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台湾研究》2010年6期第24～29页
【作者简介】陈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港澳法研究所副所长、助理研究员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取消党禁后，随着政治转型进程，台湾政党政治的结构演进也逐渐加速。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湾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学界多认为台湾的两党制已经基本成型。从形式上看确实如此。不过，台湾的两党制显然离稳定和均衡的两党制还有一定距离。
一、对立性的两党制
两党制政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两个主要政党，这两个政党获得执政的机会相当均等，其它政党也存在，却基本没有获得执政权的可能。①有学者在分析台湾的政党政治时对两党制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性定义，认为“两党制”有三个限定条件：存在两个主要的政党；两党轮流上台执政；轮流执政有选举的法律保障。②政治学理论大都认为，政党体制的核心是执政权问题，各个主要政党通过竞争性选举角逐执政权。所以，两党制的核心特征是两个政党“轮流执政”。
台湾政坛目前在形式上确实呈现出两党制的格局。民进党自1986年成立以后，其支持度就一直在缓慢上升，成为台湾政坛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国民党垄断政治资源分配主导权的局面逐步被打破。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民进党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在民进党执政八年过程中，台湾两个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均开始了内部整合。由于泛蓝和泛绿内部的支持结构同质性非常高，两个大党快速地排挤了各自阵营内部的小党，亲民党、“台联党”先后泡沫化，目前在台湾政坛上已经难以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在制度安排上，随着“立委”选举并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推行，小党的生存仅有理论上的可能性。2008年，民进党下台，台湾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形式上更加强化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基本态势。
但是，说台湾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和均衡的两党制，则言之过早。在唐斯的模型中，两党制大致可以分为趋同性的两党制和对立性的两党制。③趋同性的两党制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④对抗不是特别激烈的国家与地区，投票人偏好使他们的分布是以意识形态光谱的中央为中心的正态分布，两党的诉求向中间靠拢的可能性就非常大。相反，如果投票人倾向于在意识形态的两端附近集中，政党就不会轻易向中间靠拢，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出现比较极端的政党诉求。⑤相比较而言，趋同性的两党制比较稳定，轮流执政造成的冲击不大。萨托利认为，“轮流执政”只能意味着两个大党之间的差距足够小，或者说有足够的信誉，可以期望在野党有机会把执政党赶下台。⑥这种情况一般在异质性比较小的社会中更容易出现。对立性的两党制属于不太稳定的两党制，轮流执政可能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不幸的是，台湾的两党政治基本上属于后者，选民在意识形态⑦两端集结的现象比较明显。所以，时间推移和选举实践的增加并不一定造成趋同性的两党制。⑧
台湾的两党制从目前来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两个大党坚持意识形态的强度不同。民进党有较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台独”理念和政策作为价值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而言，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民进党在政治动员中更强调对抗性。其次台湾的两党制目前还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台湾的两党制是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环境中发展而来的，现在过渡阶段并没有结束。自90年代以来，国民党进行了持续的转型，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该党的转型包括了价值的重新建构以及组织的再造。正是因为两个大党之一的国民党还处于剧烈变化当中，所以台湾的两党制也不可能稳定。其三两个政党都有相对稳定的支持群体(基本盘)，这一支持群体与政党形成了共生关系，使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诉求的硬度增加。不过，从长期的趋势来看，两个政党的基本盘也存在着缓慢的变化，呈现出“蓝消绿长”的态势。⑨其四在台湾的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大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民进党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差异是两党区隔的重要方面，两党围绕着大陆政策进行的角力也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同时，随着台海局势的变化以及大陆对台海格局主控能力的加强，大陆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会日益增加。
在对立性的两党制中，如果意识形态两端的力量势均力敌，在遵守民主规则的前提下，也有可能出现对抗性平衡，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过一般而言这种平衡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就台湾社会而言，这种平衡的打破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两个政党价值系统的建构及其对台湾民众价值认知系统的影响。这关系到这两个政党是否可以与台湾民众的价值诉求相吻合，以及能否取得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两个政党均是围绕“台湾主体性”和“台湾主体意识”建构自己的价值系统。不过相比较来说，国民党的“主体意识”诉求集中于经济发展层面，强调“以台湾为主、对台湾有利”，而民进党则聚焦于“国家认同”层面，强调将“台湾主体意识”与“台湾主权”相联结，建构起完整的“台独”论述。未来哪一个政党的价值论述可以成功改造台湾民众的政治认知，哪一个政党就可以打败对手成为主导性政党。
