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台湾研究》2013年4期
【作者简介】钟厚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建交前后，对于台湾的地位及未来走向问题，美国有部分学者及政客鼓噪“台湾独立”甚至“建立台湾共和国”。①从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档案来看②，卡特政府并没有接受这种论调，不但如此，卡特政府还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试图遏制当时“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本文尝试分析美国政府当时为何反对“台湾独立”，采取了哪些措施，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一、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的原因
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绝非受某种单一因素的影响，而是综合考虑了中国大陆的反应、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及岛内蒋经国当局可能的举动等多方面因素。
    (一)忌惮中国大陆反应强烈
“上海公报”中中方明确把台湾问题定位为“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③，邓小平更是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炸性问题”。④由于台湾问题是美中建交前后双方之间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⑤，因而美国在制定对台政策时，必然会考虑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态度。不但如此，为推动美中关系早日实现正常化，进而实现其“联中抗苏”的战略布局，美国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愿意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作出一定的迁就与让步，即如卡特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所言，“如果说在对待苏联方面的相似战略利益有助于中美缓和的话，那么，美国在台湾方面的迁就通融就成为促进因素。”⑥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自然不希望看到因为台湾宣布“独立”造成对中国大陆的刺激，因为美国深刻认识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两岸统一在态度上非常现实，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其建立之日起，就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核心外交政策，寻求国际认可。”⑦美国政府深知，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势必会冲撞中国大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底线，而其后果难以估量，美国的预计是：“北京的反应将不仅仅局限于中美关系。北京将会施压，推动其他国家——特别是经常惹事的日本——切断他们与台湾所保持的经济或其他任何联系。同时，北京还有可能采取威胁性的军事行动，甚至直接对台湾采取军事封锁。”⑧与此同时，美国还担忧，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方面会认为是美国的支持或纵容才造成台湾有胆量如此行事，即如美国时任国务卿万斯(Cyrus R. Vance)在给卡特的备忘录中所言：“无论事实怎样，北京方面都会认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⑨也就是说，台湾若贸然宣布“独立”，势必会冲击到美中关系，而当时的背景是美中关系才是美国各界考虑的重心，而台湾问题只不过是美中关系中一个因素而已，即如美国前国务卿迪安·鲁斯克(David Dean Rusk)的回忆所言，“在中美建交时期，虽然如何处理同断绝台湾关系有联系的政治、安全问题非常重要，但没有人关注台湾的未来，当时美国在战略上把重心放置到了中美关系上。”⑩既然美中关系才是美国战略规划的重心，而台湾的未来又乏人问津，美国自然不愿意看到由于“台湾独立”而影响到美中关系的进程。
    (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曾提出国家利益是现代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准则，是思考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有当代成功的政治家都把国家利益作为他们政策的最高标准”。(11)美中建交前后，卡特政府对于“台湾独立”的担忧和遏制，同样也是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即如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所言，“卡特总统与一手策划与北京建交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当时固有冷战对抗苏联‘大棋盘’的考量，也曾多方顾虑‘我国’是否采取断然宣布独立的措施，终究围绕着美国利益是否受损的估算。”(12)当时美国对于利益受损的估算具有多层面考量：首先是冲击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即如万斯所言，“在上海公报中，美国已经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前提。”(13)而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将会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造成巨大冲击。”(14)其次，鉴于当时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并未废除，台湾一旦宣布“独立”，就可能拉美国下水，迫使美国陷入战争泥潭，而这显然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的。
