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5期
【作者简介】陈先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法学博士，国家“985工程”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林立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生。
 
 
只有大多数民众把与民主制度相关的文化习惯视为“正确和自然秩序的一部分”①的时候，民主制度才不是漂浮于水面上的一层油，其稳定发展和有效运转才有现实的基础。这对于“解严”后的台湾更具现实的意义，因为长期的威权统治留给台湾的是缺乏民主传统的社会土壤。
传统的政治学理论认为，民间组织在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参与能力以及政治功效意识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陆学者杨鲁慧更是认为，民间组织在东亚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扮演“现代文明传播者、公民意识培养者和志愿精神重建者”②等角色。在“解严”后的台湾，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与民主转型和公民文化的发展相伴随，这为我们观察和检验二者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相当完美的实验室。
本文将依据台湾当局的统计年鉴、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以及胡佛与朱云汉所主持的“东亚民主化与价值变迁：比较调查”研究计划于2001-2002年民意调查数据建构模型，通过研究民间组织与公民参与能力、政治功效意识以及社会资本等公民文化主要部分的相互关系，观察和检验民间组织对公民文化成长的影响。
一、民间组织与公民参与能力的提高
尽管过度的政治参与常常会因为超过制度的承受能力而压垮政治体系，但适度合理的政治参与对于民主转型的推进和民主制度的稳固绝对是必需的。只有民众有能力扮演“睡着的狗”(sleeping dog)的角色，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才有现实基础。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高低，通常是以该地区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和实际政治参与来衡量的。首先，社会成员的政治知识水平反映的是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了解程度，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民众的参与能力最终都必须通过实际的政治参与来体现，因而民众的实际政治参与也是衡量其参与能力的重要标准。
既然民众政治知识水平是衡量社会成员参与能力的重要指标，获取相关数据至为重要。幸运的是，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积累了不少相关的民意调查资料。图1显示的是，从1992年以来，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是谁”以及“‘宪法’解释机关”两道题的回答。前者测量的是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后者测量民众对政治制度运行的了解程度。由于选举政治和媒体的影响，加上辨认政治人物比理解政治制度容易得多，台湾民众对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远高于对制度的了解是可以理解的。
 
资料来源：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历年面访资料。
图1　台湾民众政治知识变化趋势③
如图1所示，台湾民众对“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是谁”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从有相关调查开始一直维持在90%以上，而且有持续微幅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并不受2000年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更替④的影响。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政治人物和政党更加注重对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装和推销，而现代传媒强大的穿透力刚好是其最好的助力。
另一方面，衡量民间组织发展程度的指标主要有民间组织的数量、可支配的经费以及活动频率等。由于无法获得台湾民间组织经费和活动的量化资料，因而，本文主要是以“解严”后台湾社团组织数量的变化情况作为测量指标。虽然资料的缺失可能会影响我们分析问题的准确度，但是，“解严”后台湾民间组织在活动、经费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与其数量的增长趋势是大体相同的，因此，资料不足带来的误差还是在一定的可控范围之内。“解严”后，台湾社团组织发展情况如图2所示。由于学界普遍认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民众参与能力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文章将以此为假设，并通过对相关实证数据的探讨进行检验。
在台湾，民间组织一向被认为是社会成员了解政治体系、掌握政治知识的重要场所，其影响不可忽视。台湾地区的许多政治人物尤其是民进党政治人物一直都很注重与民间组织的互动，通常都会通过参与一些民间组织的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博得媒体版面，提高知名度。许多政治人物甚至身兼多个民间组织的领导职位。民间组织对提高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民间组织也是民众了解政治人物的重要场所。例如，在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地区的副领导人吕秀莲给人以女权领袖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就和她积极参与诸如“女权会”、“台湾妇女‘全国’团体联合会”等女权团体的活动有关。表1也证实了这种看法。如表1所示，台湾民众对政治人物认知与民间组织发展有高度的正相关性。
 
资料来源：依据“中华民国”统计年鉴和“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资料整理。