二是两个政党组织动员能力对比变化。自90年代以来，国民党日益向选举机器的方向发展，和民进党的同质性不断加强。但这不意味着这两个政党没有区别。国民党比较擅长打组织战，而民进党主导议题的能力非常强。一般而言，政党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动员模式，与该党在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现在政党手中掌握的政治资源以及政党对当前形势的基本判断都是有关系的。国民党偏重组织的动员模式与该党在威权时期经营地方派系的历史经验有密切关系，民进党偏重议题的动员模式与该党利用理念进行政治动员的历史记忆有关。不过，政治动员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动员模式的延续与否取决于该模式的有效性。目前国民党由于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少，偏重于组织战的动员模式受到了严重挑战。如果未来国民党在动员能力上不能提高，发展前景堪忧。
在对立性的两党制中，冲突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两个政党来说，由于支持者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两端，所以无论是哪一个政党上台，其政策都难以使另一个政党支持者满意。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下政策导向的投票行为是比较少的，而意识形态导向的投票行为反倒是主流。目前台湾政坛上出现的诸如民进党抗争的“焦土政策”、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行为以及选举中对敌对阵营进行的人格谋杀等，在对立性的两党制中均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两党制很难将政治引向良性发展的方向。
二、台湾对立性政党政治形成及强化
台湾对立性两党制的直接原因是政党认同的两极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政党认同两极化的趋势较为明显。所谓“政党认同两极化”，是指在台湾社会的政党认同光谱上，民众的支持分布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两端，整个社会的政党认同取向呈现出双峰分布的特点。在竞争性选举的情境中，选民支持呈现出的双峰分布态势决定了政党政治的基本样态。以政治人物的行为风格与支持群众认同之间的关系为例，支持群众的分布态势甚至直接决定了政治人物的心理特征及行为方式。⑩如大家所见，台湾政坛上政党斗争的异常激烈，基本上每次选举都是生死之战，与这种对立性的政党认同是有关联的。
台湾社会政党认同两极化格局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既受到威权时期历史记忆的影响，也受到政党和政治人物论述建构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政治人物对历史论述的建构对政党认同的形成所起作用相对较大。它为历史记忆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支持民众相信的解释，同时也为选民的情感依托寻求到了理论化的形式。台湾政治人物据以进行论述建构的质料主要是两类矛盾：族群矛盾和统“独”矛盾。
从学理上说，族群的特质存在于群体的身体、语言、历史、宗教与民族性中，所有的这些面向均会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就实质影响来说，它不是种种因素的累加，而是在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加乘效果。(11)族群特征的自我标定需要不断强化族群区隔。有学者认为，台湾的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族群政治”的歧途。一些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治力量为获支持，通过唤起族群集体悲情记忆来动员群众，以被剥夺的危机感来刺激选民，进而将这样一批情绪化支持者固化为政党的“基本盘”。民众对政党的认同和选择，情感因素占据主要成分。族群政治打破了在成熟民主社会中以议题结盟的游戏模式，而出现近乎永久性的结盟。(12)可以认为，自50年代以来台湾的党外运动发展就是在族群斗争和族群支配下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背景下展开的。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社会的族群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反而不断强化，以“本省人”与“外省人”区隔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本省人认同”，成为民进党巩固支持者重要手段，借政治斗争中族群界限的不断强化建构了二元对立政党认同的心理基础。泛绿势力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族群议题的操弄，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具体手法不同而已。例如，由于“爱台湾”与“不爱台湾”的二元对立论述已经臭名昭著，所以在2008年的最高领导人选举动员中，民进党采用了隐性语言进行族群分化。相较而言，显性群族语言易遭致民众反对，但隐性族群语言不直接用负面、污辱性字眼，欺骗性更强。
统“独”矛盾也一直是李登辉以降诸多政治人物分化政党认同的重要工具。自李登辉时期台湾开始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政治”以后，在政治人物的刻意操作下，“台湾由国民党戒严时期的大中国化逐渐偏向去中国化的另一种极端，在认同混乱的态势中，一部分民众转认同民进党的分离意识形态。这部分人构成了民进党基本教义派的基础。”(13)在李登辉和民进党不遗余力地推动“去中国化”运动和操作两岸关系的背景下，在国家认同问题上，政党认同的政治区隔功能日益加强，进而异化为台湾社会政党认同两极化倾向的主要分歧点。
