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理论学刊》(济南)2009年10期第21～26页
【作者简介】李瑗，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台湾问题作为历史遗留下来，带国际性的内政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始终萦绕于怀的一个战略问题，直至今天仍被列为新世纪需要解决的一大战略任务。6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为制定正确的对台政策，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经过几代领导人的艰辛努力，终于在今天使两岸双方初步形成良性互动态势，两岸关系开始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今天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而其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对台政策。未来任重道远，正确地认识其经验和教训，并在实践中不断予以发展，是我们在60年建国大庆之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制定和实施对台政策
    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的不同发展历程。而对台政策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顺应历史和时代潮流的明智选择。翻开那一页页风雨如磐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共对台方针的变化，一是体现了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历史在发展，条件在变化，对台方针也在一步一步走向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境地。二是体现了勇于解放思想的创新精神。中共对台方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注入新的思维，摒弃旧观念，以顺应时代的变迁。三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即一切从台湾的实际出发，尊重台湾的历史和现实，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体现了灵活性，使其方针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这是中共对台政策的第一个转变。这第一个转变是根据以下情况的变化而实现的：
第一，《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使解放台湾面临重大困难。朝鲜停战后，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国际化，中国共产党准备继续实施以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先后发动了第一次炮击金门的战役和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解放了浙东沿海岛屿。与此同时，美国加快了制造“两个中国”的步伐。从1953年下半年至1954年底，经过一年多的策划，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蒋联合以“自助及互助”方式，共同“抵抗武装攻击”及共产颠覆活动；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防止所需要而部署陆海空军之权利。[1]这是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军事同盟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台湾完全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集体安全防御”体系中的一环，从而使它感到有恃无恐。美国的不断介入，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起来。中国共产党虽然并不屈服于美国政府的武装干涉，但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不得不考虑《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所带来的严重性而谨慎从事。
第二，美蒋在金马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美蒋之间虽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在条约的适用范围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分歧。美国的企图是，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中国，不愿承诺协防金马等沿海岛屿。蒋介石则坚决不愿放弃金马。因为持有这两个岛屿就意味着他仍统治着中国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是台湾“反攻大陆的决心和希望”。退出金马，便割断了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后一根纽带，从而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的法统地位。同时蒋介石也想以外岛问题把美国拖入中国的内战中。最后通过的《共同防御条约》，对美国是否负责保卫国民党所占的大陆沿海岛屿采用了含糊的语言。美国企图不承担协防的义务，蒋介石却源源不断地向金马增兵。为了利用台湾这个战略基地，艾森豪威尔又不得不表示：“决心协防金门、马祖以巩固台湾地位”的态度，但又向台湾表示不同意蒋介石反攻大陆。总之，在协防金马问题上，美蒋之间有很深的矛盾，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美蒋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的分歧。于是，在这一点上，大陆同国民党有了一致的地方，这就使和平解放台湾成为可能。
第三，中美大使级谈判使远东国际紧张对峙局势趋于缓和。第一次台海危机特别是一江山岛作战后，美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中共进占大陈岛后，对台湾要一举武力解决。因而发出战争叫嚣。据后来销密的历史档案，美国甚至商讨为保卫台湾而使用核武器。远东局势的紧张，使许多亚非国家感到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适时采取缓和远东与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措施。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提出与美国谈判以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建议。这一建议立即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举行。中美两国的首次外交接触，为扫除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四，台湾政局趋于稳定，岛内人民不希望打仗。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在政治上进行自身改造和整顿，在经济上进行改良性的土地改革，再加上美国全方位的援助，从而使台湾政局从混乱走向稳定，经济局势也有所好转。因此，尽管蒋介石集团继续坚持“反攻大陆”的基本立场，但台湾岛内的人民日益盼望和平稳定，台当局不得不考虑到这一因素，开始实行“偏安台湾”的政策。
