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台湾研究》2011年1期
【作者简介】胡文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所副所长、博士、讲师；
徐博东，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前院长、教授。
 
 
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与分裂是当前台湾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影响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台湾民众在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上为何会发生严重混淆，结合台湾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及政治结构演变来进行深入探讨，找出其中的根源，对于重新导正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消解“台独”势力的社会民意基础，并最终达成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殖民地伤痕：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异化的历史根源
讨论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问题，首先必须要对甲午割台及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影响有清醒而深入的认识。只有由此出发，才能找出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发生异化的真正根源。有台湾学者认为，清代台湾社会就存在着“土著化”的趋向，并逐步与中国本土社会发生疏离。甚至有人把当时台湾民众对台湾的“乡土认同”夸大为“国家认同”，并认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就是这种“国家认同”的极端体现。
事实上，台湾史研究学者大都认为，直到清朝乾嘉时期，台湾民众才基本上形成了具有乡土意义的“台湾认同”。而在此之前，迁台移民还是以祖籍地作为认同标的。连基本的乡土认同都还未形成，又何来国家认同的疏离？至于“台湾民主国”，那更恰恰是台湾民众中国认同的明证。因为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在甲午战败之后，割台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台湾人民不愿脱离中国，群起反抗的一种自救运动。“台湾民主国”以“永清”为年号，表达永属清朝之意。在“自立宣言”中也明确说明成立“台湾民主国”的原委在于：“今已无天可吁，无人可援，台民唯有自主，推拥贤哲，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①可见成立“台湾民主国”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之举，其中并没有像某些人所想象的台湾人的“国家意识”。因此，那种把日据以前台湾民众的“乡土意识”夸大为政治层面的“国家认同疏离”显然是荒谬的。
也有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始于“二二八事件”，这种观点也有失偏颇。诚然，“二二八事件”是造成台湾民众国家、民族认同向恶质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媒介，但如果仅仅以此来作为解释台湾民众国家、民族认同异化的原因显然不妥。因为它忽略了殖民统治给予台湾民众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而过分强调国民党政权在此问题上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在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如果没有这段被殖民的痛苦经历，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的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因此如何清算殖民统治的罪恶，这是在讨论台湾民众国家、民族认同问题时不能忽略的问题。更何况，在日据时期，有少数接受“皇民化”思想的台湾民众，他们的国家、民族认同确实已经发生了异化，还有许多台湾民众心中存在的“亚细亚孤儿”的心态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事实。
我们认为，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始于1895年之后。也即甲午战败割台及随后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异化的历史根源。这一段被殖民经历究竟给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要弄清三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即“台湾意识”——“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异化了的‘台湾意识’”。这三个概念实际上包含着台湾自明郑以来的三个历史阶段：即清代——日据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台湾作为一个以汉族移民为主的社会，自明郑以来，逐步凝聚出一种对于台湾本土的认同，这种认同属于“乡土意识”的层面，它并不牵涉政治层面的国家、民族认同。随着甲午中国战败，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社会由于受到外力的强烈冲击而开始逐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这种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对清政府执意割台的怨恨情绪，感觉自己被抛弃，因此对于母体产生了疏离感；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不满，不甘心做“二等公民”，而希望自己当家做主。这两种情绪促成了台湾社会逐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老牌“台独”份子辜宽敏曾经说过，他的“台独”思想是在日据时代“被日本人打出来的”，这种说法不能不说多少有一些真实性。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统治者对于台湾社会已经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没有清醒的认识，漠视了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并因为自己的统治失误而激出了官逼民反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在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采用了残酷镇压的方式，终于一发而不可收，造成了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发生了严重的变异。其后虽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而使得台湾民众心中的愤懑无法发泄，但随着国民党威权体制的瓦解，这种情绪也就如火山般爆发，成为国民党2000年下台的重要社会基础。
检视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历史演变逻辑应当如此。从这里我们看出，被殖民的痛苦经历，确实是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产生的重要历史根源。
概而言之，被殖民经历给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造成了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伤害：
