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4期第47～52页
【作者简介】徐锋，法学博士，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师
 
 
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殊少坦途。作为动态的和精密的系统工程，民主化、政党政治总是需要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协调发展为依托，以公民意识、权利观念的不断强化为力量源泉，以制度化、程序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为保证。在上述环节上，台湾政党政治都存在缺陷和不足，导致政治发展停滞和混乱的现状。是故，未来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巩固无疑还是要取决于台湾社会、台湾各政党是否能够以及究竟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弥补缺陷和不足。
一、政党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民意
政党政治最大的看点，同时也是政党政治发展最关键的两个自变量，那就是民意和制度。相对于它们，各党党内、党外所有的组织、理念及行为，以及它们施加给政府、社会的种种后果，都是适应性的和派生性的。因此，成熟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就是民意和制度杠杆所驱动的政治。至于不成熟、有待发展和巩固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则是政党、政党政府本身充当了自变量，反使民意和制度沦为它们的附庸。但是，归根结底，政党政治的发展还是要取决于民意和制度的强大、成熟和巩固。故而，我们在研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及其发展前景时，都应仔细考察上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对关系。显然，我们对台湾政党政治未来发展前景的探讨也要从这里开始。
一个时期以来，台湾民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台湾政党政治将步入又一个全新的阶段。
    1、从总体上看，当前台湾民意的分歧、冲突仍然多于共识。分歧主要体现在台湾南北矛盾、族群矛盾和地方派系矛盾等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及国民党执政时“重北轻南”的关系，南北矛盾成为台湾社会的重要矛盾，并在民进党的一再撩拨下不断加深。当代台湾南北间存在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它对台湾民众的政党认同产生直接影响。传统上，国民党在北部有基础，而民进党在南部占优势。在民进党长期切割族群的意识形态动员下，南部民众有进一步“排蓝”的趋势。民意的南北分歧与台湾政坛上“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的存在直接相关，也与台湾政治斗争的统“独”主题直接相关。族群矛盾和族群撕裂对台湾民意的趋同产生阻力。在政治斗争中，借族群动员激发民粹化、对抗性情绪，诱使、强迫选民放弃理性思考，转向悲情、仇恨，或是恐惧、焦虑的“集体无意识”及行为，这是政党、政客和地方派系及其成员惯用的手段。在屡屡操纵之下，台湾民意短期内很难走向谐和、兼容。地方派系矛盾仍对台湾民意产生重要影响。地方派系为参与政治分配以维护和发展自身利益，径直以宗亲、地缘、职缘等联系取代现代政党政治诉求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使台湾民意始终无法走出臣民依恃的阴影，因而变得支离破碎。
    2、台湾民意已普遍厌倦于纷争、混乱的台湾政党政治现状，希望尽快结束无休止的族群与统“独”之争，使台湾尽快回归稳定和发展的主轴。民进党执政期间，由于人为操作，“台湾人”的认同有在岛内渗透扩散的势头。但台湾民众的态度仍然非常清晰：尽管在政治认同上呈现多元的分歧与冲突，但由于事关自己根本利益与未来前途，他们宁愿搁置、淡化纷争，使族群、统“独”让位于和平、稳定和发展。对民众而言，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永远最重要。2002年，台湾社会矛盾激化，国民党执政时常见的社会运动重现街头。2004年，民进党险些被赶下台。2005年“三合一”选举，民众转向支持泛蓝政党，形同对民进党投下不信任票，而民进党操纵族群和统“独”问题的花招也第一次失效。及至2008年，民进党在选民中的吸引力更是江河日下，最后被逐出执政舞台。台湾民众最看重的还是“重视民意”、“改善经济”和“施政经验”。民进党执政后政局不稳、经济低迷、两岸僵持，相当多民众开始怀念当年国民党的执政能力。2006年，民进党政要弊案接连曝光，民众涌上街头，掀起反腐风潮，越来越多民众希望“二次政党轮替”。选民还加大了对泛蓝政党的压力，迫使其进一步整合、团结，这随即导致亲绿选民做出反应。结果，台湾浅蓝、浅绿的中间选民数量下降，除蓝绿两大政党国民党、民进党以外的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
