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华:后ECFA时期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转变

发布时间:2014-05-29 来源: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2010年6期
【作者简介】张冠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CFA的签订与生效,是海峡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搭建起了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与自由化的主要平台。特别是,ECFA的签订发生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将产生深刻变革,以及海峡两岸各自经济均进入新的重大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其对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意义就更为深远,并将对促进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大影响。
一、传统的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总体分析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两岸经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已逾30年历程。在过去的30年历程中,虽然两岸经济关系经历了不同阶段与发展时期,但从增长模式、投资与贸易结构等市场面分析,其主要发展方式与特征并未发生重要改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台湾向大陆进行的产业梯次转移成为带动两岸投资与贸易的主导力量。在过去30年间,台商向大陆共发生三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台湾发生了较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升,新台币升值幅度几年内达40%左右,环保与劳工运动兴起,使台湾以加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劳力密集型产业在岛内生存空间顿失。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及随后采取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大幅放宽资本输出管制,给这些台商找到泄洪口,于是发生台湾第一次产业外移潮;而当时大陆的改革开放以及同文同种的优势,使大陆成为台商外移的主要承接地。第二次产业转移大体发生于90年代前半期,当时大陆邓小平南行讲话后掀起改革开放新浪潮,台湾传统的中上游企业跟随下游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形成第二次产业规模性转移,同时部分下游的电脑周边产业也开始外移大陆。第三次规模性产业转移发生2001年两岸先后加入WTO前后,此时大陆市场的加快开放以及全球IT跨国公司采取供应链管理方式,促使台湾IT产业向大陆快速转移。三次产业转移,初始阶段多表现为整厂搬迁和设备转移,所需生产原料、零部件等也多由岛内母公司或上游企业进口,从而带动了台商赴大陆投资及两岸贸易规模的迅速增长,使两岸贸易呈现典型的投资拉动性特征(见图1)。
图1 两岸贸易与投资增长率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及商务部统计
    2、两岸产业交流主要集中于制造业领域,服务业合作薄弱。在过去30余年间,台湾经济处于由工业化向服务业社会的转型之中,而大陆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两岸经济发展阶段的落差导致制造业转移成为两岸产业交流的主要领域。按照台湾有关统计,1991-2005年在台商投资大陆的产业中,对服务业投资金额仅16.4亿美元,仅占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的3.48%。而在台湾对大陆以外的其他海外地区投资中,1952-2005年服务业对外投资金额累计为287.6亿美元,占对外总投资的64.6%。两岸加入WTO后,随着大陆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台商服务业投资比重有所上升,2003至2005年上半年,大陆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比重基本在23%-24%之间,仍然偏低①。两岸服务业交流薄弱,除两岸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因素外,还与两岸关系现状、两岸产业交流合作模式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两岸长期处于政治对立并导致缺乏正式的经贸协商机制与平台,成为两岸服务业合作的重要障碍,因为服务业的特性使其与制度、政策、法律、文化等因素联系更为紧密,两岸缺乏正式经贸协商平台与机制严重制约了两岸服务业的交流与合作,如由于过去两岸金融合作就直接受限于缺乏签订金融合作备忘录(MOU)的平台,直接导致两岸金融业无法在对方设立营业性机构。而从两岸产业交流合作的形式看,外移大陆的台湾产业尤其是IT业仍沿续在台湾的代工生产(OEM/ODM)形态,这种方式更多是承接欧美跨国公司释出的生产工序和模块化组装,其价值链的服务端如研发设计、渠道、加值服务等大都由欧美跨国公司主导②,因此虽然台湾生产基地大量向大陆转移,但带动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合作的动力并不强。
    3、加工贸易成为两岸贸易的主要形式,一般贸易水平偏低。过去30年间,赴大陆投资的台商其所需中间原料、生产设备仍多从岛内进口,经加工后再出口海外。长期以来两岸贸易中加工出口贸易比重一直占60%以上,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尽管大陆加强对台采购使台对大陆一般出口规模增加,但2009年大陆自台进口金额中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比例仍高达将近64%;对台出口中两项合计亦超过53%,这个比例大大超出大陆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2009年两岸一般贸易比重在对台出口中占40%,自台进口中占23%左右,明显偏低(参见表1)。两岸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偏高,原因在于台湾产业外移大陆的方式。通过将生产基地向大陆搬迁,形成了台湾接单——日本进口——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发展方式,即:台湾厂商从欧美市场获得订单,所需核心技术与零组件由日本进口,在台湾从事中高端零组件或中间产品的生产,然后在大陆进行后端的模组等最后成品的生产阶段,成品则主要再从大陆出口至欧美市场。如图2所示,2008年台湾对大陆出口比重虽达到39%,但其中有将近18%是再出口至美国市场,加上直接从台湾出口至美国市场的12%左右的金额,两者合计台湾直接出口与从大陆再出口至美国市场的比重达近30%,美国仍是台湾最大的最终出口市场,最大的进口市场则是日本。