第五，中国大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①。1956年，中国大陆已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国内主要矛盾已经由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一变化决定党的对台政策要服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而且更要调动一切国内外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在上述情况下，中共适时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实现了由“武力解放”向“和平解放”方针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所提出的“一纲四目”及相关论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实现了由“和平解放”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又是根据以下情况的变化而实现的：
第一，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后，中英建交、中日建交。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基于本国利益和全球战略的考虑，进一步缓和中美关系，并于1979年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发表了联合公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为中共调整对台政策、制定和平统一方针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现实基础。
第二，祖国大陆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78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摈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和平统一构想的创立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这一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和平统一”方针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香港、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证明“一国两制”构想的可行性和巨大的生命力，也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共和平统一台湾的信心和决心。
第三，岛内形势也出现了微妙变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当局内外交困，处境维艰。为了保持它的“国际地位”和统治基础，国民党被迫着手调整统治策略，提出“革新保台”、“政治革新”等一系列举措。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对大陆政策做了某些调整，如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统一口号也由过去的“反共复国”、“光复大陆”改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应当看到，“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一国两制”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它们在使用和平手段统一国家这一点上则有一致之处，是台湾缓和与大陆关系的主要体现。
第四，此时的两岸关系虽然仍处于敌对状态，但总体上已趋向缓和。1979年以来，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突飞猛进，1994年两岸间接贸易已超过160亿美元，为1979年的207倍。由贸易带动的对大陆投资亦呈不断上升之势。截止1993年底，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已有2万多个，协议投资金额约190亿美元，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在台引起反响，台掀起大陆投资热。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访友、寻根、问祖、旅游、观光也越来越多。从1987年11月—1994年底，达700多万人次。台胞来大陆的人员的层次也在不断提高，科技、文化、体育、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频繁。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实现了由“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转变。之后，又不断根据发展了的新情况，充实和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
    1989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新时期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简称“江八点”)。“江八点”的提出，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它所针对的当时的一些特殊背景主要是：一是针对李登辉上台后逐步背离“一个中国”的言论和行动，而更加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二是针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政党多元化的出现，而提出由海峡两岸进行对话谈判的主张。三是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经济交流的范围日趋广泛，力度不断加强，而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目的不断制定阻挠两岸经济交流的政策，以政治来挤压经济，使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常受政治分歧影响而处于不稳定状态。针对这一情况，江泽民在“八项主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经济合作。”为此，江泽民特别表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将切实维护台商的一切正当权益，台湾当局也应尽早取消一切不适当的限制与障碍，推进两岸的经贸合作。这一主张是在两岸关系现状下突破“政经连环套”的合理而富有建设性的主张。四是针对1993年两岸半官方事务性的“汪辜会谈”以后，台湾当局图谋利用两会事务性、经济性商谈，体现所谓“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使两会商谈难以取得实质成果的状况，为尽快打破政治僵局，“江八点”尤其强调把政治谈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自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产生以来，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保持了对台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在对台的具体政策上又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其发展和调整仍然是根据国际战略的新变化和两岸关系的新态势而实现的。