    (三)担心蒋经国采取过激行动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府认为，与中国建交“面临着较高的政治风险”(15)，万斯将之称为是“艰难的选择”。而众多风险当中，让美国政府比较担忧的则是台湾会贸然宣布“独立”。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这种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当美国在宣布与中国建交约7小时前向蒋经国正式通知此事的时候(16)，蒋经国反应异常激烈。根据美国当时驻台“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1978年12月15日发给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的材料记载，“今天夜里当地时间2点20分左右，我与蒋经国相见，台湾外交部副部长钱复和蒋经国私人秘书宋楚瑜也在场。”在这次相见过程当中，安克志将美国白宫发给他的“美中建交联合公报”一字一句地向蒋经国做了陈述解释。根据安克志的观察，“对于我的报告，蒋经国态度非常恶劣，声称这将产生最为严重的后果。蒋经国说，美国所谓的‘方案’(solution)‘完全不可能’(totally impossible)引导台湾内部稳定和持续发展。美国承认(recognizing)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以及美国承认(acknowledging)中国的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这事实上等于把台湾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的做法背弃了盟友，必将丧失台湾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对美国的信任。蒋经国郑重提出，此事将在台湾产生严重后果，而美国必须对此负全部责任。蒋经国非常痛苦地说，过去他对美国充满信心，从未想过美国会以这种方式行事……蒋经国称，他无法保证在美国宣布‘美中建交公报’之前保持沉默。”(17)
显然，蒋经国对美中建交的消息非常震惊，并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安克志给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的材料中，最后专门添加了一段评论性文字，称“我只有极其有限的信心去劝阻蒋经国不要做出激烈的负面反应。”(18)安克志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上，就在安克志16日凌晨离开蒋经国之后，蒋经国随即就召集时任“行政院长”孙运璇、“外交部长”沈昌焕等人紧急磋商。同日蒋经国更是对美国发表公开抗议：“美国决定与共匪伪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严重损害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之权益，且将对整个自由世界产生严重之影响，其因此所引起之一切后果，均应由美国政府负完全责任。”(19)不但在口头上向美国表示强烈不满，蒋经国更以实际行动向美国表示抗议。12月17日，蒋经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三项紧急措施，其中之一即是“三军、警察取消休假，进入戒备状态。”面对蒋经国如此激烈的反应，美国自然会担心蒋经国是否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例如直接宣布“台湾独立”。
二、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的主要措施
尽管万斯预测“台湾短期内宣布独立的可能性有限”(20)，但仍然表示“我们不能完全排除中华民国宣布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会让台湾产生一种绝望感，认为我们完全抛弃了台湾，而这种绝望会刺激他们宣布台湾独立。”(21)为了谨慎应对台湾宣布“独立”的可能性，美国政府多管齐下，全力因应。
首先，从美国总统到国务卿都高度重视。1977年7月24日，时任国务卿万斯向总统卡特提交了一份名为《台湾独立的后果及其可能性》(The Consequences and Likelihood of Taiwan Independence)的备忘录。在此一备忘录的标题下面，专门有这样一句说明性文字：“您曾询问台湾独立有何后果、有多大可能性，本备忘录即是对您的回答。”(22)这说明卡特曾经亲自向万斯询问过，台湾是否会宣布“独立”，如果宣布“独立”的话，会带来哪些后果等问题。从现在保存的资料来看，“在《台湾独立的后果及其可能性》备忘录的首页上，有一手写的‘C’，这说明卡特是阅读过这份备忘录的。”(23)万斯担任国务卿期间，总共向卡特总统提交过9份备忘录(24)，我们就可以发现万斯专门以备忘录的形式向总统作答，而非当面几句简单的口头应付，也足以显示万斯对这一问题是进行了认真研究准备的。1977年7月30日，卡特召集万斯等6人专门召开了一个“中国政策”会议，会上卡特再次向所有与会人员询问：“台湾会宣布独立吗?”(25)由此观之，卡特对“台湾是否会宣布独立”这一问题的关注，绝非一时一地，而是长期多次。这也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当时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首脑的高度关注。
其次，建议把“美国不会承认独立的台湾”列入美中建交谈判的条款之一。1977年6月27日，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联合召开了一个以“对台政策选择及从台湾撤军”为主题的联合会议，万斯、布热津斯基等人悉数出席。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三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时的立场：“首先，承认《上海公报》的立场，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次，支持海峡两岸中国人民以(任何形式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26)；再次，既不鼓励也不刺激台湾独立或者分裂。”事隔约一个月之后，同年7月30日，在由总统卡特主持的关于“中国政策”的会议上，布热津斯基在6月27日确立的三个条款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除了声明我们既不支持也不鼓励台湾独立之外，我们还应当声明：美国不会承认独立的台湾。除非把这一点内容加入到第三条款，否则第三条款对前面两个条款的意义不大，因而变得可有可无。”对于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国务卿万斯表示认可，称“第三条款的确需要增加某些内容。它表明了我们的倾向性。而且，这一条款还融合了尼克松五点意见的各个方面，虽然措辞与之有所不同。如果省略了某些内容，就会被中国发现。”(27)由此可见，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万斯，都认为应当把“美国不会承认独立的台湾”列入美中建交谈判的条款之一，以便更加明确地向中国大陆展现“反对台湾独立”的鲜明立场。