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陆虽然已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大陆在国际金融风暴期通过扩大内需仍实现8%以上的经济增长,而台湾在2009年则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4、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将大陆视为“工厂”而非“市场”,两岸产业链整合度不深。沿海地区以代工生产和加工出口为主的台商,由于其“两头在外”,与大陆本地市场与企业结合度不高。根据所谓台湾经济部门委托“中华经济院”在2007年所作调查③,72.6%的台资企业选择独资,23.5%选择合资,而在合资中与外资企业进行合资的比例又高达57%,显示与大陆当地企业合资的比例很低。在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上,传统产业的台资企业较注重大陆内销市场;而台商投资主力IT产业的产品则仍以出口海外为主,在大陆当地销售比例不足40%,回销台湾和出口海外比重超过60%。在采购来源方面,虽然台商在大陆当地采购比例提升到46.7%,但其中向当地台商采购的部分为24.2%,其余向台湾和海外采购比例分别为36.9%和16.4%。类似的其它许多调查资料也都显示,虽然台资在过去30年中持续向大陆转移,但与大陆本地市场、产业体系和企业的关联度并不强,形同产业“飞地”。过去两岸的产业合作与交流更多发生于两岸台商的上中下游之间以及大陆台商不同工序或生产阶段,两岸产业间虽然有着很大的互补性,但缺乏产业链间的有效整合。
过去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形成的上述特征,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大背景下,两岸经济各自转型及两岸关系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全球化打破了两岸政治因素的藩篱,台湾当局限制台商投资大陆的政策在资金全球化运作下一步步破功。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化,不仅促使台湾的传统产业按照以往的雁行模式,在大陆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分工行列后快速向大陆转移;1990年代后半期随着全球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的兴起,台湾新兴起的以代工生产为主要经营模式的IT产业,基于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管理的要求,也打破一般FDI的生命周期理论,在新兴成长阶段即开始规模性向大陆转移和布局④,其形成的两岸产业分工成为东亚乃至全球IT产业链的重要组成。与此同时,大陆改革开放的扩大与深化、工业化加速与东部地区出口导向经济的发展,成为吸引台湾产业外移的助推器,台商凭借同文同种的优势和着眼于大陆低廉的生产要素,持续将岛内的生产基地连同其代工生产模式移至大陆,促成了过去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上述特征。因此,既往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形成有其深刻的背景,并在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两岸经济繁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积极影响。
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
 
图2 2008年两岸贸易投资方式
资料来源:根据林圣忠《两岸经贸与繁荣地方——兼论ECFA之影响》(2009年10月24日)整理
但是,近年来尤其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两岸经济关系面临的总体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一些内在弊端开始显露出来。
    1、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显现不足。随着台湾产业的持续外移,台湾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快速降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台湾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68%、25.15%和73.17%,台湾已由工业化社会转变为服务业社会。尤其近10年以来,台湾制造业升级速度减缓,产业外移速度不减。2010年3月台湾外销订单中的海外生产比重高达50.7%⑤,已进入一个新的高平台期。从台湾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看,未来制造业很难再形成一次新的产业外移潮;而台湾服务业虽成为经济主导产业,但仍以内需为主要导向,加上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未能建立,也制约了两岸服务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即是说,以产业转移带动的投资贸易方式动力趋减,而服务业合作这一新的动力尚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这导致2003年后大陆统计的台商实际投资金额持续衰退,两岸贸易增速也相应的由过去30%左右的高增长,回落到双位数甚至个位数。
    2、两岸贸易投资受外部影响波动性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冲击。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虽然大陆经济通过扩大内需等举措保持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但受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影响,在2008年第4季和2009年第1季两岸贸易仍然呈现40%左右的大幅衰退,实际上是欧美市场的急剧萎缩通过两岸贸易向台湾岛内传导。大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采取的4万亿扩大投资、家电汽车下乡等举措,台商除了在家电下乡中获得部分商机外,其余机会并不多。据估计2009年大陆庞大的扩大内需政策中,台湾实际掌握的商机仅约56亿元人民币,显然十分偏低⑥。而在金融危机后的2010年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两岸贸易又呈现了高速反弹状态,上半年两岸贸易额增速达61.2%。应该说,这种受外部环境大起大落式的波动,都是难以持续的。
    3、大陆台商以代工生产为主的方式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目前,大陆台商尤其是IT产业台商,仍以代工生产为主要经营方式。由于从事代工生产的厂商不掌握通路、没有自己的品牌、核心技术,在上游海外客户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去杠杆化产生流动性紧缩,以及上下游厂商的去库存化紧缩采购的过程中,导致订单突然消失,产能利用率急剧下降。如台湾面板业在去年底产能利用率一度降至30%-40%左右,而韩国三星等面板产能由于有自己的下游品牌电视产业支撑与掌握通路,产能利用率一直维持八成左右,2009年3月份产能利用率甚至提高到100%⑦。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生产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动力价格持续加快上升,过去长期维持台商代工生产方式的成本优势将不断削弱,台商的一般性代工生产模式越来越难以持续,转型升级压力日益加大。