    3、人口的世代更替也对台湾民意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台湾学者以1992年台湾民意机构全面改选，开放全面合乎“参与、竞争”原则的选举为时间界限，将1992年及以后成年并取得选举权的民众(1972年以前出生的民众)称作“民主世代”，而将此前出生的民众归结为“威权世代”。整个1980年代，“民主世代”处于成长阶段，与“威权世代”相比，他们对国民党威权统治没有太多的集体记忆，对台湾民主政治、政党政治及其主题的理解与“威权世代”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在族群和统“独”问题上，“民主世代”较少受省籍影响，立场中立。相对于“威权世代”，在“台湾人/中国人”族群意识方面，“民主世代”内心较少差异性，他们对“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认同比率也相对要高。相对于“威权世代”更多拘泥于族群与统“独”框框，“民主世代”更关心台湾民主。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层面看，“民主世代”对民主的认同、对台湾民主的发展都持更积极的态度。当然，2004年以来，他们对民进党当局操控下台湾民主的满意度也持续下滑，这与“威权世代”还是一致的。对族群、统“独”和民主理解的不同也折射在政党认同上。研究表明，2003年后“民主世代”对国民党的认同明显回升。2006年4月，国民党组发会主委廖风德表示，党主席直选后，党员数猛增五万人。他并指出，过去年轻人不愿加入国民党，现在40岁以下党员约占55％，显示国民党已获年轻人认同。民进党则没那么幸运。2000年，民进党支持者过半数年龄在40岁以下(五成五)；2006年，这一比率骤减至38％，支持者老化速度严重。民进党支持者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的老人。即便在民进党内，党员群众中也存在世代的差异与分野。这表明，民进党自身发展也已接近历史转折的关头。其他台湾政党及其支持者也都或多或少存在政治理念上的转变。尽管没有最终成型，尽管还可能被政党恶斗所干扰和牵制，但转变的趋势不可遏止，因为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就是如此。是故，民意变化、特别是新民意的产生迟早会对未来台湾政党政治产生积极影响。
二、政党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制度
未来台湾“宪法”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它们当中内在的精神以及相关的规则的转变都将对政党政治发生根本性影响。
    1、台湾地区宪政体制的变化。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最大的罩门就是“宪政体制”屡屡遭受搁置、切割和扭曲因而无法有效约束政党政府行为、防止政党政治整体失范。从民主巩固、发展角度看，台湾“宪政体制”确有整饬和强化的必要。但是，一直以来指向这一领域的政党与政客行为无不因私废公，所以直到今天也无起色。民进党执政后期一度急于推进“宪改”，打出了“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的旗号，但这不过是明修栈道，其真正目的还是要伺机制订台湾“新宪”。因此，与其说它是要深化民主，毋宁讲它是要完成“台独”。基于民主发展的“修宪”是必要的，但若搞“法理台独”，当然会受到台湾民众的抵制，会面临祖国大陆强烈的反应，会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个别“利益相关者”的极力反对。未来台湾不管哪个党主政，“宪改”前景都直接关乎台湾政治发展的大环境。
台湾政治社会安于本分、旨在完善民主体制的“宪改”应将更多精力放在权力配置、监督和制衡上，致力于提升政府效率和活力，使民主的运行更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总之，要确立责任政治，使权力受到制约，使参与受到尊重。民进党执政期间，台湾政党政治最遭人诟病的就是“总统”是有权无责，政府是少数政府且为“总统”附庸，民意机构无法有效制衡“总统”及其政府，政府亦因“总统”操控和“立法院”杯葛而陷于混乱。这都是民进党不愿意权力分享造成的，是该党根本视“宪政”为无物的结果。因此，无论是搞“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未来台湾理性的“宪改”应首先解决“人高于党”、“党大于法”的问题。惟其如此，台湾政党竞争才会回归正常、理性。
顺便提及台湾司法独立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司法体系实际上蜕变成了服从和服务于侍从主义政治架构的环节。政党轮替后，尽管民进党也可以驱使司法机构选择性办案、奉命办案，但由于尚未确立起自己的党国体制，民进党、行政力量对于司法的控制力却在整体上趋弱。2006年“倒扁”风潮中，检察官就“国务机要费案”起诉陈水扁夫人吴淑贞，起诉书将陈水扁视为共犯。不久，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亦因“特别费案”被起诉。这是台湾司法走向独立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两件起诉案都指向了台湾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本身，实际上是在以令人震撼的形式提醒各方关注、反思和革除台湾现有制度的弊端。司法调查的结果将不可避免、空前深刻地影响到民进党的命运。因此，未来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与台湾司法独立发展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