    2000年3月，陈水扁主政台湾后，“台独”危险性大大增加了。“台独”活动甚至发展至谋求“新宪”的阶段，企图从法律上割断台湾同中国大陆关系。2003年下半年开始，陈水扁“台独”分裂活动越来越变本加厉，几乎一个月就有一次大的动作，并明目张胆地提出“台独”时间表，声称在“2006年出台新宪法，2007年公投新宪法，2008年实施新宪法”，使台湾成为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这表明，陈水扁图谋通过“公民投票”、“宪政改造”等方式，实现“台湾法理独立”，严重威胁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威胁。针对“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中共将对台方略进行重大调整，开始把“反独”列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针对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简称“胡四点”)，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胡锦涛的四点意见，为中国政府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新的战略思想，为中国政府在新形势下处理两岸关系指明了方向。在胡锦涛“四点意见”的指导下，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以立法形式把反对和遏制“台独”，维护祖国统一，上升为国家意志。
几十年的对台政策发展演变的过程充分说明：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制定和实施对台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根本经验。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制定和实施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把握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体现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人民愿望的实事求是精神，反映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要继续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大政方针，继续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不断向前迈进。”[2]
二、大陆加快发展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
    1988年5月，邓小平说：“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3](P265)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对台工作的“实践充分证明：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巨大进步，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2]归根到底，大陆的现代化和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是争取台湾民众的最首要的“工作”，也是抑制“台独”最有力的保障。从经济上看，过去大陆经济落后，台湾以此为借口，拒绝和祖国大陆统一，现在大陆经济发展了，台湾也就不好再拿这个做说词了。当然，从整体实力上看，双方还有不小差距。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看，大陆不如台湾多；从贫富差距上，大陆不如台湾小；特别是台湾背后有美国在撑腰。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真正与美国抗衡的实力。应该说，这就是大陆为什么能够收回港澳，而至今还不能统一台湾的真正原因。有人说，“中华民族腾飞之日，就是台湾统一之时。”还有人说：“手中无米，叫鸡鸡都不来。”这是有道理的。大陆只有把经济发展起来，综合实力强大起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才不会有障碍。
台湾现在不愿意统一的原因，还有一个所谓振振有词的说法就是：大陆不民主，而台湾早已经是民主法治的地区了。首先，台湾方面指责大陆不民主是有片面性的。应该看到，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民主化进程上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台湾的民主也并不是那么尽善尽美。有很多外国人包括台湾自己人也经常抨击台湾民主是“文革”式的民主。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陆的民主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实有滞后的一面。因此，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采取实质措施，积极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对于统一来说，只能是加分而不是减分。
三、加强交流合作与协商谈判是取得两岸共识、求同存异的最佳方式
几十年对台工作的实践证明，交流与不交流就是不一样。无论是两岸经济方面的交流合作，还是文化方面或者是人员方面的合作，都对遏制“台独”、促进统一，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比如说，有些所谓有“台独”倾向的绿色艺人、绿色商人，甚至曾经是“铁杆台独”分子，经过多次到大陆来进行交流、演出、做生意，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抛弃了“台独”的立场。像许信良曾经两次当选民进党主席，曾是“台独”运动的元老。2000年参加台湾地区“大选”失败后几次到大陆访问，对大陆的了解逐渐全面深入。2001年3月，他在接受台湾《两岸双赢》杂志专访时，明确指出：“一中不仅不能逃避，我们更不可能有其他方式不接受一中原则”。他还说过，“对于像我这种从民进党出身的人来说，情感上很痛苦，但必须着眼于未来发展远景，而不是用历史情结产生的情感来处理两岸问题。”[4]另一位被李敖公开称为“民进党最聪明的女人”陈文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起就参与岛内“党外活动”，很快成为党外政治势力的文胆。