同时，选举制度的调整强化了两党制的对立性格。制度主义认为，政治制度是持久的政治实体，它们一般不会因为政治行为者的意志而立刻改变。这是所有政治制度分析流派的核心原则。(14)在制度主义视角下，政党政治受一定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对于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样态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包括政党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政党的伦理观念以及基本组织形式等。同时，制度演变与政党政治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互相推动和影响的过程。毫无疑问，制度会影响政党的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但反过来说，政党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力图强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制度，改变对自己不利的政治制度。
选举是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选举制度对政党生态的影响是刚性的。目前台湾的选举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各级地方行政首长选举所使用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二是“立委”选举中采用的结合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的“单一选区两票制”；三是“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制”，主要存在于“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总体来看，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是占优势的选举制度。
按照法国学者迪维尔热的观点，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下容易形成两党对决的局面，选票倾向于向两个主要候选人集中。(15)也就是说，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的设计对大党是有利的，而对小党则极为不利。(16)除非具有强大的地区性基础和有力组织，小党基本没有当选的可能。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在“立委”选举中，由于台湾采用的是并立式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其比例代表制的部分并不能给小党提供更多的生存空间。于是，在台湾的“立委”选举中非常可能产生“选票转移”现象，即选票向同质性政党转移，在台湾表现为新党和亲民党的选票向国民党流动，“台联党”的选票则向民进党流动。这种情况在2008年“立委”选举中已经得到了体现。因此，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在台湾产生的直接效果其实就是加速了政党重组，加快了两大党整合的步伐。但是在“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制”选制下，每个选民只能投一票，候选人也不能将自己所得的选票转移或让渡给其他候选人。候选人当选的难度并不大，一些力量较小的第三势力、或者是独立参选的候选人也可能有生存空间。在这种选制下，候选人所要努力争取的，并非多数选民的认同，而是少数足以保证其当选的选民支持。因此，凸显个人色彩或以偏激路线满足部分选民需求，取得他们支持就成为候选人巩固“铁票”或争取游离票的重要手段。(17)不过，由于实行“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制”均是较低层级的选举，选民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地方性的民生议题，这在客观上对意识形态议题会产生压缩的效果。
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台湾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占优势的制度结构会削减台湾两党制的对立性格、增加两党政治的稳定性吗？笔者觉得未必。其实，制度结构本身未必一定会加剧政治对抗或者缓和政治冲突。李普塞特认为，“稳定的民主要求在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保持比较缓和的紧张局面。”而政治的缓和局面由于该制度具有在新问题出现以前解决关键性问题的能力而易于形成。(18)易言之，稳定的民主制度取决于该制度消弭冲突的能力。这种判断对于两党政治也是适用的。决定两党政治对立性强度的因素是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的制度“能制造稳定两党制的神话只有在同质性高的社会方能发生，万一某国或地区内部有很大的国家认同、种族、宗族之争，单一选区这种胜者全拿的选举方式只会发生更多的暴力与对立。”(19)台湾政党政治能否走向趋同性两党制的关键因素是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分歧能否消除，但这却不是当前选举制度所能解决的问题。
三、台湾对立性两党制的演变趋势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系统中威权体制逐步瓦解，台湾政党政治所面临的制度结构、民众的政治认知结构、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的对立性两党制正是在这种变化中化育出来。不过，台湾的社会转型并没有最终完成，这意味着台湾社会的政治认知仍然处于动态变化当中，影响对立性两党制的各种因素也处于不断变动当中。概括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影响台湾对立性两党政治的发展方向：
其一台湾社会的理性化趋势开始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分布状态。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会引发社会对政治制度本身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思考，并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诉求推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嬗变。以民进党不遗余力推行的族群政治动员为例，民进党自90年代开始推行的族群政治动员在为自身带来了政治利益的同时，也给台湾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对族群政治动员的危害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反省和检讨。有学者认为“台湾民间的这些思考可能会给台湾民主政治带来一些希望，”因为民进党这种以族群动员为中心的政治模式使民主失去了应该具有的价值内涵，从而台湾社会面临民主“伪化”的问题。(20)同样，在陈水扁及民进党高层弊案浮出水面之际，民众对“本土”和“清廉”的关系也会重新进行思考，从而使民进党的“本土”诉求面临着动员力缩减的尴尬处境。以上这些变化可能是隐性的，但是在经历了选举的表达之后，必然会对政党的动员模式和主要诉求产生一定影响。台湾社会理性化的趋势意味着，虽然台湾社会的政治分歧仍然存在，但是对于公平、正义等基本政治价值的认知同一性程度在提高。这种情况会对选民投票偏好的两极化倾向产生冲击，增加了投票行为的复杂性，减弱了对抗性。