图2　“解严”后台湾民间组织发展趋势图
表1同时也表明，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了解程度与社团数量发展的相关性会弱一些，但也呈中度的正相关性。民间组织在组织动员民众就某项议题参与政治过程的时候，也是向民众传授政治制度运行知识的过程，不管是直接的传授还是通过媒体。当然，随着民主制度在台湾建立，并趋向稳定，台湾的民间组织，无论是倡导型民间组织还是服务型民间组织更多地关注具体的政策议题和相关的选举，对政治制度运转的关注度不高。民众、民间组织以及媒体关注制度运转更多地是因为某个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即便是有“澄社”、“民间司改联盟”等民间组织关注民主制度的运行效率，但毕竟是极少数。因而，二者的相关性比较低也是可以理解的。
 
衡量社会成员参与能力的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是政治参与水平，如投票率、政治活动的频率等。投票率是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状况以及民众参与能力最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台湾当然也不例外。但由于台湾各层级选举的投票率受选举重要性、政党动员、竞争激烈程度、选举议题以及派系运作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深刻，民间组织的影响力相对比较弱，无法反映民间组织对民众政治参与能力影响这一研究主题。而政治活动频率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指标。其原因主要有：1.台湾政治活动频率的统计数据比较齐全；2.台湾的政治活动大多是由民间组织发起和组织的，即便是政党的选举造势场合也经常有民间组织的身影。事实上，各政党组织或举办政治活动时，也都会主动要求相应民间组织的配合和协助。
如图3所示，“解严”后台湾社会的政治活动次数呈总体上升趋势，但波动非常大。其中，“解严”初期，台湾社会政治活动仍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中期则是最为活跃的阶段，而后期则相对回落。每个阶段政治活动的次数受当时的政治社会形势、舆论主题以及民众情绪影响很大，但是，如此众多的政治活动足见台湾民间组织巨大的组织动员能量。1994年，台湾地区高达9711次的政治活动意味着，在幅员如此之小的地方，平均每天要发生26.6次的政治活动。这与1987年的973次、1988年的904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解严”到1994年，台湾政治活动的频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由于政治活动是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一种展现形式，因此，这期间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能力在总体上也是呈不断提高的趋势，而台湾民间组织在筹备和组织这些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自然无可替代。
如图3所示，1994年之后，台湾社会的政治活动频率总体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且波动幅度相当大。这颇令人意外。但是这种变化趋势应该不是因为公民参与能力的下降。最好的证据或许是这个时期的投票率有所变化。这个时期各种层次选举的投票率一直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且有微幅上升的趋势。在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投票率更是上升到近乎疯狂的82.69%。⑤尽管民众投票率的升高并不见得就是民间组织作用的结果，但却是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或许更为合理的解释是，随着民主转型的深入，利益表达管道口径的日益扩大，民众通过政治性活动实现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大大降低。民间组织影响政治体系的方式也转向诸如施压、院外活动等体制内渠道。
 
资料来源：台湾当局行政部门“主计处”，“‘中华民国’台闽地区社会指标统计”。
图3　“解严”后台湾地区政治性活动频率图
关于民间组织对台湾民众政治参与能力影响的例子莫过于慈济功德会了。慈济功德会早期是由证严法师带着一群“欧巴桑”（中老年妇女）起家的。直到现在，中老年妇女依然是慈济功德会志愿者的主力。这个群体平时大都不关心公共事务，处于公共生活的边缘，而慈济通过宗教的感染力把这个群体引进公共生活领域，培养她们参与和组织公共生活的能力、技巧，推动慈济慈善运动的发展。⑥尽管慈济功德会有“不介入政治”的理念，尽管从慈济习得的这些参与组织运作的技巧和知识看起来与政治参与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但这些技巧和知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参与。当她们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她们从慈济学到的知识和了解到的东西，对利益诉求的表达和权益的维护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上述实证性和经验性的资料均确认了关于民间组织与台湾民众参与能力呈正相关关系的假设，但是二者的关系并不如假设的那样简单。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台湾民间组织对台湾民众参与能力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一个社会公民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而且，在现代传媒高度发达的台湾社会，媒体对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影响是民间组织难以望其项背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民间组织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尽管“解严”后台湾民间组织得到了蓬勃发展，但表5显示的情况却是，参加民间组织的民众仅有29.4%，还有70.6%的民众没有参加过任何民间组织。
二、民间组织与政治功效意识的增强