    2、台湾选举制度的变革。与政治文化相比，选举体制对未来台湾政党政治的影响更直接、迅捷。根据各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政党政治除与历史传统、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经济环境等因素相关外，也与宪政体制及选举制度密切关联。尤其是选制的选择，往往影响候选人的参选动机、竞选方式、选举策略、选民的投票行为，甚至塑造出不同的政党政治形态。
台湾传统政治文化与选举体制导致政策、政见无法主导选举过程。台湾“立委”选制一度采用复数选区单记非让渡投票制。1990年代前，日本、韩国都曾使用这一选制，但后来纷纷改弦更张。此选制的优点是：1.易行。2.可建立多元政治。只要有足够实力，少数派也有机会当选。应选名额越多，此种机会越大，越能展现多元声音。3.各党均有机会。小党在复数选区中若能集中有效票源，则当选机会大增；大党掌握的票源较多，若能够有效“配票”，则使本党候选人全部当选亦非不可能。但是，该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更大：1.导致政党党内同室操戈多于党际之间的竞争。2.导致政党派系尾大不掉。3.使竞选花费偏高，贿选严重。4.使候选人剑走偏锋，加剧社会分歧。5.造成选举花招泛滥，政策辩论独缺。6.致使党纪不彰，“立法院”议事效率低落。7.形成选人、选党界限不清。这些都可能造成选举有悖民意、有违自由的原则。
    1996年底国民党与民进党达成共识。要将台湾民意代表选举制度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2005年6月，“国大”“复决”通过“宪法增修条文”，其第四条中涉及选制改革的内容如下：“立法院立法委员自第七届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年，连选得连任，于每届任满前三个月内，依左列规定选出之，不受宪法第六十四条及第六十五条之限制：一、自由地区直辖市、县市七十三人。每县市至少一人。二、自由地区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三人。三、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共三十四人。前项第一款依各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分配，并按应选名额划分同额选举区选出之。第三款依政党名单投票选举之，由获得百分之五以上政党选举票之政党依得票比率选出之，各政党当选名单中，妇女不得低于二分之一。”
单一选区两票并立制更倾向于“多数决制”，能更好地反映主流民意，经它产生的政府的稳定度与政党的权责明确性表现相对较好。它的优点是：1.席次分配较为简易。2.没有溢出效应，参选者不会面对同室操戈的尴尬，有利于各政党的稳定和团结。3.有助于意识形态与公共政策上向中间靠拢，有助于社会往中间温和方向发展。4.有助于高品质专业人才出头。台湾选制改革后可能存在的最大问题是：1.政党席次与得票率易形成落差。2.有利于大党与既有政党，较不利于小党或新兴政党。3.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选区都会产生相当多的“死票”、“剩票”，导致少数群体无法推出自己的代表，导致民意的扭曲。若在内阁制条件下，那么得票少的政党获议会多数组阁的情形就无法避免。
三、未来台湾可能的政党政治走向
因应民意和制度这两个自变量的明显变化，未来台湾政党政治将面临较为全面和深刻的转型。这些转型将涵括政党体系、政党理念等诸方面，并最终影响到政党政治的过程，影响到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
    1、台湾政党理念及政策的走向。总体上看，未来台湾政党及其候选人都必须致力于争取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其意识形态势必会渐趋温和。依新选制，“立委”席次减半后的113席中有79席透过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产生。为此，各党必须逐步放弃在原选制下养成的习惯，改变吃定少数、剑走偏锋、撕裂族群的极端政治诉求，转向迎合、讨好中间选民。中间选民更重实用，没有太强意识形态倾向，其政治态度、政治理念也往往能更全面地反映社会整体的意志。为此，各政党及其候选人不得不考虑如何兼顾各方面要求。由此，政党竞争趋向最终还是要由离心转为向心。
公众政治意识将根本决定政党理念的变化。在台湾，旧的制度设计是为了维护威权统治，当然要切割社会整体，分裂社会团结，防止多数一致的民意形成。第一次政党轮替后，该制度又被民进党用来兜售私货。政党恶斗、政党理念凌驾于社会公众意愿之上几乎不可避免。但是，民意始终不满于政党恶斗，不满于政党无视民意的“自致性”，所以才有选制改革这样的设计来从制度上驱动政党理念变化。民意驱动和制度变化的共同结果是，颠倒的政党理念与民众意愿的关系出现了回复民意主导这一正常状态的契机，政党政治的重点向政策层面回归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两票制有利于选民分散投票进行完整的意见表达，那些原本支持民主而非支持“台独”的民意将得到更清晰的表达。长期被民进党以“台独”意识形态所捆绑的民主进程将有所廓清。民进党等绿色政党将被迫改弦更张，或淡化“台独”诉求，或更多呼应民生、民主与民权的要求。2007年初“台联党”企图转型脱困的努力就说明了这一问题。政党政治重点回归政策层面，这对国民党来说是利好。相对于民进党狂飙的激进主义，主张渐进改革的国民党终于有可能以其相对温和的政治理念重获台湾多数民意的认同。