90年代中期从美国返台后，担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文茜一度与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过从甚密。她当时无疑是民进党的中坚力量，后来也因政见不合退出了民进党。陈文茜在几次访问大陆之后，对大陆有了真切认识，抛弃了追求“台独”的立场。2005年6月，她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随笔《我在上海的一天》，写到：“借居上海，相隔两地，我看着两个我，一个怯懦不愿改变的我，与一个等不及要奔放的我；分裂成两半，卡住了我全部的人生。……从大历史角度看，上海正主宰着未来世界的一部分，这和台北恰恰相反。唯有欢乐的上海，让我想起台北的孤独。……这是一个离散的世纪，两座彼此陌生的城市，把一个活生生的我离散了。”读着她的随笔，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被重新唤起的民族情绪。[4]所谓绿色艺人像张惠妹，绿色商人许文龙，都通过多次来大陆交流，改变了看法，开始为统一做工作。许文龙是陈水扁第二次当选“总统”后，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被国台办点名的“绿色台商”。他一边在大陆大把大把地赚钱，一边回台湾支持陈水扁搞“台独”，理所当然地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2005年3月，正当“台独”分裂势力大闹台湾、举行“反分裂”游行的时候，向来与李登辉、陈水扁交情深厚的许文龙，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以反对“台独”为主题的“退休感言”。这件事在台湾是引起轰动的大新闻，有人说这是比所谓“3·26大游行”更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他说，“我出生在台湾，我认为台湾、大陆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我常想，只有两岸民众都富裕了，才是中国人的富裕，只有两岸民众都幸福了，才是中国人的幸福。”“我支持民进党支持陈水扁，缘于我对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的不满，但我支持陈水扁并不是支持‘台独’，我认为台湾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大陆，搞‘台独’只会把台湾引向战争，把人民拖向灾难。”“最近胡锦涛主席的讲话和《反分裂国家法》的出台，我们都很关注。我觉得有了这个讲话和法律，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5]这说明，两岸人民至少在经济利益方面已经紧紧地联系起来，形势比人强，即使是最顽固的“台独”分子也会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改变立场。作为一个历练多年的老商人，他特别挑选“台独”分裂势力大闹台湾的日子发出这样的声音，与其说他已经看清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前途，不如说台商或者台湾人民的利益已经使他无法沉默。
几十年的对台工作实践还说明：举行协商谈判更是取得两岸共识、求同存异的最佳方式。几十年来，中共始终致力于促进统一的谈判，先是进行秘密谈判，随后又提出国共对等谈判、两岸谈判。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第一次“汪辜会谈”。“汪辜会谈”之所以能谈成，就是因为确定了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定了两岸商谈的共同政治基础。“汪辜会谈”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当年使两岸政治关系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而此后的十年中都没有再出现这样一个高潮。这个政治高潮的具体体现是，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两岸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这种机制对两岸双方都是非常必要的。2008年11月4日，又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海协会与海基会在台北商谈(即“陈江会谈”)，就两岸空运直航、海运直航、邮政合作、食品安全等四项议题签署协议。这是两岸隔绝近60年来大陆方面最高层级的人士首度抵台，是两岸制度化协商的又一新起点，标志着两岸关系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汪辜会谈”和“陈江会谈”的成功经验就是，两岸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搁置争议，相互包容。只要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想谈，就一定能够谈出结果。
四、争取台湾民心是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保证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复杂工程，需要海内外同胞特别是台湾人民的广泛参与和合作。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人民是发展两岸关系、推动和平统一进程的重要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应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代领导集体对台政策不断探索的结晶。从最初“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台政策的内涵和形式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几十年的对台实践探索中，“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的贯彻实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第一，逐渐化解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敌意，两岸和平双赢成为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2007年台湾民调显示，7成受访者赞同“三通”直航，8成赞同开放祖国大陆观光客赴台旅游，81％的民众赞成祖国大陆开放台湾农产品到祖国大陆销售，特别是原本亲绿的企业界人士在报纸上与陈水扁四论“两岸和平共处法”，体现出台湾人民赞同两岸交流，实现两岸共同发展的心声。
第二，开辟了两岸多渠道的交流模式。祖国大陆多年来针对台湾民众的扎实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除两岸经济交流深入发展外，两岸在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卫生、影视、出版、民族、宗教等各领域的交流都获得了新进展。
第三，实现了两岸政党的对话交流，突破了过去对台工作无着力点的局面。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两岸政党间的交流合作，开启了两岸政党交流的新局面。“胡连会”、“胡宋会”、“胡郁会”达成的诸多重要共识，极大地缓和了两岸紧张气氛，增进了两岸同胞间相互了解，使两岸四党确立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岸同胞利益的共同主张，建立起反“台独”统一战线，激活了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这是大陆长期以来对台政策的催生以及台湾岛内民意驱动的结果。现在，两岸政党交流已呈不可逆转之势，两岸政党的接触交流乃至党际交流的经常化、制度化。