    4、现行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在加快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局部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被岛内“台独”势力所夸大和利用,给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在过去30年间,台湾产业梯次向大陆转移,给岛内产业升级留出了更大空间,加快了台湾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台湾总体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看,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时间只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从历史比较看明显快于美、日、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经历同样阶段所花的时间⑧。目前台湾三大产业占GDP比重与欧美发达经济体水平相当,但人均GDP水平仅为后者的一半左右,产业结构有“早熟”之嫌。这种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与转型,与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外移有密切关联。因为两岸同文同种的优势,使台湾企业可以用更低的成本与风险实现产业转移,并且中小企业可以较容易的转移到大陆并且存活,这与一般FDI方式显然不同。同时,台湾当局长期采取的限制措施不仅未能阻止这种转移,反而客观上助推了岛内企业“连根拔起”转移大陆,因为在政策限制和两岸无法“三通”的形势下,外移的企业不能有效建立起两岸产业链,只能带动更多的中上游产业出走,在大陆所获收益也不敢回台投资,因为回去后再出来就困难了。这种产业的持续快速外移,客观上导致岛内人力资源结构无法跟上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服务业比重的“被动性”提高也未能同步吸纳就业,于是形成了结构性失业问题,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来自于外销订单扩大、出口增长等带动的经济增长,因为海外生产比重的不断提高,并未能同步拉动岛内就业和薪资水平的增长。尤其在1990年代后半期到2000年后民进党执政期间,这一现象更加突出。而吊诡的是,近年来民进党等在野政治势力反而以此作为反对马英九当局两岸经贸政策开放的主张,并对岛内部分弱势群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成为影响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非经济因素。

随着后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以及两岸经济进行的重大转型升级,转变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更具迫切性,同时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1、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正发生的深刻变革与转变,使两岸经济关系发展与过去30年相比,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外部环境。
首先,全球经济将持续复苏但道路曲折,两岸经济关系发展外部环境总体向好但不确定因素很多。IMF在2010年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判断全球经济将持续复苏,但欧债风波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第二次探底也使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⑨。有专家认为,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十分复杂,如果国际社会不能从全球治理层面上解决好失衡根源及调整责任,最终会导致一次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大危机⑩。因此,虽然2010年两岸经济贸易投资呈现强劲复苏势头,但全球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增加了两岸经济关系未来复苏势头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而两岸经济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又与ECFA的成效密切关联,并可能与未来两年岛内政经形势相成互动。
其次,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中,两岸经济关系既往发展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过去“高举债、高消费”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增加储蓄与出口,成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重要凭借。在2006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为-1%,但到2010年6月美国个人储蓄额已提高到7259亿美元,占可支配收入的6.4%。而很多人认为,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将会逐步提到1980年代8%-10%左右的水平,这意味着美国人减少的消费数额将更为庞大。美国人同时也意识到,靠过去的虚拟经济与“金融巫术”解决不了目前高企的失业率,因此增加出口就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依靠。美国人不仅减少消费,而且还要振兴出口,这对过去依靠美国消费市场为主要出口动力的东亚经济体将是莫大的挑战。而长期以来美国接单——日本进口——大陆生产——出口欧美的两岸投资贸易方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再者,来自全球节能减碳浪潮、低碳经济与产业兴起,正深刻改变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态势。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并伴随的低碳经济产业兴起,从全球产业分工角度看,过去中东、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提供初级化石能源与原材料、东亚制造、欧美消费的产业链,面临战略性的重整与布局。美国等发达国家欲重振出口,当然难以把移出的产业搬回去,更主要地要通过技术优势,以及以环保与减碳的道德旗帜改变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来发展新能源等低碳经济,实现掌握新兴产业制高点、重振出口的目标。而提出并欲推行碳关税,就是发达国家为保障本国利益改变国际游戏规则,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利益,以振兴和提高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竞争力、制衡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确保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化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11)。同时,低碳经济与新能源产业的兴起,将使现行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生产链和价值链产生重大改变,两岸现行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及生产方式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两岸经济将步入历史上重要的转型升级期,成为决定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转变方向的关键因素。