首先，台湾被割占之后长期脱离于祖国母体之外，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历史联系被强行割断，并经历了长达五十年的分离。台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变化无法及时了解和亲身参与，只能凭借想象和语言文字维持心中的祖国意识。当台湾重新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想象中的祖国意识与真实的祖国形象发生了极大的落差，这是台湾光复后省籍及族群矛盾迅速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台湾被割占的五十年中，也正是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各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国族认同。这种历史的共同记忆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重要心理基础，而台湾大多数民众由于与祖国的长期分离，因此无法体会到中华民族国家观念所蕴含的深刻历史内涵，这对于台湾人民形成正确的国家认同同样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再次，虽然台湾人民从未放弃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乙未反割台斗争到台湾光复，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可谓前仆后继，这其中所表现出的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无能也无力援助苦难的台湾同胞，两岸同胞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互不相谋的非正常状态，从而失去了“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连接与记忆；此外，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殖民政策，对台湾人民实行皇民化教育，企图割断台湾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日本的皇民化政策虽然遭到了台湾人民的坚决抵制，但不可否认，50年殖民统治，也致使部分台湾民众在民族国家认同上发生了畸变，转而认同殖民者的制度与文化，这的确是一种历史事实。这同样是造成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混乱的历史根源。
台湾光复后，如何医治台湾民众心灵的创伤，防止台湾同胞基于特殊的历史经历而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向恶质化方向发展，这是国民政府需要精心处理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很显然，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失败的。
二、“两蒋”统治时期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异化
日据时期，虽然台湾社会形成了“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甚至有部分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已经发生了异化，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这种“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并不必然会向否定“中国认同”的方向发展，如果引导得当，完全可以回复到乡土认同意义上的“台湾认同”层面上去。更何况，台湾绝大部分民众对于回归祖国是真心拥护的，这种民意基础对于重新建构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极为有利。然而可惜的是，颟顸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完全失败。以陈仪为首的台湾行政当局，对接收工作的准备严重不足，许多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台湾人民在经历被殖民统治后的复杂心态②，接收过程也十分草率，特别是各级官吏在对台湾的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贪污腐败情形更是让台湾人民深恶痛绝。
台湾民众对于回归祖国的美好期待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被光复的光芒所掩盖下的殖民伤口遂开始恶化、变质。此前已经形成的“具有主体性的‘台湾意识’”迅速向恶质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氛围也开始发生变化，“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对立情绪逐步蔓延开来。最终，这种情绪在“二二八事件”中来了一个总爆发。
“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更为复杂的原因，比如美国、日本因素的介入。但不可否认，以陈仪为首的台湾行政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更为严重的是，国民政府在对于“二二八事件”残酷镇压的方式，更加深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并强化了“本省人”的受压迫感。这种受压迫感后来成为一些台湾民众心中最难以消除的梦魇，“台湾人出头天”，就是这种情绪的典型反映。这种情绪后来被“台独”分子充分利用，成为“台独”分子追求“台独”的“民意基础”。“二二八事件”作为一种政治压迫的符号，成为国民党难以洗刷的原罪，在后来国民党在台执政的过程中，这一原罪让国民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代价。
“二二八事件”的伤口还未愈合，1949年之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迁台，台湾又被卷入了国共隔海对峙的内战漩涡。为了继续其内战政策，一方面，国民党将大陆的共产党政权视为“叛乱政权”，而强调“中华民国”法统地位的正当性，并将其在大陆的统治机构整个地移植到台湾。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对台湾的统治，国民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肃清运动，在台湾制造白色恐怖，从而建立起一套威权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台籍人士被当作“共匪”遭到逮捕、枪杀，特别是一大批台湾抗日爱国志士像李友邦、杨逵、蒋渭川等，也受到了极不公正的“整肃”。这些做法，无疑对于台湾民众的中国意识都是严重的打击。
在国、共政权隔海对峙的总体格局下，台湾民众被强制纳入国民党反共体系中，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被国民党以狭隘的意识形态所操控。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大陆共产党政权是邪恶的，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才是代表中国的正统地位。反共、恐共、仇共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心理。虽然国民党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采取许多措施来强化台湾民众的“大中国意识”，如在文化领域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和继承者等等。国民党以狭隘的意识形态来塑造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但这种靠政治高压维持和强化的国家认同却存在着以下几个十分致命的缺陷：
首先，国民党以全中国的“合法”代表自居，并以“反攻大陆”的神话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但当这个神话破灭的时候，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必然会受到严重质疑。
其次，作为国民党政权“合法”统治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国会”，与台湾的政治现实越来越脱离。特别是“国会”长期不改选，有所谓“万年国代”之讥。“国会”失去其代表性，维系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法统”也就被逐步虚幻化。
第三，国民党为了向民众灌输“大中国意识”，对台湾的本土文化等采取打压态度。如限制民众讲闽南语，限制歌仔戏、布袋戏的演出等等。这种错误做法，反而更强化了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
