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2期
【作者简介】宋淑玉，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政党所所长，副教授，博士。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台湾政治经历了发展与动荡的交替，形形色色的人物、论调及事件纷纷登场，又纷纷隐去。时至今日，伴随两次政党轮替的落幕，岛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总是通过民意、通过台湾政党的政策或准确、或扭曲地展现出来。当然，上述的变化及其政策体现也涵括了台湾主要政党——国民党、民进党对两岸关系问题的理解和操控。本文将要探讨的台湾主要政党大陆政策趋同问题，是指一种未来的现实的可能。之所以讲它还是未来的趋向，在于上述政策趋同尚未实现，而且目前两党间的政策立场还不时地发生尖锐冲突；之所以讲它是一种现实的可能，在于无论台湾主流社会政治意识的演变、政党体制的特点，还是各政党自身的转型，无不蕴涵了导致上述政策趋同的决定性力量。
一、台湾主流社会中的统“独”意识形态拮抗将逐渐淡化
人们惯常所讲的台湾主流社会，指的应是台湾蓝、绿两大阵营中的绝大多数民众。与这两大阵营的人们相对应的，一部分是台湾向来所短缺的理性中间力量，另一部分则是台湾社会中向来不关心政治的边缘群体、人士。目前，由于政治发展的新质已经产生，“中间力量”应被纳入台湾主流社会的范畴中，而且，未来它也应当被视为台湾主流社会意见的基准、标杆。
众所周知，台湾政治社会长期以来都是维持蓝绿对抗主导的双峰性结构，构成双峰的蓝绿阵营内部又因统“独”意识强烈与否而各有深浅之分。尽管存在浅蓝、浅绿，尽管浅蓝、浅绿之间有时似乎界限模糊，但他们毕竟分属不同阵营。尽管人们往往希望在技术层面上把他们归为中间力量，但总归不伦不类。民主政治社会的中间力量显然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化解，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实用主义主导的，因而更加看重的是政党和政治人物的政策承诺和治理能力。
次生现代化社会的民主政治发展一般落子于意识形态抗争及其相关政治动员，收官于权利的谋取和治理的改善。台湾地区也不例外。相对于西方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早期的状况而言，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出现某些反复、政治动荡和乱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历史造成的裂变也使得台湾政治发展无法从一开始就成功地超越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尽管有时这些对抗是极其低级、粗劣的。
台湾民主化进程脱胎于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威权专制的反抗。由于19世纪晚期以来台湾遭遇的独特历史情境，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初期策略和政策上的失误，由于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关系，更由于专制政体本质上排斥正常的社会参与等诸多缘故，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抗争与所谓的住民自决运动发生了某种不解之缘。渐渐地，在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心目中，台湾的民主化与“台独”画上了等号。此后，台湾正常的民主化进程始终摆脱不了“台独”诉求的纠缠。
就其本质而言，“台独”意识形态根本就是对台湾政治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扭曲反映。但要注意，即便是扭曲的反映，也还内在地涵括了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一点与宗教现象颇多相似之处。“台独”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不了解相当一部分台湾民众倾向“台独”的历史原因并对症下药，而一味地简单粗暴、敌视打压，始终不能解开他们内心深藏的政治情结。历史上，国民党政府及其追随者就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客观上反而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将“台独”意识形态滋养强大起来。
    2000年的政党轮替，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及其主张“台独”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尽最大可能将“台独”理论付诸实践。八年间，虽然表面上看“台独”力量甚嚣尘上、不可一世，但实质上这只是“台独”力量几十年间所积累能量的最集中、最完整的释放。物极必反。民进党陈水扁政府所推行的全部政策不是巩固和扩张台湾主流社会寻求独立的努力，他所制造的荒唐、混乱使越来越多的人去认真思考民主的真谛，去权衡意识形态与现实功利的分量。