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加快了中国大陆转型升级的步伐。未来大陆经济的转型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扩内需、调结构成为大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推动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在扩大内需方面,在继四万亿元投资、家电汽车下乡等举措后,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改革格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举措增加居民消费水平与比重等将是长期努力方向,与此相伴随的将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与劳动力价格的长期上升(12),这对于台商的代工生产模式将是重大挑战,而对着眼于大陆内需市场的企业则是重大机遇。在调结构方面,服务业作为扩大内需与调整产业结构的最佳结合点,将是大陆未来尤其是沿海省份重点发展的方向,除沿海发达的大城市外,江苏省也提出未来要发展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从趋势看,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大陆将步入由工业化加速阶段向服务业社会转变的新阶段。为应对低碳经济时代来临,大陆制造业升级也正加快,并明确提出新能源、传感网与物联网、微电子与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空间、海洋和地球深部开发等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
台湾经济也将步入一个重要的经济转型时期。作为长期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海岛型经济体,台湾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向以内需扩张为主显然并不现实。更需要的是逐步改变主要依靠欧美消费市场的态势,将外销市场向大陆等新兴市场倾斜,以减缓来自欧美市场趋减的压力。这就需要改变过去台湾当局从政治因素考虑执行的谋求与大陆经济保持距离甚至渐行渐远的对外经济战略,在全局上重新布局与大陆的经济关系,这其实是马英九执政后加快开放两岸经贸政策并签订ECFA的战略考虑。结构调整上,在台湾已步入服务业社会的情况下,改变台湾服务业以内需为主的发展特点,通过扩大服务业的外向需求增加发展动力,是台湾经济转型的重点方向。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一度实施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即曾被称作是推动服务业扩大外需的“第二次外向型革命”,但因政治因素胎死腹中。而在制造业的升级方面,改变企业以代工生产为主的模式,加快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升级也是必要的选择。台湾近来提出的发展观光旅游、医疗照护、生物科技、绿色能源、文化创意、精致农业等七大新兴产业,反映了其未来升级的重要方向,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两岸颇多相类之处。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格局,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按照2005年国共两党达成的愿景,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迅速恢复两会协商并实现制度化,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按照“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两会协商已达成了以经济议题为主的14项协议与一项共识。这一新的发展格局,不仅表明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谋求建立新的以和平发展为主轴的稳定、可持续关系,而且在经济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与制度环境。这一格局的形成并不断深化,使双方各自在两岸政经战略上取得方向性的一致,使得两岸未来各自进行的政经转型与调整通过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进行协调和相互支持成为可能。这一新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将使过去因政治力扭曲的两岸经济关系资源配置得到纠错,两岸各自的比较优势可望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发挥;另一方面,也对转变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即两岸经济关系应加快转型升级,来促进后国际经济金融危机时期双方各自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
三、后ECFA时期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
    ECFA的签订与生效对于两岸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作为涵盖两岸主要经济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是两岸迄今为止位次最高的经济合作协议,它能够在短时间内签订并生效,本身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成果,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深化的重要标志。同时,ECFA是两岸首次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明确了未来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与机制化的方向,这与过去30年间两岸经贸政策的南辕北辙相比显然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特别是,ECFA签订并生效后,已越来越得到主流民意的认同,说明两岸经济关系开放的发展方向,不仅仅成为台湾执政者的诉求,也成为岛内主流民意的愿望,这就为ECFA的落实与后续协商提供了重要基础。而ECFA的有效落实,加之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深刻变革与两岸经济的重大转型,对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更具深远影响。
