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期
【作者简介】沈惠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管理学博士
 
 
目前学界研究台湾地区的民主转型问题，一般着眼于台湾岛内“民主化”历程本身，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2年。这一时期，岛内政治以维持国民党集团的独裁统治为主要特征。但是，台湾当局此间也在岛内推行了一定的“有限度的民主”，主要表现为推行“有限的选举”，例如对市、县议员和部分市、县长的选举，台湾省“议会”的选举，以及“立法院”、“国民代表大会”的补选等。第二阶段从1972年到1988年。自台湾当局推行所谓“革新保台”之后，尤其是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后，“本土化”进程开始启动。在此阶段，通过“本土化”运动和蒋经国晚年推出的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等一系列措施，台湾社会实际上进入了“半民主”阶段。第三阶段从1988年李登辉执政开始及随后推行宪政改革时期，属于台湾“民主”的转型期。在此阶段，台湾执政当局历经五次“宪政改革”，废除了“动员戡乱体制”，全面改选了“中央民意代表机构”，修订了“宪法”，确定了“总统”选举方式并加强了“总统”的职权。第四阶段从1996年开始至今，属于台湾“民主”的巩固时期。“民主”得到巩固的最集中体现就是1996年实现了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并在2000年顺利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①2008年台湾岛内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台湾的“民主”巩固得以常态化。而台湾地区的这种民主转型是和美国对台政策密切相关的，对此，一些美国人毫不讳言地声称：“民主台湾的出现是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实力与影响力持续作用的结果。”[1]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因此而繁荣昌盛，“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奇迹和民主成功的范例。台湾的成功，又为以下主张提供了极好的、令人鼓舞的证据，即民主与中华文化是相融的，它的范例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和长远的意义”。[2]这种不打自招式的告白值得进一步的关注和思考。美国究竟为何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的真实意图对台湾民主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就是下文要重点分析的内容。
一、美国推动台湾民主化的历程
纵观半个多世纪来的美国对台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推动和扶持下的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大致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民主改造台湾”的设想从酝酿到最终确立、70-80年代促进台湾“民主化”的努力从付诸实施到逐渐明朗化，到90年代以后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鼓励和维护台湾的“民主制度”并发挥台湾“民主制度”对中国大陆的样板作用。
第一阶段，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蒋氏父子的统治下，台湾政治上一直处于集权专制状态，与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不相符，也与美国民主、自由的观念相悖，从而使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与台湾建立起“正常的”、符合美国习惯的沟通渠道。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和其不按美国规则行事的做法也时常破坏美国的设想，以至于美国无法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和利用台湾。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台湾战略价值的发挥，从而影响了美国的利益。正因如此，早在1951年5月，美国政府就明确提出要“促使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变革”。[3]但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由于反共重于一切，虽然美方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不满，但出于维护台湾当局民心士气的需要，美国并未利用美援作为杠杆，向其施加太大的压力，要求其进行政治改革。“蒋介石政权钳制言论自由、封杀民主政治的举措，华府虽有微词，但未敢大声谴责，在山姆大叔的眼中，反共重于一切，独裁专制尚可容忍。”[4]
进入肯尼迪时期，美国决策层对台湾和国民党当局的定位开始发生变化。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此时决策层中多数人不再认为国民党当局能够重回大陆，取代共产党的统治，而是认为国民党偏安台湾的状态已经难以改变了。相反，塑造一个所谓“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新台湾，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1961年10月26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出台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中，在第F章第33条讲述了美国对台湾政治走向的目标。这一条谈到，美国行政当局要“继续运用美国的影响力和援助影响台湾，……适时地推动台湾出现一个以大众支持为基础的政府”。可见，促使台湾实现“民主化”是肯尼迪当局上台时既已确立的目标。民主化从此成为美国关于台湾岛内演变的重要目标。肯尼迪时期三份主要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即1962年3月26日的完整版，1962年8月2日的简化版和1963年3月25日的国防部修改版，都谈到“我们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和援助，推动台湾以大众支持为基础的政治进程”。