及至2007-2008年选战，挑拨意识形态和族群仇恨已无法迅速博得广泛同情，越来越多的选民转向关注经济和社会政策，转向关注政治清廉和政府效率。马英九以大幅度领先的高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政策和能力已经成为台湾主流社会的首要考虑。联系国民党重返执政的政治现实，特别是此后的县市长选举，人们更可肯定这一判断。国民党支持率有所下降，民进党支持率相应上升。这是否就意味着民进党“台独”诉求重获民望？显然不是。台湾主流社会如此的意见表达，向国民党施压，迫其尽快提升治理能力的分量是最重要的。民进党支持率重新上升，所依恃的主要是民众对执政当局治理能力的不满。在国际社会经济危机不断蔓延的情况下，台湾主流社会还不至于昏聩到想重返民进党意识形态治国的老套。即便未来人们考虑重新给民进党机会，也要看这个党是否有明显的改变和提升。
现实的权利得失总能教会选民回归政治理性。不能给民众带来利益上的好处，甚至不能永续地带来这种好处，都可能招致选民的厌弃。统“独”意识形态、低劣的政策水平和治理能力，都不能为台湾主流社会所接受，这就是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这一点决定了统“独”意识形态将逐渐趋于淡化。
二、选民重组和两党制驱动台湾主要政党大陆政策走向趋同
在台湾新一届的“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取得了相对于民进党的大幅优势。随后，2008年台湾地区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又以较大政治优势重新执政。上述两次选举可谓“关键性选举”，一起开启了台湾新一轮政党重组的进程。
“关键性选举”与政党和选民重组有重要的内在关联，选民重组以“关键性选举”形式体现出来，并推动政党发生重组[1]。而所谓政党重组，则是指由于人民对政党的认同发生改变，影响到人民对政党的支持，从而使政党发生新的分化组合。政党重组的背后是选民政党认同的变迁，或说是选民重组，后者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里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的变化。“关键性选举”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发生了选民重组、政党重组，使得最终表达出来的民意发生了根本变化。
上述变化可能来自初始的民意本身，也可能来自选制对民意的剪裁和筛选。
就初始的民意而言，一般来说，在多党竞争体制下，选民多数会通过积极的努力（投赞成票或反对票）和消极的作为（不投票）表达自己的政党偏好。在两大政党主导选举及全部政治过程的情况下，选民对执政党表达不满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投票推动政党轮替。考察台湾的“关键性选举”，人们看到：虽然投票率没有较大的变化，但是各政党的得票率、席次比率却发生了大幅变化。这意味着：台湾选民渴望结束政党恶斗的混乱局面，深切希望政党政治走向良性竞争的轨道。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壁垒森严的政治对抗虽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但国民党、民进党显然都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做法与主流民意之间的差距。特别是民进党，当以往屡试不爽的冲撞—进击型选举花招效能持续递减后，它不得不冷静下来认真考虑如何迎合选民理性、中性的政策诉求。
再来看选举制度的影响。2007年台湾“立法院”选举抛弃了原有的中选区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模式，改为采用全新的单一选区两票制的新选制。新选制的适用，一方面，使选民的意见表达得更加精确，不仅选人，而且选党，还可以选择两票分投不同的政党；另一方面，此种选制的主体部分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的做法使大量小党所获选票成为死票，很明显是损不足以补有余，有利于大党扩张，不利于小党存活。2007年“立法院”选举结果显示：第一，民进党执政无能、贪腐无厌，民众因此更多地倾向于选择国民党；第二，台湾社会蓝绿对抗的态势不但没有消弭，反而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就是所谓两党之外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存在空间被大大压缩，政治现实严厉地迫使台湾民众在国民党、民进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国民党虽因其经济社会政策受到选民的欣赏而获得较高支持率，但这不足以扭转民进党给它带来的压力和困局。
迪韦尔热指出，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的选举制度天然地倾向于导致两党体制[2]。由于政党台湾现行单一选区两票制所规定的政党席位相对偏少，因此，选举结果和席次分布的状况非常接近于上述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的选制。加之台湾政治社会向来呈现出二元分化对峙的格局，所以，未来台湾两党政治的体制几乎是可以底定的。从岛内两党力量最新的消长情况来看，国民党执政两年多不仅没有较好地保持政治优势，反倒是让民进党获得了迅速复苏并反攻的良机。这里面固然有两党内部各自变化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选民明显的分立政府的企图。台湾选民的政治理性不容低估，他们对两党都不放心，宁愿塑造并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党政府外加一个强有力反对党的政治局面。