但是,ECFA毕竟只是一个框架性协议,即将实施的800余项早期收获清单虽然已远远超出一般WTO成员间类似FTA框架协议早收清单的内容与规模,但毕竟仍是局部性的。需要指出的是,ECFA的签订是两岸关系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两岸政治互信仍未建立,以及岛内仍有政治势力予以强力杯葛的大环境下签订的。因此我们看到,ECFA在总体框架上虽有法律约束力,但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自由化的程度、时程等方面并没有条文上的明确约束。在现实环境下,后续的投资保护、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争端解机制等四大协议的协商将更为复杂、艰难,实际上后续进程能否顺利根本上还有赖于两岸政治互信的增进。而从转变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这一大方向观察,仅仅依靠贸易、投资的正常化、自由化进程也显然不够,如果ECFA的落实与后续协商成果不能与两岸各自的市场、政策、法律体系等进行实质对接,在实现两岸生产要素的正常与自由往来基础上推动两岸市场与制度面的深度整合,ECFA的真正效率也会打上折扣。
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及两岸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新格局、新环境下,要充分发挥ECFA的效力加快推动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下几点似应值得思考。
首先,充分运用和发挥ECFA内容的综合性优势,统筹布局,系统性稳步推进。ECFA除货物、服务、投资等主要内容外,还涵盖金融、产业合作等八项其它经济合作议题。货物、服务贸易乃至投资的正常化、自由化,是打通两岸生产要素正常与自由往来的关键。但同时还要看到,由于两岸在资源、市场、经济结构、政策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光有生产要素往来的正常化与自由化往来显然不够,要实现经济与产业链的整合,还必须在产业合作、金融合作等方面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而且这些机制应与货物、服务贸易的机制进行密切衔接与配套,才能发挥整体效益。
其次,以ECFA平台与机制大力促进两岸服务业合作。两岸服务业合作应站在一个战略高度上重点加以促进。从提高两岸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角度考虑,两岸服务业合作有助于打破过去形成的两岸制造、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提供服务的格局,使两岸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移动。从产业升级角度看,只有两岸加强在研发创新、品牌建立、通路开发和金融支持,以及相应的现代物流业等方面的合作,才能为现行的制造业代工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强力的支持。ECFA中服务贸易是重要的内容,而且在早收清单中打破一般惯例加入了服务业内容,这将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前所未有的重要条件。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服务业合作与过去的制造业合作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服务业合作更多是与双方的人文、政治、法律、政策等内容密切关联。因此,两岸服务业合作不仅是市场准入问题,还有在市场准入后两岸各自相应的政策、人文、法律等环境的调适问题。能否实现ECFA后续服务贸易协议与两岸各自政策环境的接轨是其中关键。而在这种接轨过程中,也是两岸服务市场深度开放的重要方式。
第三,逐步增强两岸经济互信,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当前两岸政治互信不足,是影响ECFA后续协商与落实的重要因素。虽然两岸在签署ECFA过程中都在尽最大努力降低其政治敏感性,但两岸政治存在的分歧不可避免会在两岸经济合作中有所体现,尤其在两岸涉及深层次和重要领域的经济合作上,缺乏互信会在很大程度影响两岸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布局式的合作。由于两岸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两岸政治取得突破性进展有着诸多现实困难,但如果充分发挥中国人智慧,运用ECFA平台与经济手段逐步建立起经济互信并非不可能。其中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应该通过建立各种平台、机制与新的合作方式,有效增加两岸和两岸企业间的共同利益,如两岸企业的策略联盟、重大项目的共同开发、合资合作、相互参股等多种方式,通过共同利益的连接来增加经济互信,进而累积政治互信。
第四,逐步推动两岸政策协调、制度整合,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更有利的制度环境。ECFA的签订与生效,某种程度上是两岸迈出共同治理两岸经济事务的重要一步。而随着两岸贸易投资规模的扩大与对各自经济影响程度的加深,双方的两岸经贸政策与各自的总体经济策略联系将更加紧密。这就需要双方不仅要利用ECFA平台实现趋同的两岸经贸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将这种两岸经贸政策与各自的宏观经济策略、经济布局进行衔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化,双方有必要对各自的经济定位、对方在自己经济发展中的角色等予以较明确的筹划,并将两岸经济合作纳入各自的经济规划与政策之中,进而双方就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某种形式的的协调。因此,考虑到这种需求,未来ECFA中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的定位与功能也应进行一些相应的增强与完善。
注释:
①张冠华:《两岸经济关系转型与服务业合作》,《海峡科技与产业》2006年4月号。
②胡超、张捷:《“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的演进及可持续性分析》,《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③中华经济研究院:《2007年赴中国大陆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报告》2007年12月。
④张冠华:《台湾IT产业在祖国大陆投资格局与两岸产业分工》,载《台湾研究》2003年第1期。
⑤台湾“经济部研究发展委员会”:《内外经济情势分析》2010年3月。
⑥拓墣产业研究所:《中国扩大内需政策对其产业及台湾产业之影响分析》2009年2月。
⑦台湾《经济日报》2009年2月26日。
⑧张冠华:《跨越新时间门槛之路——透视台湾经济转型》,台海出版社1998年,第101-103页。
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0年7月。
⑩(12)张燕生:《国际金融危机对两岸经济合作的影响》,后ECFA时期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研讨会,桂林,2010年9月。
    (11)蓝庆新:《国际碳关税发展趋势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