但这并不意味着激进的“台独”理论及实践会很快失去市场。新选制不具备足以排除极端势力的力量。统“独”矛盾还将继续，只是失去了在政治和政策上的主导权、话语权。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极端“台独”的存在已是既成事实，那么与其压制它、致其转入地下并采取非理性的对抗，反倒不如将其转化为体制内中公开的反对势力。成熟的民主可以容忍极端势力存在，但却极少允许其赢得支配性的地位。较之国民党威权时期不成功的反“台独”做法，这不失为台湾政治上一种无奈但实用的选择。诚然，民主化本身就是将一些原本存在于体制外的对抗性矛盾渐次地纳入体制内予以解决或缓和的过程。
    2、未来台湾政党体系的走向。制度改革明显地会引发政党体系发生变化。1989年开放党禁以来，台湾政党体系已由威权一党制解体并走向准两党制，继而演化为多党制。未来新选制势必也会发生相似的影响。上一次变化的特点是：新旧前后的政党体系之间既有接续的一面，也有中断的另一面。接续的一面，是指制度的变化并没有在短期内引发政党体系的根本转型；中断的一面，是指制度变化起到了从根本上重塑政党体系的作用。台湾新的制度变革与政党体系变化是否会重复上一次的某些特征？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从最近几次选举前后各政党及其精英的理念与行为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新选制的影响已提前到来，事实上也已开始了对台湾政党体系的重塑。
首先，由于每选区只有1人当选，若选区中某党总占优势，其它党自然会联合起来对抗它。而对后者来说，它也会设法联合别的力量，以确保其优势。迪韦尔热指出：实施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的选制有易于形成两党体系的趋向。这一定律作用于未来台湾的政党体制是有现实基础的。在实施新选制初期，各党可能都会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角逐单一选区。但逐渐地，理念相近的政党因分散票源而导致一起落选的挫折会不断出现。于是，它们可能透过协商与谈判，在不同选区交换支持彼此的候选人，在每一个选区中共同提名候选人参选。鉴于分散选票导致败选的教训，2001年起，国民党、亲民党及新党开始彼此接近、合作，结果就是台湾“泛蓝”与“泛绿”相对峙的主辅二元式政党体系。相比较而言，台湾政党体系因选制改变而走向两党政治的概率是最高的。
另一方面，单一选区两票并立制极可能导致各党得票率和议席占有率差距太多。由此，未来台湾出现类似日本五五体制一党独大政党局面的可能性也还存在。2002年，台湾学者徐永明指出，无论新选制下小选区如何划分，皆对民进党有利。民进党“席次红利”(seat bonus：席位率高于得票率)多于其它政党。国民党席次率变化不大，但其它小党的席次率则是大幅萎缩。但据林浊水分析，由于国民党掌握了超过七成的乡镇市长，在基层动员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加之区域性的认同变化相当缓慢，故新选制对国民党有利。据他推算，未来台湾所呈现的将不是两党政治，而是“一个半政党体系”，亦即：国民党永远过半，民进党永远少数，以致无法形成有效的竞争。自民主化以来，台湾同样有类似当年日本政治发展所经历过的长期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拮抗：与日本1955年的情形有些相似，台湾当前也迫切需要稳定政局、改善民生；而且，经过多年的竞合与折冲，台湾政党也日益整合为当年日本“五五体制”形成前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等。如此，则台湾一党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不论差异如何，上述相同点在于：新选制不利于小党。小党唯一的机会就是参与不分区席次的角逐，但其在单一选区中所浪费的选票未必能因此获得补偿。这是因为：1.有5％门槛的限制。2.在蓝绿尖锐对立的局面下，选民会自动弃小党保大党。即便小党侥幸胜出，但不分区席次仅34席，不足总席次的1/3，也难发挥太大作用，除非充当关键少数。有学者认为，在这样的生态中，亲民党、新党与国民党合并是迟早的事；一旦三党合并，台联党也就很难回避与民进党合并的问题。新选制促进政党联合的作用是明显的，政党联合会使政党实际数目减少。因此，无论未来台湾政党体制是走向两党制，还是“一个半政党体系”，台湾主辅二元、多党竞合的政党政治体系似已走到尽头。
    3、二次政党轮替与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前景。在台湾2008年初的“立委”选举中，民进党政党票得票率为36.91％，剔出其它党未过5％门槛形成的死票，得票率高达41.87％，与该党上台前第四届“立委”选举29.56％的得票率相比，10年间成长近10个百分点。国民党以81︰27的席次比大胜，其它政党除亲民党获l席外都交了白卷(意味着泡沫化)。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执政无能导致民众青睐国民党：蓝绿对抗的态势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更强化；第三力量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政治现实严厉地迫使台湾民众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选边站。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台湾完成了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以58.4％对41.6％的得票比率和210万张选票的政治优势重返执政舞台。这体现了台湾人民的智慧：拿下腐败偏执的民进党，但希望保留它作为政治制衡的手段。