政治功效意识(the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是指“个人认为政治与社会是可能改变且自认为能造成这些改变的信念，或是在既有的政治权威下，个人具有能透过自身或与他人合作，能够改变政治或社会环境的信念”，⑦亦即阿尔蒙德和维巴所研究的“主观政治能力”。⑧兰妮(Lane)则从个人心理不同评价对象的差异，将政治功效意识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他人而言，个人自认为影响政府的能力(effective)；二是关于政治体系对个人诉求回应程度的认知(responsive)，⑨从而将政治功效意识区分为内在功效意识和外在功效意识。
政治功效意识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是衡量一个社会公民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为它对促使社会成员把政治能力转化为现实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便政治功效意识对个体的政治参与不产生影响，也会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影响。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这方面的自信是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人成为民主公民的重要条件。⑩伊斯顿和丹尼斯更进一步认为，政治功效意识是维持民主政体相当重要的要素，意味着对政治体系的普遍性支持(diffuse support)。(11)就台湾而言，由于文化传统和威权统治遗留给台湾社会的是普遍缺乏自信的政治功效意识，因而“解严”后，台湾民众政治功效意识的提高也是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重要内容。
 
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不论民间组织的性质为何，参与民间组织对于一个社会政治功效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民间组织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组织参与的训练机会和进入政治的各种备用渠道。(12)而这对于政治功效意识的提升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台湾民众的政治功效意识与民间性的社团活动有正相关关系。(13)因而本文假设，台湾民众的政治功效意识（不论内在功效意识还是外在功效意识）与民间组织存在正相关性，不论民间组织的性质为何。
表2显示的是民众参与民间组织数量和个体政治功效意识的相关程度。结果显示，台湾民众参与民间组织的数量与他们的内在功效意识和外在政治功效意识有低度的相关性，但是与内在功效意识的相关程度还是会比较高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众参与民间组织通常对个人主观政治能力的影响会比较直接一些。参与更多地是意味着相信这样一种理念，即个人可以通过参与民间组织来影响社会、影响政策过程。而外在功效意识则受当局对民众利益诉求回应程度的影响会比较大。毕竟参与民间组织以及参与民间组织的数量并不意味着利益诉求得到满足，而且公共政策对个人期望的满足总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还与民间组织的类型有关。如表3所示，职业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与民众的政治功效意识基本上不存在相关性，甚至还呈现负相关的情形（参与宗教团体与内在功效意识负相关，参与职业团体与外在政治功效意识也呈负相关）。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依据笔者对台湾民间组织运行状况的了解，这种状况与民间组织成员特质、民间团体的社会处境等因素有关。一方面，参与宗教团体的民众一般年龄比较大、以“欧巴桑”（中老年妇女）、“欧吉桑”（中老年的男人）居多。这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处于社会的边缘，政治功效意识尤其是内在功效意识当然会比较低，不仅低于民间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甚至有可能低于整个社会的平均水平。而且，宗教团体的组织文化都倾向于成员追求精神解脱，倾向于要求成员以善良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尘世，通常并不鼓励成员去参与政治。因此，关于个人能够影响政策的信念，在宗教团体成员中自然会比较淡薄。
另外，参与职业团体的民众一般并不是个人有强烈的意愿要加入，而是因为职业身份才加入的，对团体活动并不是很热衷。尽管随着民主转型的深化，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都有表达的管道，但在政策博弈中，职业团体常常是处于弱势地位。例如，劳工团体的利益诉求常常因为受到工商利益团体制约，而鲜少能够得到当局的积极回应。这种境况对其成员外在功效意识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组织类型都有利于民众政治功效意识的提升。
 
资料来源：依据胡佛与朱云汉所主持“东亚民主化与价值变迁：比较调查”研究计划2001-2002年民意调查数据整理。
而在参与政治团体、社会交流团体以及社会服务团体的民众中，这种相关性则处于一种比较正常的水平。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参与政治团体和内在功效意识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政治团体在民间组织中的比例不高，仅有8%，参与的民众也不多，但却与内在政治功效意识有如此高的相关性颇令人惊讶。究其原因，选择参与政治团体的民众一般都会认为，政治过程是可以影响的，而且政治性团体的经历也让他们切身地体会到政治过程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民间组织是如何直接参与政策过程的。这有利于增强政治团体成员关于自己能够影响公共政策的信念。
但同样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参与政治团体民众的外在功效意识并不高，二者没有相关性。这似乎与前述的状况相矛盾。但是，这也跟台湾政治团体成员的经历有关。政治团体成员对政治或者政策过程的参与经历比较多，见识过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自然对自己影响公共政策的可能有信心；但他们同时也见识到政策过程博弈的残酷和激烈，而且政治团体的政治参与比较多，碰壁的经历也会比较多。毕竟，公权力满足各方需求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台湾民众政治功效意识与民间组织依然存有正相关性。但就整体而言，相关程度比较低。而且，这种相关性因民间组织类型、内外政治功效意识而异。其中，宗教团体与内在功效意识呈明显的负相关，而政治团体刚好相反。关于外在功效意识方面，政治团体呈负相关，职业团体也呈明显的负相关。