第四，“台独”逆流受到强有力的遏制。近年来，正是台湾人民在“台独”活动猖獗以及岛内异常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坚持不懈地与“台独”活动斗争，有效挫败了一系列“台独”势力的图谋。如挫败了“台独”势力操弄的“统独公投”、“入联公投”、“法理台独”图谋，打乱了陈水扁的“宪改时间表”，巨额军购案遭遇台湾民意的阻拦。特别是台湾民众用选票终结了民进党的执政地位，这是台湾民意对陈水扁推行的“正名”、“公投”、“修宪”、“入联”路线的否决，是大陆理性善意的两岸政策开始影响台湾民众选举意志，是两岸追求“和平、安定、繁荣、共存”主流民意的胜利，这是大陆长期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取得的最显著的成果[6]。
当前，台湾的主流民意中多数人要求维持现状，求和平、求安定、求发展，存在极大的可塑性，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工作是可以改变的，能够使之向着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方向转化，为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构建广泛的民众基础。
但是，做台湾人民工作也要看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通的，需要长期艰苦细致的努力。民进党虽然遭受重大挫折，“台独”势力的影响下降，但泛绿基本盘仍维持在40％。伴随着“台湾主体意识”和本土化诉求的不断深化，不仅有利于民进党打着“本土牌”骗取选票，更增强了泛绿选民的凝聚力。当然，泛绿选民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旦工作到位，条件成熟，会随时改变政治立场。如绿营的主体是中南部的劳工和农民，他们长期受台湾当局尤其是陈水扁当局的蒙骗和误导，对大陆的政策不甚了解，而大陆的惠台政策对他们影响有限，不能感同身受，加上大陆改革开放30年造成的城乡差距扩大被一些“有心人”利用夸大，使他们担心固有利益受损害，进而对统一心存畏惧。若做通这部分人的思想工作，对民进党无疑是釜底抽薪。
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认真而细致地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尊重台湾人民意愿，维护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导台湾主流民意的转变，增强台湾民众对祖国和平统一的向心力，这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必须完成的任务。
五、反对“台独”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中共对台政策发展的历史看，历代领导人都把反对“台独”作为对台工作的主轴和核心任务，只不过每一时期有每一时期的不同特点而已。比如毛泽东时代，针对蒋介石父子坚决反对“台独”，反对美国搞“划峡而治”、“两个中国”，中国共产党联蒋抵美，粉碎了美国的这一阴谋。邓小平时代，针对国际反华势力始终在阻挠和破坏中国的统一大业，台湾当局长期抗拒统一，岛内外各种分裂势力始终图谋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提出坚持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对国际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是一个很大的震慑和遏制。江泽民时代，针对李登辉逐渐背离“一个中国”，提出“两国论”，以及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中国政府开展的1995年夏天到1996年3月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1999年7月开展的反对李登辉“两国论”的斗争，2002年8月以来进行的反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斗争这三场重大斗争，集中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预示了台湾当局如果发动“台独”事变将遭大陆的武力痛击，对台湾局势、两岸关系、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深远的战略性影响。胡锦涛上任以后，针对2003年台湾岛内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台独”分裂势力急骤膨胀，台湾岛内日益猖獗的“台独”分裂行径已经成为危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危害台湾地区安全秩序、危害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危险，适时地将对台政策的重心由促统转为反独，将反对和遏制“台独”作为现阶段的首要任务，充分表明了新一届党中央和全中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所有这些行动，都为推进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6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团结海内外同胞，坚决反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有力地阻止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倒行逆施，挫败了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各种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了台海地区和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推动了两岸关系越来越呈现和平发展的势头。实践证明：反对“台独”是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以上五点原因参见李瑗：《中国共产党对台两手方针的提出与运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研究局.台湾问题文献资料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J].两岸关系，200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薛福康.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化解岛内泛绿阵营[EB/OL]. http://www.huanqiu.com/337/2008-07/151877.html.
    [5]台湾：经济日报，2005-03-25.
    [6]王丽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方针的回顾与启示[J].学习月刊，20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