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亚太经济》2011年4期
【作者简介】田素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052(2011)04-0137-07
    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大陆的FDI(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香港、美国和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和韩国恢复邦交关系、新加坡FDI和台湾FDI进入增加，以及欧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大陆出现了FDI来源地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就1979-2009年的全部统计数据来看，进入大陆的FDI仍旧主要来源于香港、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台湾、维尔京群岛等7个国家和地区。来源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FDI进入中国大陆的地区分布有显著差异。比如，来自韩国的FDI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天津、北京、辽宁等5个省区；来自新加坡的FDI主要集中在河北、天津、山东、广东以外的其他8个东部沿海省区。本文基于大陆省区面板数据，集中分析了台湾FDI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可以看出，台湾企业在大陆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地区与台湾比较接近，且这些地区多与台湾之间有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
一、文献综述
张传国(2003)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现有投资规模、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以及区域经济活力等因素，是台湾企业在大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地域分异的最主要原因，地缘关系与政策因素对投资区位选择也有一定影响。施祖麟、黄涛(2007)研究发现，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特点，主要与政策、区位和产业结构等3个因素有关。Chen(1998)研究发现，网络联系对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起着决定性作用。刘军、徐康宁(2009)的研究显示：(1)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工资水平和市场规模对台商大陆投资地区性聚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经济对外开放度提高对台商大陆投资地区性聚集有负面影响；(3)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台商投资地区性聚集的地理优势。黄德春(2002)对台湾企业在中国大陆投资北进与西移的影响因素与趋势进行了分析；李非(2003)从投资门槛、行政效率、政策优势、市场腹地等方面，对台湾企业在福建省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计量分析方程与变量选择
    (一)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基于现有文献研究结果(比如Aw and Lee，2008；Barrios，Gorg and Strobl，2006；Broadman and Sun，1997；Chen and Kwan，2000；Du，Lu and Tao，2008)，在分析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内地的决定因素时，我们集中考察了影响台资进入的集聚效应、劳动要素获得效应、产业配套能力、政府行为、金融服务获得效应、对外开放水平、市场竞争效应、基础设施效应等因素(见表1和表2)，并分时期进行计量回归分析。
 
    (二)计量分析方程
我们使用计量分析方程(1)式和(2)式，来检验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决定因素。在(1)式中，等于t年度大陆i地区实际利用FDI中来自台湾的FDI占i地区t年度实际利用FDI金额的比重。在(2)式中，等于t年度大陆i地区实际利用FDI中来自台湾的FDI占i地区t年度GDP比重，我们使用人民币对美元年末汇率，将i地区t年度实际利用台湾FDI美元金额换算成人民币数值后，再同i地区t年度GDP人民币数值相比得到该指标。
 
 
在计量分析时，我们重点分析了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劳动供给因素、税收水平、工资水平、产业结构构成、本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质量、政府经济行为等8个指标。
我们的研究样本集中在大陆东部沿海地区，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数据在线和相关省区年度《经济统计年鉴》，时间范围从1980-2008年。关于被解释变量和主要解释变量的统计分析参见表2。
 
我们以面板数据为基础，分别运用OLS分析方法、固定效应分析方法、随机效应分析方法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并根据面板数据Hausman检验结果，集中讨论有偏估计比较小的回归分析结果。
三、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
我们分1980-2001年和1980-2008年两个时期，分别检验了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参见表3中模型(3)、模型(4)和模型(5))。
    (一)1980-2001年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
表3中模型(3)包括1980-2001年中国大陆11个省区的102个观察样本。模型(3)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模型(3)的F统计值为2.99，表明固定效应分析结果优于混合OLS分析结果。对于面板数据的Hausman检验值等于8.18，P值等于0.996，表明随机效应分析结果优于固定效应分析结果。
表3中模型(3)显示，1980-2001年，会引起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显著变动的因素包括以下11个方面。
    1.实际利用FDI存量增加会使得台资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实际利用FDI存量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提高0.009个百分点。
    2.税收比率提高会使得台资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税收比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提高0.030个百分点。
    3.政府行政开支增加会使得台资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政府行政开支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提高0.317个百分点。
    4.政府对创新基金投入的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减少。即前一时期i地区政府对创新基金投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减少0.056个百分点。
    5.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使得台资进入绝对规模减少。即前一时期i地区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减少0.132个百分点。
    6.人均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人均居民储蓄存款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资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增加0.003个百分点。
    7.劳动工资上涨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减少。即前一时期i地区劳动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减少0.006个百分点。
    8.国有企业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国有企业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增加0.002个百分点。
    9.单位国土面积上高速公路里程数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减少。即前一时期i地区单位国土面积上高速公路里程数量每增加1公里，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减少0.014个百分点。
 