三、民间组织与社会资本的提升
帕特南(Putnam)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featur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uch as trust，norms，and networks，that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ciety by facilitating coordinated actions)。(16)通过对意大利南北地区政府绩效差异的比较，帕特南发现，诸如邻里组织、合唱队、体育俱乐部等横向的公民网络能够产生并增进社会资本容量。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具有自我增强性和可累积性，不仅可以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促进公民之间的合作，而且能够使民主运转起来。(17)尽管社会资本对民主运转的意义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18)但许多文献还是肯定其积极作用。
帕特南认为，与各种垂直结构的传统组织相比，民间组织尤其是各种志愿性组织和非营利组织更能够促进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更能够增进社会资本容量，因为民间组织内部的平等互惠关系更有利于信息的流通与合作的进行；(19)另一方面，民间组织肩负的各种“使命”通常都带有人文关怀的色彩，均强调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责任。这些理念对于促进社会的信任与合作，增进社会资本的容量是很有帮助的。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假设，台湾民间组织的发展对台湾社会资本容量的增进是有正相关作用的。下面，本文将通过由胡佛与朱云汉所主持的“东亚民主化与价值变迁：比较调查”研究计划的民意调查数据为基础的交叉分析模型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在展开实证性检验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社会资本的量化指标进行探讨。在帕特南的上述定义中，社会资本容量可以依据三个主要指标进行量化衡量：规范、信任以及网络等。由于社会规范是一个难以测量的概念，无法作为社会资本量化分析的指标，而网络似乎是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测量指标。但网络包括正式的组织网络和非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是难以进行准确测量的。而且，正式网络的测量似乎与民间组织有高度重合，本文有陷入同义反复的危险。而信任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概念，因为信任是社会资本自我增强系统的核心要素，而且能够进行量化测量。(20)
如表4所示，就总体而言，有39.5%的台湾民众持信任的态度，另有57.7%的民众持不信任的态度。这显示台湾社会的互信还是比较缺乏，社会资本容量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民间组织成员的信任感在台湾社会整体水平之上，比非民间组织成员高2.8%。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参加一个或者两个民间组织民众的社会信任感分别为47.4%、51.2%，远高于“未参加”民众的37.8%和整体的39.5%。参加三个及三个以上民间组织的民众中仅有42.9%的民众持信任的态度，并不比参加一个和两个组织的民众高，但仍高于整体的39.5%和“未参加”的37.8%。这颇令人感到意外。通常，参加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组织的民众更多的是政治人物或者职业社团领袖。这个群体参加民间组织更多地是因为职业或者政治利益的考量，自然无法形成太高的人际信任，但这并不影响民间组织成员与一般社会成员在信任感方面的差异。由此观之，在台湾，民间组织的发展对社会资本容量的增进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民众的社会信任感和参与民间组织的数量并不是完全表现出正相关性。
如果说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台湾民众社会信任感和社会资本的增进有积极意义，那么，民间组织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不同民间组织类型成员社会信任感的差别中得到。如表5所示，职业团体和政治团体成员的信任感仅有40.4%和39.4%，略低于民间组织成员整体的40.6%，但仍高于“未参加”的37.8%。其次，社会交流团体、社会服务团体以及宗教团体成员的信任感远高于整体的39.5%和民间组织成员总体的40.6%。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通过对以上几种民间组织特征和运行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与民间组织的内部权威结构、成员互动方式以及组织信念有关。首先，民间组织的内部权威结构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解严”后，台湾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大量出现，但是，相当一部分民间组织是由威权时期体制内组织转型而来的，垂直权威的色彩还是比较浓厚。职业团体就是典型的例子。许多台湾的职业团体都是由前体制内组织转化而来。这些组织尽管没有以前那么浓厚的官僚色彩，但是，官僚气息和垂直色彩依然或多或少存在着。政治团体则是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台湾的政治团体大都受制于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政治人物，通常是政党或者政治人物政治动员的工具，垂直权威色彩也比较浓厚。例如，“福尔摩沙”基金会就是陈水扁掌控的政治外围组织、“李登辉之友会”更是李登辉经营个人政治势力的平台。在这两个组织内部，陈水扁和李登辉的绝对权威是毋庸置疑的，其他成员都必须要服从于二人。而社会服务团体和社会交流团体一般没有如此浓厚的垂直权威色彩。由于垂直权威不利于成员之间的信息流通和互惠规范的建构，因而对社会资本的增进起到很大的制约作用。其次，成员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社会交流团体、社会服务团体以及宗教团体成员之间的横向互动会比另外两种类型频繁一些。