1964年9月11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委员会出台的对台政策报告更是对台湾“民主化”的目标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份报告一方面谈到对台湾实现民主化的期待，另一方面还就美国政府为实现台湾“民主化”之目标可以采取的手段等作出了最详尽的论述与设想。[5]随着这份文件经由国务卿腊斯克的批准而生效，美国把促进台湾“民主化”正式排上政策日程，准备实施。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意识到“宁可要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影响中国大陆，而不需要一个专制独裁的台湾刺激、对抗大陆”。美国的对台政策也由此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由“支持台湾国民党以武力对抗大陆，转变为支持台湾当局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化和多元化影响和牵制大陆”。[6]换句话说，一个亲美独裁的台湾政权已经不再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此时的美国需要能够体现其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样板政权来显示它在意识形态上对全世界的影响力。独裁的国民党政权不仅引起了台湾岛内民众对当局的强烈怨恨，而且破坏了美国的形象。随着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利益倾斜，美国无法再继续容忍国民党的集权统治，开始调整其对台政策，于是改变台湾政权的专制独裁性质成为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目标。进入80年代，美国开始不断增加对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敦促其进行政治改革。“国民党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都必须依赖美国，必须尽力对美国朝野推销台湾比中国内地更为‘自由’、‘进步’的形象，因此，迫于美国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多次宣称要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7]
第三阶段，冷战结束后，前苏联这一战略对手的解体，为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大好机会，也为美国推行“民主、人权”战略，实现“美国治下的民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邓小平指出，“(以美国为首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道路”。[8]为了建立“美国民主治下的世界秩序”，后冷战时代美国历届政府都竭力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式”的民主，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而台湾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尤其是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然是美国在亚洲推行“民主、人权”战略的重点地区。美国在台湾推行“民主、人权”战略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目标在台湾的实现程度，也关系到美国在亚洲推行“民主、人权”战略的前途，因而美国十分重视台湾的“民主化”进程。[9]
总之，“美国在台的最主要利益与政治关注——即在台湾出现一个自由、民主政体——有关，而与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无关。”因此，“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鼓励台湾沿民主路线演化”。[10]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抛弃”了的台湾当局迫于形势开始对政治制度进行较彻底的改革，使台湾至少从形式上开始逐步向西方民主制度靠近。不仅如此，当时的台湾当局还认为：“‘中华民国’已在台湾创造了基于三民主义思想成功的经验，这种‘台湾经验’不仅对中共政权构成了严重冲击，也成了大陆迈向民主自由的催化剂。”基于这种认识，台湾当局提出“政治反攻大陆”，企图以推广“台湾经验”来达成影响中国大陆的目的。[11]由此可见，塑造一个所谓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并且在价值观念上相仿的新台湾，成了美国进一步发挥台湾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美国极力促进台湾民主转型的重要原因。
二、美国推动台湾民主化的意图
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更重要的还在于台湾可以作为“西化”中国大陆的跳板与前沿。前苏联、东欧解体后，美国“和平演变”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大陆。在美国心目中，台湾俨然成为中华文化圈内实行民主的楷模，是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效仿的榜样。而且，台湾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比远隔重洋的美国更具有直接影响力，是美国实施“西化”中国的理想角色。“在美国的施压和推动下，台湾通过‘宪政改革’基本确立了美国式的民主模式，实现了‘总统直选’，政治体制开始在民主的程序下运作，台湾也因此成为美国在亚洲推展‘民主的样板’，成为美国‘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盟友’。”[12]这样，可以利用台湾的“民主经验”、“民主成就”向中国大陆展示所谓西方“民主”，以影响中国大陆的变化。这就是美国所强调的台湾所拥有的“民主价值”。[13]