    10.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资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增加0.014个百分点。
    11.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减少。即前一时期i地区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资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减少0.036个百分点。
    (二)1980-2008年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
表3中模型(4)包括1980-2008年中国大陆12个省区的150个观察样本。模型(4)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结果。模型(4)的F统计值为2.50，表明固定效应分析结果优于混合OLS分析结果。对于面板数据的Hausman检验χ[2]值等于35.42，P值等于0.035，表明固定效应分析结果优于随机效应分析结果。表3中模型(4)显示，1980-2008年，会引起台湾FDI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显著变动的因素包括以下3个方面。
    1.实际利用FDI存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实际利用FDI存量占GDP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提高0.005个百分点。
    2.政府行政开支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政府行政开支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提高0.299个百分点。
    3.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绝对规模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就会增加0.011个百分点。
四、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相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
我们将所有样本时期分为1980-2001年和1980-2008年两个阶段，分别检验影响台湾FDI进入中国大陆相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参见表3中模型(1)和模型(2))。
    (一)1980-2001年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相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
模型(1)包括1980-2001年中国大陆11个省区的102个观察样本。模型(1)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分析结果。对面板数据的Hausman检验χ[2]值等于13.71，P值等于0.912，表明随机效应分析结果优于固定效应分析结果。表3中模型(1)显示，1980-2001年，会引起台湾FDI进入中国大陆相对规模显著变动的因素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实际利用FDI存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提高。即前一时期i地区实际利用FDI存量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110个百分点。
    2.集体企业从业人口数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提高。即前一时期i地区集体企业从业人口数量占本地区全部就业人口数量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363个百分点。
    3.农村从业人口数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提高。即前一时期i地区农村从业人口数量占本地区全部就业人口数量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231个百分点。
    4.政府行政开支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下降。即前一时期i地区政府行政开支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下降5.928个百分点。
    5.对外贸易开放度提高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下降。即前一时期i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资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下降0.045个百分点。
    (二)1980-2008年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相对规模变动的决定因素
表3中模型(2)包括1980-2008年中国大陆12个省区的共计150个观察样本。模型(2)为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模型(2)的F统计值为2.53，表明固定效应分析结果优于混合OLS分析结果。对于面板数据的Hausman检验χ[2]值等于21.18，P值等于0.509，表明随机效应分析结果优于固定效应分析结果。表3中模型(2)显示，1980-2008年，会引起台湾FDI进入中国大陆相对规模显著变动的因素包括以下7个方面。
    1.实际利用FDI存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提高。即前一时期i地区实际利用FDI存量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059个百分点。
    2.集体企业从业人口数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提高。即前一时期i地区集体企业从业人口数量占本地区全部就业人口数量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245个百分点。
    3.农村从业人口数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提高。即前一时期i地区农村从业人口数量占本地区全部就业人口数量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110个百分点。
    4.对外贸易开放度提高会使得台湾FDI进入相对规模下降。即前一时期i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下降0.043个百分点。
    5.高速公路里程数量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单位国土面积上高速公路里程数量每增加1公里，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082个百分点。
    6.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增加。即前一时期i地区集体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提高0.226个百分点。
    7.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使得台湾FDI进入规模相对下降。即前一时期i地区个体经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当期台湾FDI进入占本地区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比重就会下降0.435个百分点。
上述结论表明：第一，使得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显著增加的主要是FDI集聚效应。第二，集体企业从业人数增加、农村从业人数增加等因素，会使得台资进入比重显著增加，但其进入中国大陆绝对规模增加不显著，这说明集体企业从业人数增加、农村从业人数增加等因素，会使得其他来源的FDI(比如香港FDI、美国FDI)进入中国大陆的绝对规模显著减少。第三，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会使得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绝对规模增加(统计检验不显著)，但会使得相对规模显著下降，这表明，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会使得其他来源FDI进入中国大陆的绝对规模增加幅度更为显著(比如香港FDI)。第四，单位国土面积上高速公路里程数量增加，会使得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绝对规模显著减少(对应于表3中模型(3)的Highwayi[，t-1]系数)。我们的解释是：台商投资更强调集聚效应，高速公路里程数增加会使得集聚效应更加显著，使得台商投资进一步集中在中国大陆的某些地区，并通过高速公路运输等渠道来满足其他地区的市场需求。
五、结论
    FDI集聚效应会引起台资进入中国大陆规模的绝对水平显著增加，也会引起台资进入中国大陆规模的相对水平显著提高；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会使得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绝对水平显著增加。劳动工资提高会使得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绝对规模显著减少；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会使得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相对减少。税收比率降低对台资进入中国大陆规模绝对水平增加和相对水平变动无显著影响。
就政策涵义来说，税收优惠政策对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增加无显著效果；影响台资进入中国大陆规模增加的因素主要是FDI集聚效应和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就吸引台资进入中国大陆的规模增加而言，关键是建立若干特色产业园区，营造FDI进入的地区集聚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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