再次，对台湾当局进行严密监控。为防范台湾突然宣布“独立”，损害美国战略利益，在美中建交前后，美国一方面实行安抚政策，由总统卡特亲自致电安慰蒋经国：“本人愿意重申，美国在为维持台湾人民的和平、繁荣和福祉而建立新安排方面将随时进行充分的合作”(28)，另一方面则通过种种手段对台湾当局进行监控。甚至在美中建交近10个月之后，1979年9月29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给“华盛顿办事处”发送的机密级电报中，仍然要向美国政府汇报对蒋经国当局在台湾是否会宣布“独立”这一问题上的监控情况：“有些人认为，蒋经国或许会宣布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包括谋求成为联合国的一员……绝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如果蒋经国宣布台湾独立，将对美国有害而无益。”(29)显然，直到1979年年底，美国还在命令“美国在台协会”对台湾当局进行严密监控，全面搜集台湾是否会宣布“独立”这一问题上的相关信息，并及时向美国汇报。
三、美国反对“台湾独立”的影响
第一，奠定了美国历届政府反对“台湾独立”的政策传统。早在尼克松时期，反对“台湾独立”就是美国政府重要对台政策之一。根据此次解密的档案透露，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期间，曾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会晤，并向毛、周作出了五点“秘密保证”，其中第二条即是“我们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We will not support any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30)后来布热津斯基又以备忘录的形式专门向卡特汇报了这五点内容。(31)而在整个卡特政府时代，反对“台湾独立”几乎是美国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人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奠定了美国历届政府对于“台湾独立”问题的基本态度，那就是绝对反对“台湾独立”。例如，1998年克林顿在访华期间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明确表示“三不”立场，其中第一个就是“不支持台独”。(32)2003年12月10日，布什与温家宝会谈时也称，“台湾领导人的言论与行动表明，他们可能想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是我们所反对的”。(33)“单方面改变现状”一个重要选项就是“台湾独立”，此处布什对之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2012年2月，奥巴马则以更加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对访美的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习近平表示：“美方拒绝任何‘台湾独立’主张”。(34)
第二，对“台湾独立”势力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在美中建交前后，虽然美国对台湾当局是否会宣布“台湾独立”忧心忡忡，但台湾并没有采取激进措施，贸然行动。在万斯看来，蒋经国当局之所以保持相对克制，没有宣布“台湾独立”，主要基于三层原因：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北京和台北都认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台湾在法律地位上将会变成一个与中国没有关系的主权实体(sovereign entity)。”其次，“中华民国认识到，如果宣布独立，将会刺激和挑衅大陆，而美国也不会做出任何支持台湾的承诺。”再次，“中华民国领导人非常谨慎小心，蒋经国总统更是如此……蒋经国不愿意放弃其父蒋介石的‘一个中国’遗产。”(35)显然，在这三个原因当中，美国因素扮演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台湾当局当时最为担心的就是，如果贸然挑衅大陆，但得不到美国的支持，那么台湾的局势就会岌岌可危。1979年“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发给“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封电报中，美国官员经过评估得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力最大。”(36)这种影响力表现之一就是在美国的强烈反对之下，台湾当局没有胆量贸然“独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当时反对“台湾独立”的主要对象虽然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台湾当局，但后来对以民进党为主体的“台独”势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威慑遏制作用。直到近日，苏贞昌访美之前，为打消美国疑虑，争取美国对民进党及其本人的支持，仍然需要自我消毒，声称“不要回过头去搞台独”。(37)