事实上，美国把台湾当做对华推行“民主”价值观念的前沿阵地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在冷战时期从遏制中国的现实需要，美国政府并没有真正利用美援杠杆来推动台湾的政治改革进程。随着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逐步改善，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一方面，美国不断敦促台湾当局推行美国式的政治制度，要求其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实行“多元政治”、“多党竞争”等，并以此作为继续支持台湾当局偏安局面的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具有特殊的渊源，与美国相比更具有直接的影响力。因而，美国希望通过加强与台湾当局的合作来影响中国大陆，达到推行“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后冷战时代美国对台政策更加突出了“台湾经验”的作用。“为确保台湾的‘民主成就’和经验能持续对大陆发挥‘示范效应’，美不仅高度赞赏和吹捧‘台湾民主’，还以台湾的‘民主体制’向大陆施压，要求大陆与台‘民选领导人对话’。”[14]美国盘算的是，以台湾“民主”的发展拉大两岸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距，造成“民主”的台湾与“专制”的中国大陆相对立的情形，以所谓“民主和制度之争”为借口，[15]抗拒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总而言之，在美国对华战略中，保持对台湾的控制不仅有着军事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即台湾成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牵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筹码；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也具有同样的重要利益。意识形态上，美国可以利用台湾的所谓“民主、自由”向中国大陆施加压力；政治上，美国要对中国进行渗透，实施“和平演变”，颠覆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直接对中国大陆施加影响的前进基地，而台湾恰恰是最合适的选择：台湾的“政治发展经验”是美国演变中国大陆的“利器”。“台湾的价值很大……它不但创造了经济成就，也在政治发展上相当迅速，更且他们为大陆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之途。”[16]尤其在香港、澳门已经先后回归祖国的情形之下，台湾在这一点上的作用就更为突出，美国试图将台湾树立为一个“和平演变”的样板，以所谓“台湾经验”引导中国大陆走向资本主义。由是观之，美国对台湾民主化的推动并非真正是为了台湾的民主和自由，而是为了用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影响、演变中国大陆。[17]美国企图借助台湾与祖国大陆一衣带水的地缘环境，利用台湾与祖国大陆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以在台湾推行民主化的经验来影响大陆的改革方向，达到“以台制华”、“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目的。
三、美国意图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来看，本质上，台湾地区所谓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植入性、依附性甚至是功利性的民主。就台湾本身而言，其民主是在美国压力之下强加进来、不得不为的结果，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依附于美国的民主。从美国来讲，压迫和扶持台湾实现民主转型，更多的是为了其“和平演变”中国大陆的目的。换句话说，美国的真实意图是以台湾的局部之变促中国大陆整体之变，以台湾的先行之变促中国大陆后来之变，亦即通过对台湾的“民主化改造”来促进中国大陆迈向“民主化”，最终实现“演变中国”之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解读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下面择其荦荦大端者分析之。
首先，2000年5月民进党的上台执政标志着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进入了“民主巩固”时期。然而时至今日，台湾的民主巩固却陷入了困境：民主的形式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民主的品质却不断恶化，以至于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把目前台湾现行的所谓民主称为“恶质民主”。例如社会撕裂，族群关系紧张，公民理性缺失，一些民众和社会团体以所谓“民主”为挡箭牌，公然藐视司法，动辄暴力相向，侵犯他人权利。即便最能体现台湾民主化成就的选举制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更多的也只是其工具意义而非价值意义，台湾人民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福气尽情享受这一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其支配。有学者不无痛心地指出：“这(民主化)是一只潘多拉盒，飞出来的是一种叫做选举的鬼魅，它的逻辑与精神即是毫无节制的权力争夺，渗透到几乎是台湾社会的各个领域，选举与非选举时期皆然。……或者可以换个比方：现时期的政治状态其实是身穿蓝绿球衣的作为美式足球球员的政治人物对失控的权力之球抢成一团，背景则是因过度兴奋而被愚蠢化的媒体与观众。”[18]上述之例，足以说明民主在台湾的发展已经被严重扭曲，形式的进步遮掩不了民主内涵的苍白和民主品质的恶化。一言以蔽之，民主政治在台湾岛内被简化为“选举政治”，或曰：“万般皆下品，惟有选举高。”
追根溯源，西方式民主政治本身存在诸多弊端如“选举主义的谬误”和“自由选举的陷阱”，即在政治实践中，人们常常将选举本身等同于民主，认为只要赢得了选举的人也就变成“人民意志”的代言人与执行者了。简而言之，在当今世界，“选举”几乎就是“民主”的同义词，这样的认知是不健全的。更甚者，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不是自然演绎的产物，而是美国压力之下的仓促之举、移植之物，例如美国多次以“民主化”作为继续支持台湾当局的前提条件，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利用台湾对其依赖程度的加深，从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力图让台湾岛内政治发展朝着美国期望的方向变化。但不幸的是，台湾地区目前仅仅学到民主的形式，把民主变成“政治投票”并将其“发扬光大”，由此给台湾社会带来种种纷争。