台湾政党政治的关键将逐渐跳脱蓝绿对抗的格局。就两党各自拥有的基本盘来说，蓝者恒蓝、绿者恒绿，两相抵消，且各自都在不断向中间选民流失力量。未来台湾中间选民将不断壮大力量，最终将取代目前的蓝绿对抗的双峰结构。在台湾，两党制已是隐然成型[3]。在此情形下，以往那种剑走偏锋、不合作闹对抗的政党做派无疑会成为票房毒药。选民重组和政党体制重塑的政治现实，要求政治社会中的两大政党更加高度重视中间选民的意见，更加在政策活动中侧重于中间选民的利益要求。而当两党最终在这一政治理念上达成一致时，它们的政治趋同、政策趋同也就是势成必然。总之，无论是选民重组，还是政党体制的重塑，都从根本上驱动着台湾主要政党逐渐趋意识形态化，并不断从政治光谱的两极走向中道互补。
三、国民党大陆政策将延续并进一步强化其保守倾向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执政或是在野，国民党在设计大陆政策时始终没有忽视台湾地区政治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大陆之间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近年来，国民党及其政府并不抵触同大陆社会之间的交流，但在两岸政治交流特别是政治统合问题上，则始终讳莫如深。
表面上，国民党所坚持的所谓“中华民国”的国家和政治认同问题不容回避；实际上，国民党基于历史上国共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及它自己引以为依托的西方世界的长期反共传统，使之无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大陆政治和社会状况，无法接受、理解大陆的政治理念和生活方式。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之间近九十年来在政治上、理念上形成的死结尚有待长期的交流互动、改革发展来彻底解开。因此，国民党大陆政策的基调将始终是首鼠两端的、保守的。这一点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前，从蒋经国的“三不主义”到李登辉的“戒急用忍”，就十分明显。二次政党轮替后，马英九奉行“台湾优先”、“不统不独”的基本政策，虽然策略性地开放、扩大了两岸经济社会交流，但在政治本质上却没有形成根本的变化。
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始终受到民进党的政治牵制。民进党从不讳言它的“台独”诉求，在2000年至2008年的执政过程中，它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去中国化”分离主义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保守性是建立在同中国共产党政治分歧之上的话，那么，民进党大陆政策的激进性则是建立在台湾与大陆所谓“民族矛盾”基础之上的。然而，问题之复杂就在于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出发点却是互为因果的。国民党保守的大陆政策立场为民进党分立主义政策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发展空间，而民进党分立主义的政策立场又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保守的政策立场。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深刻变革始终面临这样一种腹背受敌的窘境：同大陆谈统一问题，不仅会被部分党内外以至国际社会力量视做所谓民主社会向共产政权的臣服，更会被民进党进一步渲染成为“卖台”、“背叛台湾人民”。
在选举政治中，民进党对国民党大陆政策的牵制归根结底是通过选民来实现的。虽然一度面临强大的政治阻力和外部压力，民进党执政八年间政治操弄的成绩还是可观的。目前，在台湾有相当多的民众即便不仇视中国、中国大陆，也显然不愿意在政治层面上认同中国、认可大陆的制度。这倒不是说他们政治上反华，而是在国民党长期将民主化与反共紧密捆绑、民进党暗地里将民主化与“台独”进程紧密捆绑之后，他们很难耐心地、仔细地区分认同中国国家和认同大陆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别。在国民党、民进党异曲同工地营造出的当代台湾政治社会生态背景下，指望国民党能够不顾选票、不顾选民暂时的模糊政治理念，单方面大幅度突破性地调整大陆政策，显然是不现实的。
国民党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尽力而为。为了生存和发展，其首要的政治目标早已不是国家统一，而是不断当选，长期执政。除非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有利可图，有利于自身首要政治目标的实现，否则，它不会主动推出有进取性的大陆政策。相反，为了迎合选民并在台湾深扎根基，为了迎接民进党的政治挑战，有时也为了迎合其政治靠山——美国的政治支持，它还会不时地、有意无意地抛出一些令人不快的政治言论、政策宣示、政策法案。从这个方面来看，不能排除国民党大陆政策立场进一步倒退的可能。
简言之，国民党大陆政策的上限是所谓的“一中各表”，其下限则是所谓的“两国论”。在这一可预见的政治区间内，它究竟会执行怎样的大陆政策，要取决于岛内政治的发展，取决于内部民意和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在种种政治压力减缓的情况下，它将延续保守的大陆政策路线；而在内外政治压力陡增的情况下，这一政策路线必将向民进党的政策立场游离，变得更加保守。
四、民进党大陆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以及重整的可能