国民党政权所维持的“中华民国”国家图腾，迟早是会现出其原形的。而一旦“中华民国”这一国家认同符号破灭，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共”教育，台湾人民又失去了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能，于是不少台湾民众便陷入了国家认同的真空状态。这就为“台独”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
“台独思潮”的兴起，是在台湾光复之后才产生的。早期的“台独”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特别是美、日两国在幕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不甘心失去对台湾的统治而支持“台独”活动，美国则利用台湾国民党政权来牵制新中国的成长壮大，阴谋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这种分裂中国的政策并没能得逞。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初，凭借其政治和军事高压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威权体制，可以严密控制“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发展。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党威权统治的逐步瓦解，“台独”思潮开始与岛内的反对运动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岛内的“台独”运动。
“台独”运动兴起后，最先要攻击和瓦解的，就是国民党所代表和维系的“大中国”意识。而此前被刻意压制和掩盖的省籍和族群矛盾，便成为“台独”势力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从另一方面来讲，早期党外运动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打击国民党所维持和代表的“大中国”意识，也是对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釜底抽薪。因此，“反中国”成为反国民党统治的一种政治策略。这其中并没有多少国家、民族认同的成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对抗背后所隐藏的复杂内涵。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以及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强烈冲击，国民党政权在岛内统治的合法性发生严重危机。在内外交困之下，由蒋经国主导启动了台湾本土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国民党企图以此来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但这条路注定是充满着凶险的。因为自台湾光复以来，国民党在整个统治过程中积聚了太多的结构性矛盾：省籍矛盾、族群矛盾、中央和地方权力架构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需要找到渠道来宣泄。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或地区）进行民主转型，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全体人民必须对其从属的政治体制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在民主制度下不会发生国土和人民的分裂。而台湾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先天不足。台湾民众的心灵伤痕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并且通过省籍矛盾、族群矛盾表现出来，整个社会时刻都存在着分裂的严重危机。因此，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始终伴随着台湾民众在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上的严重纠葛。
台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个十分诡异的现象，即民主化、本土化与“台独化”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共生结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也就意味着“台独”进程的加深，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中华民国”国家符号认同的越淡化。这一现象的产生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若林正丈认为，“70年代的外交危机以后，蒋经国之所以推动‘台湾化’及‘十大建设’，并以民间的人脉及经贸力量展开实质外交，基本上都可视为体制本身在静悄悄地促进‘台湾图腾’的正统化。”③这说明了“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与本土化进程确实存在着的一种反向关系。
为什么台湾的本土化和民主化进程要以牺牲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为前提呢？
首先，这是由于“中华民国”的虚幻性。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权”号称代表全中国，但这只是一种想象。在现实政治中“中华民国”在治权范围与其治下的台湾省高度重合，这种政治形态是十分荒谬的。因此如何从体制上处理“中华民国”和台湾省之间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而这种调整恰恰又会不断强化“台湾主体性意识”，从而诱发台湾向“独台化”方向发展。这一过程在李登辉时代表现得格外明显。
其次，这是本土化和民主化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必然逻辑。“台独”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独立建国”，而这一目标对具有悲情意识和“出头天”意识的台湾民众来说，也具有很大的诱惑。因此如果不是外力的干预，“台湾主体意识”最终发展成为“台独意识”是必然的历史逻辑。
第三，这是本土政治力量向国民党威权统治进行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由于国民党宣称其代表全中国，反对势力就要打垮这一政治神话，从而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源。在这里，“本土化”和“民主化”成为一种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国民党政权由于其“外来”性质以及专制本质，其对于民主化与本土化进程缺乏应对的能力和资源。最初，反对势力还在体制内进行夺权斗争，但这种有限的权力分享无法满足党外势力的胃口，最终酿成了“美丽岛事件”的爆发。此后，国民党对党外运动失去控制，而党外势力也越来越以所谓“住民自决”的口号诉诸“台湾独立”，企图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党外运动逐步蜕变为“台独运动”。1986年，民进党宣布成立，党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恶质化发展
检视台湾政局这二十年来的发展，可以说李登辉是推动“台独”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不折不扣的罪魁祸首。李登辉上台之初并没能掌握实权，为了攫取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他利用国民党内的各种矛盾，网罗亲信，打击异己，制造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斗争。通过这种阴谋手段最终排挤掉了以李焕、郝柏村等外省籍国民党传统势力，成为国民党内的独裁者，为他利用国民党推动一系列“台独”政策扫清了障碍。李登辉在攫取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与民进党形成了策略联盟，竭力鼓励和纵容民进党的“台独”行径。同时，透过民进党的力量来打击国民党内的外省籍传统势力，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李登辉鼓励和纵容“台独”的事实历历可数。还在李登辉接班继承“总统”大位之初，就以“政治多元化”为由，改变了“两蒋”时期对“台独”势力严厉打压的政策，为“台独”分子大开绿灯。海外“台独”分子感受到岛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纷纷闯关回台，与岛内的“台独”势力公开合流。“台独”活动的重心从海外转向了岛内，造成此后“台独”势力的急速发展壮大。并透过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公职选举活动，“台独”势力从社会走上了政坛，掌握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从而进入到体制内发展。