其次，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统“独”之争。本来，台湾地区实现民主转型符合岛内民众当家做主的愿望，与统“独”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做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19]但由于一些“台独”势力和分子的操弄和炒作，“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分野、统与“独”的冲突却长期成为台湾岛内压倒一切的政治议题，族群诉求掩盖了民主诉求，民主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所谓民主政治表象的掩盖下，以民进党为主体的“台独”分裂势力曾在其执政时期将台湾政治导向了一条令人担忧的发展道路，它引导台湾走的不是一条增加人民福利和安全的正路，而是一条撕裂族群、分化人民，进而分裂国家、加剧两岸紧张的邪路。民进党往后如若再次上台执政，这样的前景仍将令人担忧。“台湾依附政治的内在逻辑是，强调台湾是与美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民主国家’；凸显中国大陆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和冲突；论证台湾在美国对华战略中存在‘巨大价值’；博得西方国家对‘台独’分裂行径的认同和支持。质言之，以民进党为主体的‘台独’分裂势力依附西方，归根结底是为了挟洋自重，抗拒统一，推动‘台独’。”[20]而就美国而言，它既要支持“台独”运动，又要控制其程度。“台独”意味着战争，势必造成中美两国的直接军事对抗，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也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若是中国大陆取胜，美国必将失去台湾这一影响中国大陆的“民主样板”。而以中国大陆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如果失去台湾这一“民主样板”，美国要演变中国大陆的难度必增无疑。所以，美国是不会让“台独”得逞的，因为这不符合美国最终的战略需要。比较可行的做法是，既利用“台独”来牵制中国大陆，又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总之，“台独”不是美国最终追求的目标，其终极追求是整个中国的改变，这才是美国在“台独”问题上的真实意图。
美国的“功利性”意图对台湾岛内民主政治的影响极深且巨，它使得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的族群对立、统“独”之争至今仍未停息，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美国扶持下的“台独”分裂势力常常刻意煽动台湾岛内的省籍、族群矛盾。“在‘台独’势力的恶意煽动下，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演化成社会族群间的对立，而在激烈的选举中，民粹式的政治参与又容易搅动这些族群矛盾，使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情绪加大，造成了社会的分裂，不仅破坏了台湾社会的团结和稳定，而且使台湾的发展长期停留在族群社会阶段，民主制度建构所必需的公民意识、公民文化严重缺失。”“在‘台独’势力的有意煽动下，‘省籍矛盾’演化成了社会族群间的对立，乃至被扭曲成了‘国家认同问题’，即认同‘台湾(国)’的‘台湾人’和认同‘中华民国’的‘中国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属于地域冲突的矛盾被‘升华’为‘国家’冲突，从而造成了台湾所特有的民主化误区。”[21]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统“独”议题依然难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台湾民众仍将生活在族群对立、统“独”对抗的漩涡之中。
最后，美国因素的影响深入到台湾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使台湾社会弥漫着“崇美、媚美、唯美”的气氛，从而台湾人在感情和心理上对美式自由民主的信仰日渐深刻，不少台湾人甚至直接认同美国政治文化。[22]尤其是当代台湾崛起的一大批政治精英，如李登辉、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等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返台的留美学生。80年代中后期，这些人成为台湾政界的领导人物，他们对美国的信仰与膜拜推动了美式民主自由制度在台湾的传播，久而久之台湾社会形成了“唯美国是尊”的氛围。在这种情形之下，台湾的政治精英一味沉湎于政党轮替的迷思，刻意模仿美国模式，一味照搬美国制度，致使台湾地区丧失了民主发展的独立性。
究其原由，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是按照美国的意愿，在美国的压力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美国的烙印，处处都有美国的影子。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时时刻刻影响着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美国一向标榜支持台湾民主，一直视“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其长期支持台湾的关键，而且台湾的民主化程度越深，受到美国支持的程度也就越高。但事实上，台湾越是得到美国的支持，其所谓的民主政治对美国的依附性就越深，从而越缺乏独立性。而强行复制美国模式，并非台湾长远发展之福。这是因为，台湾政治依附西方的特质决定了台湾终究摆脱不了充当美国战略棋局中一颗棋子的命运。简言之，美国强行按照自己的意志推动台湾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并企图借助“改造出一个民主的台湾”作为演变中国大陆的主要途径，这是台湾社会之大不幸。台湾如果甘愿继续依附于美国，竭力显示其在美国“以台变华”战略中的特殊重要性，除加剧两岸关系紧张之外，绝不会有利于其所谓“民主政治”的提升。相反，台湾民众如果认清美国的真实意图，并极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和抵消美国的控制，必将有助于发展具有自己本身特色的民主政治，也将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带来福音。
四、结语
