交流合作。尽管目前两岸均有学者质疑交流合作对于促进认同的功能，但依然无法掩盖交流合作的积极作用。两岸交流合作刻下不是业已足够，而是不论深度和广度，都远有未及。最近，王健壮撰文呼吁“少谈模式，多谈交流”，主张：“胡适以前曾主张‘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两岸交流才刚起步，现阶段是否也应该多谈交流，少谈模式？免得因模式之争，而影响了交流步伐；可长可久的模式，就容以后再议吧。”[16]此种意见颇有可取之处。两岸目前仍应花大力气推动全面交流与合作。
编者注：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于《复印报刊资料·台港澳研究》2011年第5期转载。
【参考文献】
[1]陈孔立：《两岸政治定位的瓶颈》，《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3期。
[2]吴能远：《两岸和平发展三个关键》，见台湾中兴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编：《第五届两岸和平论坛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6月10日。
[3][7]张五岳：《从国统纲领到ECFA：两岸关系互动的回顾与前瞻》，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7月。
[4]郑汉龙：《两岸应尽快打开经贸以外的对话——访台中市长胡志强》，香港《中国评论》，2008年11月。
[5]谢大宁：《当希望的架构出现时——〈两岸和平发展基础协定刍议〉读后》，香港《中国评论》，2008年11月。
[6]张亚中：《建立两岸共同体史观(二)：为何应该选择共同体史观》，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1月。
[8]《辛亥百年论“中华民国”与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5月。
[9][10][15]《两岸和平合作前景展望》，香港《中国评论》，2008年11月。
[11][13][14]《两岸政治与经济关系展望》，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2月。
[12]黄光国：《高瞻远瞩 名正言顺 两岸签订和平协定的前提》，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10月。
[16]王健壮：《少谈模式，多谈交流》，台湾《联合报》，2011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