民进党大陆政策的自由空间不比国民党宽绰。它也同样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尽管自诩有“民主”和“民意”的加持，但是，悍然宣布“台独”所造成的危害却始终是严重的、现实可预期的。只要大陆始终保持稳定和发展，台湾岛内外势力撺掇“独立”的努力就始终面临不可逾越的高压线。正如陈水扁所言，“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李登辉做不到，民进党人同样做不到。为此，只能偷偷摸摸地搞渐进性“台独”，为最终希望渺茫的“和平独立”准备条件。
即便是渐进性“台独”，也大量消耗了民进党的政治资源，得不偿失。民进党执政八年，坚持“台独”意识形态当头，不仅导致“府院”内斗不止，更撕裂了社会，拖累了经济。由于推行挑衅性的大陆政策，结果招致大陆全方位的打压，使台湾的周边及国际环境不断恶化。基于安全考虑，国际资本纷纷远离台湾，岛内资本和产业也纷纷出走，台湾不仅未能搭上大陆经济起飞的顺风车，反而到了经济停滞乃至倒退的边缘。“台独”政策火了政治，却分散了执政精力，毁了经济和民生，给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带来了严重的反噬效果。在执政交不出好的成绩单，“台独”又徒劳无功的同时，民进党高层沉迷堕落，最终丢掉了执政权。
这样的“台独”政策理念及实践，对于深蓝民众而言是一种挑衅，对于深绿民众则是一种欺骗。而在大多数中间选民那里，它又往往不在他们所高度关注的政策问题当中。虽然有相当多的中间选民选择支持民进党，但支持该党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支持“台独”，选民完全可能仅仅因为支持民主的缘故选择分立政府，故而支持民进党。选民也可能因为相信民进党经济社会愿景的原因希望民进党掌权。此外，即便同样持有“台独”理念的人，他们持有这一理念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非全然就是民进党内铁杆“台独”的同道。这部分人当中，有的把“台独”主张当成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只要价码合适、好处够多，他们不反对统一。有的把“台独”当成抵御大陆“专制”的屏障，若是大陆“民主化”，他们也会修正立场。总之，他们的政治理念都是有条件限定的，并非一成不变的。
    2008年台湾“立法院”选举和地区领导人选举所呈现出的主流民意表明，民进党激进、极端化的政策主张不再受选民青睐。台湾选民更加务实，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民生质量。二次政党轮替以后，尽管民进党出于政治惯性不得不在诸如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等问题上继续坚持其反大陆的政策立场，但是，由于明显感到无法继续随心所欲地操弄两岸问题并收获预期的政治利益，民进党政治明星们在诸如选举、“立院”问政等政治活动中已经理性了许多，调门放低了，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力道削弱了。此外也需要提及的是，世代更替这一与台湾政治发展前景密切关联的问题[4]。民进党内部很快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时代更替。在该党年青一代精英的政治理念中，统“独”之际天人交战的可能性要弱于目前党内当权的美丽岛、野百合世代。他们更在意的是当选和执政。在这一点上，他们同目前的国民党是非常接近的。
面对形势的变化，民进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又一次表面化。目前，该党内部涌动着一股重新检讨其大陆政策的声浪。在党内外压力的夹击下，特别是在新选制对民意表达的裁减口径有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民进党内部持策略性“台独”立场的人们在政策辩论中占得上风，并进而主导该党大陆政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由此，未来该党大陆政策可能进一步向国民党大陆政策最消极的下限方向移动。当然，这同样要取决于该党一个时期里所面临政治压力的大小和性质。二次政党轮替后民进党原本面临垮掉的危机，但现在又不一样了。这是否意味着该党将最终绕过政策反思的环节？绕过这一环节后，民进党是否会再一次遭遇挫折？
可以确定的是，民进党传统的大陆政策已经告一段落了。在民意和政党体制双重变化的驱动下，在两岸交流不断深入广泛发展的条件下，重归政策本位，对任何台湾政党而言都是明智的、必然的选择。在未来政党政治发展的驱动下，民进党、国民党之间的政策走向趋同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大陆政策亦复如是。
收稿日期：2010-10-14
 
 
 
 
 
【参考文献】
    [1]V. O. Key, Jr.,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7, 1955，以及V. O. Key,　Jr., Secular Realignment and the Party Syste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1 , 1959.
    [2]Maurice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Robert North, 1995, p. 205.
    [3]徐锋.管窥未来台湾政党政治之发展[J].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4).
    [4]游清鑫，萧怡静.台湾民主政治的未来：“新选民”政治态度之分析[R].政治大学选举中心研究报告，2005-12.^NU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