其二台海局势和国际关系的结构性改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台湾政党政治的对立性格。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两岸联系和沟通交流不断加强。这种局面产生的结果是明显的：一方面，台湾问题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两岸交流的发展使得两岸的对立与对抗已经成为不合时宜的政治选择。以此为出发点，两岸问题只能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说，激进的“台独”诉求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这种局面将会逐渐改变台湾岛内对两岸关系走向的认知，对岛内意识形态的分布产生缓慢影响。
其三两个主要政党对基本诉求的调整及其对民众政治认知的整合程度。在两岸关系持续改善的情况下，民进党可能会向务实“台独”的方向调整自己的诉求。所谓的“务实台独”，就是与大陆打交道时应“立场清晰坚定、态度善意互惠，政策务实弹性。”(21)民进党“务实台独”的核心在于，在两岸关系日益发展的情境下面寻求坚持自己“台独”政治立场的合适路径，以“民主性”、“主体性”、“开放性”为包装，以民进党版本的解释垄断对“台湾主体性”理论的诠释权，并以此来定位民进党在台湾政治中的坐标。同时，国民党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台湾主体性”和“台湾主体意识”，力图以自己的模式重新塑造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台湾发展前途的基本认知。如果未来两个政党的价值建构能够减少台湾社会意识形态的歧异程度，可能会导致台湾的政党政治向趋同性的两党制发展。
当然，能否很快地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策调整，对各个政党来说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其实牵涉到政党的适应性问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党必须对环境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并不断依环境的变化调整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政策诉求，才能生存下来，并不断扩大政治版图。(22)这种源于外在环境压力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所称的政党及政党体制的“弹性”。以历史的经验观之，台湾社会的政党政治发展就是不断调整的产物，“由于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及其生活条件的改善，加上高度的城市化和社会变迁，”以及随之而来迅速发展的中产阶级的扩张和政治表达意愿的出现，台湾政坛传统的政党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进行重大改革。(23)当然这种适应性并非政党先天具备。一般来说，政党的年龄越长，在应对环境变迁的时候往往会表现出越强烈的路径依赖。例如，国民党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利用威权时期遗留下来的庞大组织进行政治动员，但是这种动员方式大都伴随着国民党与地方势力的利益交换，极易产生“黑金政治”。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推展，这种动员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即使这样，马英九出任党主席后竭力想改变国民党的动员方式，但显然力不从心。所以，适应性调整往往显现出被动性，也正是因为这样，适应性的形成发展与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衡量政党组织完备性的标准之一。(24)政党的适应能力在不同的政治情境下会有所不同。大致来说，这种能力既和政治环境有关，同时还与政党自身结构以及政党内部的政治文化有关。
相比较而言，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进行适应性调整的难度和意愿是不相同的。国民党由于外省人的身份，在族群议题上存在着对民进党的天然劣势。所以，在“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破灭以后，国民党开始正视两岸关系已经由对抗日渐缓和的现实，开始进行系统调整。2008年马英九当选，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政党适应性调整的结果。相比较而言，民进党的适应性调整就困难得多。一直到现在，民进党在动员模式和主流诉求方面依然是抱残守缺，甚至力图用强力动员的方式改变政治环境。2008年下半年所出现的重回街头路线和加强抗争的决策应该是对当前政治环境改变的回应。从目前来看，民进党的主要策略是以“台湾主体意识”为中心，以“台独”为主要诉求与祖国大陆对抗，与国民党进行区隔。从本质上讲，这还是一种对抗性思维，而且，民进党也寄希望于可以通过这样的政治操作，逐渐压迫国民党的生存空间，逐渐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实现永续执政的目的。
台湾两党体制的对立性格根源于台湾意识形态上的歧异性认知。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台湾社会的政治认知分歧相当大。相关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想强调的是，在意识形态差距如此之大的政治情境中，两党制的生存是比较困难的。按照萨托利的观点，一个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距离越大，两党式样的功能就会失灵，“只有当它们先决条件是以意识形态分布最少且存在高度共识为特点的政治社会时，或者产生这样的社会时，两党制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25)所以，如果未来台湾社会不能有效减少意识形态分布上的差异性，两党制极有可能是一个过渡阶段。由于目前的制度结构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就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占据优势的一党主导制。