第三，以“反对台湾独立”为名继续插手台湾问题。1977年7月30日的会议上，奥克森伯格向与会的卡特、万斯、布热津斯基等人建议：“有一点必须牢记在心，那就是为了防止台湾发展核武器、与苏联建立关系或者宣布独立，我们必须继续留在台湾。”(38)在作出这一建议之后，总统卡特马上追问：“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而奥克森伯格的回答则非常明确：“我们必须从行动上来限制台北。如果台湾现在宣布独立，那么‘共同防御条约’将会马上失效。如果台湾未来宣布独立，他们并不确定我们会如何反应。”(39)奥克森伯格的逻辑是，如果当时台湾宣布“独立”，那么美国可以以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为手段来制裁台湾；而如果未来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并不明确该如何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有必要继续留在台湾，以便对台湾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监控，防止其走向“独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继续留在台湾，1978年8月23日，万斯在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进行会晤时表示，“作为一个世纪问题，美国政府人员有必要根据非正式安排继续留在台湾”，既然要保留美国行政人员继续驻留台湾，自然就必须能为这些人员提供办公场所和机构，但万斯特别强调，“很明显，无论这个机构具有怎样的名称，它都不具有外交性质，不会履行外交职能，也不寻求以任何其他方式得到承认。既不升国旗，门上也不挂国徽，办事人员也不列入外交名单。”(40)对于万斯的这种提议，8月24日下午邓小平在与万斯的会晤中，将之称之为是“一个门上没有招牌的大使馆”。(41)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出于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强烈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此举，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设定了美国政府反对“台湾独立”的基本立场，对海内外的“台独”势力具有一定的遏制打压作用，但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如美国以“反对台湾独立”等为名，继续插手台湾问题，对两岸的和平统一造成了巨大障碍。
注释：
①例如，1958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决议，委托由“康仑公司”完成一份对华政策报告。该报告由当时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等人执笔，其中提出美国应该支持和帮助建立一个“台湾共和国”，并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②2013年4月22日，美国国务院在其官方网站上，将美中建交时期的一些秘密文献对外公开解密，并定名为《美国对外关系：1977-1980》(卷13，中国)。该书汇集自美国国务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和国防情报局等多家重要部门，由尼克尔斯(David Nickles)负责整理，共计1231页。作为一份解密文件，该书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美中建交过程中的许多重要场景，披露了美中在台湾问题上是如何达成“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的，是美国与海峡两岸关系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③《人民日报》1972年2月29日。
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⑤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1978年2月8日首次会见美国总统卡特时，曾专门详细论述台湾问题的“关键性意义”。见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p. 76.
⑥Michel Oksenberg, Memorandum for Zbigniew Brzezinski,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67-1976,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ebruary 4, 1977, p. 2, enclosed in Zbigniew Brzezinski,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Meeting Next Week with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C (Tuesday February 8)” , February 4, 1977, Carter Library. Quotes from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p. 76.
⑦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July 24, 1977,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15.按：此处万斯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两岸统一在态度上非常现实”，是从他和邓小平的多次谈话中得出的，对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邓小平曾提出：“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2页。)
⑧⑨(13)(14)(20)(22)(23)(35)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July 24, 1977,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15, pp. 115-116.
⑩以上是迪安·鲁斯克在应美国前国务院副发言人、现任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容安澜(Alan Romberg)访谈时所作的回忆，见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p. 85.