上述选举可谓台湾地区至关重要的关键性选举，开启了新一轮政党重组的进程。政党重组是指人民对政党的认同发生改变，影响到对政党的支持，从而使政党发生新的分化组合。政党重组的背后是选民政党认同的变迁，或者说是选民重组，后者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里选民最关心的问题的变化。选民重组、政党重组和政党选举特别是关键性选举直接相关。选民重组、政党重组的关键在于：最终表达出来的民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成为除各政党的性质、路线和政策因素以外影响政党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在多党竞争体制下，选民多数会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政党偏好。在两大政党主导的情况下，选民对执政党不满最重要的表达就是投票推动政党轮替。若选民也不满意在野党，就可能不投票。这不是说不投票的选民都不满于既有体制。利普塞特等人的研究表明，选民也会因为对既有体制感到放心而不投票。由此，民意的深刻变化一般通过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投票率出现急剧的升降(骤降的可能性一般较小)，二是政党得票比率和席次比率发生较大的变化。考察台湾的两次关键性选举，人们看到：投票率没有较大变化，但政党的得票率、席次比率却都发生了大幅的变化。这意味着：台湾选民高度渴望结束当前台湾政党恶斗的混乱局面，深切希望政党政治走向良性竞争的轨道。
国民党虽因经济社会政策受到选民欣赏而获得较高支持率，但这不足以扭转民进党给它带来的压力和困局。它还是必须正视少数选民的意见，如果执政出现问题，导致台湾民众深化、定格了国民党“外来政权做不好事”的印象，国、民两党支持率间十七八个百分点的差距将很容易被抹平。2006年红衫军上街时，民进党部分少壮派要求改革但被压制。败选后，党内要求检讨组织、路线和改革的声浪又一次抬头。民进党是否会深入反思和改革？这将对未来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民进党本身毕竟是台湾社会运动几十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在顺应主流民意主动改革的情况下，台湾人民不会轻易抛弃它。问题是，“台独”路线将民进党逼入了死角。在目前政治格局下，若仅仅依顺政治理念上和行为上的惯性，它的前途就是暗淡的。
从战略高度来看，台湾政治发展的前途无非有二：
一是改弦更张有所起色，台湾民众长期努力并付出沉重代价的民主成果得以巩固和发展，台湾走向相对成熟的民主社会，这是比较光明的前途。2005年“三合一”选举后，特别是最近两次关键性选举之后，各小党已经泡沫化，不得不分别向国民党或民进党靠拢，从而形成政治上的两极。由此，台湾政党政治确乎呈现出某些类似英美等国两党制的特点。设若台湾能够中短期内确立起类似美国式两党制或类似日本式一党独大体制，责任政治、政治责任就将逐步植入台湾政治社会，台湾的政治发展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二是继续混乱不堪甚至每况愈下，最终导致台湾政党政治的失败并带来第二次民主化进程的挫折，这是比较阴郁的前途。因应选民重组的要求，台湾已经出现了各小党分别向两大政党靠拢的局面，但毕竟人们看到的还只是政党合作，而非政党合并。所以，我们也只能将其视为政党重组的初始阶段。此外，台湾两大政党内部都长期存在严重的分裂倾向。国民党内存在本土派与非本土派的矛盾，民进党内部则是新潮流与反新潮流的矛盾。两党内部都有积久的宿怨。其中任何一个党因发生内讧和分裂，都会造成政党结构发生实质性的重组。重组后，除一党优势、两党制以外，台湾政治也还存在继续维持多党混战、政治动荡的可能性。
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仍然分裂的社会基础之上被塑造出来的台湾民意将还在国民党保守政治理念和民进党急进政治理念两极间拉锯，在泛蓝与泛绿阵营统“独”对垒两端间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动摇。台湾政党政治、民主政治还将承受更多考验，经历更高层次的发展。政治发展、政党政治总是在遭遇困境时、在摆脱困境的努力中前行的。台湾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在现代、理性的和团结的公民社会业已生成并不断趋于成熟、壮大的条件下，良性的民主政治生活才是可能的。借用黑格尔式的语调，我们讲：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政治，反之亦然。对于现代政治发展而言，这一点无疑具有某种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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