注释：
①(美)迈克尔·罗斯金等著，林震等译：《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②余功德：《试析台湾的“两党制”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现代台湾研究》2006年6期。
③(美)安东尼·唐斯著，姚洋等译：《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9-110页。
④这里的意识形态指具有符号意义的观点和信仰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邓正来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8页。
⑤当然，在逻辑上并不能推论出这两种情况下一定会出现两党制。萨托利认为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两党制是以一套有利的条件(文化上同质、基本立场的一致等)为先决条件的，如果人们回首两党制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就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两党制培养并形成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见(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政治》，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81页。
⑥(25)(意)G·萨托利著，王明进译：《政党与政党政治》，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0页、第281-282页。
⑦此处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个多重结构叠加的概念，包含了身份认同、国家认同、统“独”选择等内涵。见孙升亮：《三重结构下的台湾统“独”民意探析》，《台湾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论文汇编(2009卷)》，九州出版社，2010年8月，第114-125页。概括起来说，台湾政党认同的两端是对“台湾主体意识”的不同理解，国民党强调在现有架构下的发展导向，而民进党比较强调新的“国家认同”建构导向。
⑧有学者认为，在单一选区相对多数选举制下，多数选民希望候选人在政见诉求上不要标榜太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太偏激的言论，而是以人们较关切的事务及公共政策、福利政策等作为选举时的主要诉求。见严泉：《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台湾研究》2005年4期。这里基本沿袭了唐斯的分析路径，所谓“温和两党制”的形成是以投票人的理性和社会的同质性为基本理论假设的。在唐斯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的政党模型中，趋同性的两党制是可欲的。但是唐斯并没有涉及政治文化及心理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也无法处理“选民非理性投票”的问题。
⑨彭维学：《“台独”的社会基础》，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42-62页。
⑩(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任军锋译：《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米歇尔斯认为，在政治动员过程中，政党领袖的形成具有赖以存在的心理基础，而领袖与支持民众的互动过程本身也可能引发领袖心理的畸变。法国学者勒庞认为，现代条件下的社会动员使得支持群众对于政党领袖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见(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美)哈罗德·伊萨克著，邓伯宸译：《族群》，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
    (12)杨剑：《台湾政党政治与中间选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2期。
    (13)鞠海涛：《民进党社会基础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21页。
    (14)(美)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钟开斌等译：《政治科学新手册(上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221页。当然，这里只是强调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并没有否认制度随着政治结构的变迁而变迁，更不否认制度与政治生态变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15)Duverger, Maurice,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lated by Barbara and Robert North, New York: Wiley, 1966, pp. 224-226.
    (16)曾润梅：《略论台湾“单一选区两票制”及其影响》，《台湾研究》2007年2期。
    (17)严泉：《台湾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台湾研究》2005年4期。
    (18)(美)李普塞特著，刘钢敏等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63页。
    (19)陈筱峰：《权力分享的选制才是正途》，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3月8日，转引自曾润梅前引文。
    (20)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21)林浊水：《历史剧场：痛苦执政八年》，台湾刻印出版2009年，第154页。
    (22)这里的“环境变化”指的是经过一定时期积淀下来的、比较稳定的结构性变化。
    (23)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24)杨光斌：《制度形式与国家的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