    (11)Hans J. Morgenthau,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p. 34.
    (12)黄介正：《再回首台美“断交”的省思》，台湾《联合报》2013年4月25日。
    (15)Cyrus Vance, Hard Choices: Four Critical Years in Managing America's Foreign Policy，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 79.卡特自己在他1977年7月7日的日记里，也有类似的记述：“与中国建交是可行的，我要向所有美国人民说明这一点，并愿为这一决定承担所有政治责任。”(《美国总统日记披露中美建交鲜为人知的决策内幕》，见《晚霞》2010年第4期，第49页。)
    (16)1978年12月14日，中美双方决定，为减少泄密的可能，在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即华盛顿时间12月15日晚9时)同时宣布“建交公报”。而蒋经国得知这一消息是在12月16日凌晨约3点左右。
    (17)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and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aipei, December 15, 1978,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654-655.按：蒋经国之所以说自己无法保证保持沉默，是因为美国在通知台湾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消息之前，曾透过当时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转告蒋经国：“要绝对保密，在建交公报正式宣布前，只能把消息告诉少数亲信。”(《我驻美首任大使柴泽民回忆中美建交往事》，见《文化交流》2009年第3期,第3页。)蒋经国拒绝保密，其实是对美国的一种抗议。
    (18)Backchannel Message from the “Ambassador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g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and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aipei, December 15, 1978,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655.
    (19)台湾《联合报》1978年12月17日。
    (21)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July 24, 1977,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16.另：1977年7月30日上午，总统卡特、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等7人就“中国政策”进行了专题讨论。米歇尔·奥克森伯格在会上也称，“只要没有被推到绝望的位置，台湾不会轻易宣布独立。但如果台湾认为他们的生存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他们会采取激进的措施。因而，我们对台湾的所作所为，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是否会考虑宣布独立。”(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26. )
    (24)这九份备忘录分别见《美国对外关系：1977-1980》(卷13，中国)中第26、37、99、119、199、272、282、285和297个文件。
    (2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ly 30, 1977, 9: 30-11: 15 a. m. ,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23.根据卡特当时的交代，他之所以会提出“台湾是否会宣布独立”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他的亲信查理·科博(Charlie Kirbo)有一次问他,“我们是否应该鼓励台湾走向独立”。卡特怀疑科博之所以会如此发问，是因为受到了当时台湾“驻美大使”的游说，这意味着是台湾方面提出“台湾独立”，并经由科博来打探美国高层态度的。
    (26)此处的括号原文当中就有，可能表示6月27日的会议上尚未正式决定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是保留还是删掉“任何形式”这个词汇。
    (2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ly 30, 1977, 9: 30-11: 15 a. m. ,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27.
    (28)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817页。按：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对于蒋经国当局的安抚政策，并不仅仅只是口头上的，它同样落实于具体行动。例如1979年3月，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短短三个月后，美国国会就以立法的形式通过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确立了美台之间的“准官方关系”，并持续至今。
    (29)Telegram from the “Taipei Offi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to the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997-998.
    (30)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Washington, January 25, 1977,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6(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e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6.
    (31)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 Washington, undated,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356-357.
    (32)《人民日报》1998年7月1日。
    (33)《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12月11日。
    (34)《台湾关注美国“拒绝任何台独主张”字眼》，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jinpingfangmei/content-3/detail_2012_02/15/12521995_0.shtml上网时间：2013年7月9日20：08。
    (36)Telegram from the “Taipei Offi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to the “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Taipei, September 29, 1979,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998.
    (37)台湾《联合报》2013年6月4日。
    (38)(3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July 30, 1977, 9: 30-11: 15 a. m. , enclosed in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edited by David P. Nickle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p. 126, p. 127.
    (4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Huang Hua, August 23, 1977 (9: 30-11: 50 am), Carter Library, p. 21.
    (4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4, 1977 (3: 00 pm-5: 40 pm), Carter Library, p.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