    1990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宣布取消，从此民进党推动“台独”进程已经没有任何现实的和心理上的压力了。当年民进党四全二次会议通过了“台湾事实主权独立案”，宣布“我国（实指台湾）事实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1991年，李登辉主持召开“国是会议”，一大批“台独”分子如彭明敏、蔡同荣之流成为“国是会议”的座上宾。“台独”势力有了李登辉的撑腰，气焰更加嚣张。1991年10月13日，民进党召开“五全大会”，公然把“建立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条款纳入党纲，最终蜕变成赤裸裸的“台独党”。　至此，民进党已经完全抛弃了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有台湾媒体评论说：“‘台独’是由于国民党的‘独台’政策所促成，这一年来‘台独’与‘独台’互为表里，朝野在分离中国的作为上互相呼应已是有目共睹……”。“台独”与“独台”合流，从体制内外联手瓦解“中华民国”体制，企图最终催生一个“台湾共和国”。
李登辉消解“中华民国”体制，逐步实现“独台”政治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透过“宪政改革”，实行所谓“宁静革命”，打造“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法律框架，为“台独”夺权搭桥铺路。1990年5月，李登辉宣布开始“宪政改革”。从1991年4月，“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二次临时会议”进行第一次“修宪”开始，到2000年以前，一共经过了六次“修宪”，内容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1991)；“总统”直接选举(1996)；实现“冻省”(1998)；等等。透过这一系列“修宪”，完全改变了“中华民国”的权力来源基础，从法理上落实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现实。
其二，全面推动国民党的“本土化”进程，企图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纯粹的本土政党，割断国民党与大陆之间的历史连接，为最终推动落实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化创造条件。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得逞，反而造成了国民党的几次大分裂，如新党的出走，宋楚瑜的出走并建立亲民党等。但李登辉却透过分裂瓦解国民党而将民进党送上了执政宝座，成为其“台独”政治衣钵的传人。李登辉的面目完全暴露后，国民党将他开除出党。清除了这个毒瘤之后，国民党才又获得新生，终于在八年后重新夺回执政权。
其三，重新定位两岸关系，逐步从“一个中国”的立场倒退，并最终提出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同时采取种种政策限制、阻挠两岸交流，拖延两岸直接“三通”，实行“戒急用忍”的两岸经贸政策，破坏海协海基两会协商谈判等。这些政策造成了两岸关系的严重动荡不安。
其四，推行以“去中国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台独政策”。如修改历史教科书、提倡讲“台湾话”等，以强化所谓“台湾主体性”意识，企图建立实行“台独”的社会文化基础。
其五，在国际上推动所谓“务实外交”，推动“重返联合国”，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
透过这一系列政治操作，代表“大中国意识”的“中华民国”被完全掏空，这也使得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失去了物质依托而逐步散落飘零。“台湾主体意识”却在民进党的民粹操作下成为一个政治图腾，谁也不敢公开拂逆它。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开始变得更加混乱，呈现出所谓“多元化”的特征。据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长期民调跟踪：台湾民众的台湾人／中国人认同，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生逆转的。在1994年至1995年之间，台湾人／中国人认同发生交叉，此后则逆向发展，台湾人认同逐步攀升而中国人认同逐步降低。到1999年，台湾人认同达到一个相对高点(39.9%)，中国人认同则从1994年的26.2%降为12.1%。在统独民意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倾向独立的民意也有较大上升。可见，九十年代台湾政治的发展演变对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造成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也是台湾民众民族国家认同向恶质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2000年“总统”选举，在李登辉的蓄意操纵下国民党发生严重分裂，宋楚瑜被迫出走，以无党籍身份参选，民进党“渔翁得利”，以相对多数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陈水扁上台之初虽然宣布“四不一没有”，但不久就在2002年8月发表“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的谈话，用“一边一国”定位两岸关系。民进党执政无能，但在推行“渐进台独”方面则不遗余力。在岛内极力推动以“文化台独”为基本内容的形形色色的“去中国化”运动。犹有甚者，陈水扁在其执政后期，为掩盖其家族的贪腐弊案，更一意孤行地推行“急独”路线。先是推动“公投入宪”(2004)，继而发动“防御性公投”和“入联公投”，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运作(2006)，甚至铤而走险，推动“正名制宪”，妄图实现“法理台独”。虽然迫于大陆及国际社会的压力而最终未敢跨越红线，但应当承认，陈水扁执政八年，塑造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如今，与“台独意识”只有一步之遥的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尽管已经成为在野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着台湾岛内的“话语权”，这是需要认识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
由上可知，“台独意识”和“台湾主体意识”的发生发展，的确与台湾政治结构的演变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李登辉、陈水扁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但这也说明，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逐步正常化，以及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台湾民众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也是可以重新塑造的。2010年3年《远见》杂志的一份民调表明，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民众，比率达到79.6%，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事实说明，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任何悲观失望或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缺乏根据的。
注释：
①连横：《台湾通史·独立纪》，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0页。
②白纯：《简析抗战时期的台湾调查委员会》，《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
③（日）若林正丈：《分裂国家与民主化》，台湾月旦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