社会交流团体更是特别强调团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倾向于组织一些联欢、娱乐以及运动等集体活动。这有利于增进团体成员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最后，组织信念的影响。这一点从宗教团体成员享有高度的人际信任感就可以发现了。台湾的宗教团体一般都倡导普世的人文关怀、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等理念。这不仅有利于社团内部形成一种和谐、信任与融洽的互动氛围，也能够增强人际信任。例如，佛光山关于“人间佛教，佛光净土”、“促进普世和慈”的理念对其成员的感召和影响就相当大。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台湾社会的资本容量与民间组织存在正相关性，但是这种正相关与民间组织的类型密切相关。其中，社会交流团体、社会服务团体以及宗教团体成员的人际信任感会比较强，而政治团体和职业团体则会比较弱。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组织与台湾公民文化的变迁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二者的关系远比简单的线性关系复杂，因为二者的相关程度因民间组织的类型、内部权威结构、成员互动方式以及组织信念等因素而异。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公民文化成长的正相关关系，并不仅仅源于民间组织对公民文化成长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也源于后者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或许用双向互动来形容二者关系是最为恰当的。
民间组织作为一种民主实践的平台，对于台湾民众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政治功效意识的增强以及人际信任的增进都是很有帮助的。因而，我们相信，随着台湾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随着台湾民众民主实践的发展，已经在台湾社会扎根的公民文化将很可能会在这块土地上茁壮成长，从而能够使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持续下去。
但当然，我们对民间组织推动台湾公民文化发展的作用也不宜过于乐观。事实上，仅有三成的台湾民众有参加过社团的经历，还有高达七成的民众并没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台湾公民文化发展所依托的是缺乏民主传统却有长期官僚专制传统的社会土壤。此外，台湾民间组织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类型民间组织的发展都有利于台湾公民文化的成长。事实上，许多台湾民间组织的血管里还是流淌着官僚专制传统的血液。通过本研究可以认识到，与纯粹的民间组织发展相比，民主实践的机会对于公民文化的成长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George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Changing World, 2nd ed., Oxford: West View Press. 1998. p.45.
②杨鲁慧：《非政府组织：东亚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新角色》，《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7页。
③详细资料和详细分析请见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
④2000年前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是连战，2000年后为吕秀莲。
⑤详细资料请见http://www.cec.gov.tw/。
⑥张培新：《台湾宗教组织运作社会资本考察：以慈济功德会为例》，台湾《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期刊》，2006年第十四卷第一期，第144-145页。
⑦Weissberg, Robert.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Illus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7, No.2. 1975. pp.469-87.
⑧⑩(12)阿尔蒙德和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70页，第171页，第282页。
⑨Lane, Robert E.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59. p.159.
    (11)Easton, David and Jack Dennis. "The Child's Acquisition of Regime Norm: Political Efficacy". American Science Review. 1967.61:25-38.
    (14)(15)(21)(22)林聪吉，杨湘龄：《台湾社会资本的分布及其民主效果》，台湾《东吴政治学报》，2008年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13)黄慕也，张世贤：《政治媒介借由政治效能、政治信任对投票行为影响分析——以2005年选举为例》，台湾《台湾民主季刊》，第五卷第一期，2008年3月，第51页。
    (16)(17)(19)Putnam, Robert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ew Jers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p.167, pp.167-180, pp.167-180.
    (18)吴乃德：《搜寻民主公民——社团参与的理论与实务》，收录于丁赞等著《公共领域在台湾：困境与契机》，台北：桂冠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177-214页。
    (20)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事实上是把信任概念界定为社会性的人际信任，因而美国“世界调查”项目就把该概念转化一个可测量的问题：“一般来说，您认为大部分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来往小心为妙？”在我们引用的胡佛与朱云汉所主持“东亚民主化与价值变迁：比较调查”研究计划的民意调查数据，亦是采用这种提问方式。^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