尽管我们强调内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台湾这样一个对外界依附性较强的移民社会来讲，在多数情况下，外部因素往往对其社会的发展变迁起着更为重要的直接推动作用，甚至在某些时期的某些方面超过内部因素的影响力。外部因素一方面促进了台湾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现代化，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台湾政治文化的异化和混乱，甚至成为少数政客用来愚弄人民、谋求个人政治权力的政治工具。[23]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不容忽视，尤其是美国推动台湾地区民主转型背后的真实意图更应值得重视。长期以来，台湾当局拒绝统一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海峡两岸在民主化方面的差距。台湾的政界和学界也广泛认为台湾的民主对中国大陆会产生一种“灯塔效应”，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照亮道路。这种“功利性”意图导致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局限。台湾地区所谓的民主政治，长期以选举为核心，其实只能说是民主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些年的实践表明台湾“民主化”这条路走得很不顺当。祖国大陆民众也发现台湾这个民主“灯塔”的光芒并不明亮，甚至有些昏暗，别说照亮祖国大陆前进的方向，就连台湾自己的前进方向都迷失了。“从令人困惑的台湾民主形态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民主化过程中的制度选择是一个攸关民生的大问题。如果仅仅满足于挥舞民主的大旗，不对各种民主类型的利弊和适用条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那么在贸然进行的民主化进程之中，必定会旧弊未除，新乱丛生。”[24]最后，我们真诚希望“台湾社会能尽快摆脱现在这种尴尬的民主状况，走出民粹政治的迷思，全面提升台湾民主的品质，实现台湾社会的重新整合，并与大陆实现理性互动，互相提携，全面合作，共创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共荣的两岸关系，为两岸人民造福”。[25]
注释：
①关于台湾“民主化”进程几个阶段的划分，参见：Linda Chao and Ramon H. Myers，“How Elections Promoted Democracy in Taiwan under Martial Law”，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June， 2000， pp. 387-409.
 
 
 
 
 
【参考文献】
    [1][10]John W. Garver,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 164、pp. 165-164.
    [2]Zbigniew Brzezinski, “Living with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 p. 13.
    [3]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l卷，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54页。
    [4]唐耐心：《不确定的友情：台湾、香港与美国，1945至1992》，新新闻编译小组译，台北：新新闻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5页。
    [5]FRUS，1964-1968，Vo1. XXX：China，Document48，pp. 86-94；忻华：《羁绊与扶持的困境：论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对台政策(1961-196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8-510页。
    [6][17]姜南扬：《台湾政治转型之谜》，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95、201页。
    [7]林震：《试论台湾民主化的动因》，《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9]杨永斌：《冷战后美国在台湾的意识形态战略利益》，《当代亚太》2001年第9期。
    [11]常燕生、辛旗主编：《转型期的台湾政治》，北京：华艺出版社，1990年，第198、201页。
    [12][14]刘佳雁、潘飞：《浅析美国对台政策的“民主困境”》，《台湾研究》2007年第5期。
    [13]戚兴元：《中美在台利益博弈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5]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年2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www.gwytb.gov.cn/bps/bps_zgty.htm。
    [16]冉亮：《费正清谈中国问题》，(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12月12日，第7版。
    [18][21]许开轶：《解析“台湾民主”的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19]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1993年9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网站，http://www.gwytb.gov.cn/bps/bps_zgty.htm。
    [20]钮汉章、李锦春：《台湾地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劣质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1期。
    [22][23]刘国深、李炜：《影响台湾地区政治文化变迁的外部因素分析》，《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3期。
    [24]顾昕：《台湾民主政治的迷惑与启示》，(新加坡)联合早报网，2002年1月4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taiwan/pages4/taiwan040102.html。
    [25]张维为：《台湾“民主”的困境、原因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台声》2007年第10期。^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