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框架的构建：社会共同体视角
发布时间：2017-01-06 来源：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框架的构建：社会共同体视角
严安林[1]
内容提要：
2008年5月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后，两岸社会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但同时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与新出现问题也不少，如“台湾主体性”上升，两岸间共同认同减少，两岸民众间不信任感在加大。其中根源在于两岸百年分离的历史因素，但国民党两岸政策论述存在巨大矛盾、两岸实际往来产生“你群”与“我群”之别及政治人物推波助澜均是重要原因。两岸社会交往不正常的危害性不小，由此需要推动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和谐化，推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社会框架与两岸社会共同体理念，推动“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两岸关系；社会交往；问题根源；命运共同体
自1987年底海峡两岸正式开启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等社会交往，迄今近30年，发展不可谓不大，尤其是2008年5月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以来，随着两岸大交流实现，两岸社会交往发展迅猛。但同时，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与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少。如何正视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开启两岸社会交往的正常化，成为当前与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成因及其危害性
（一）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
三通后，两岸之间呈现快速与大量的人员往来、资金流动、产业竞合与经济整合，而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无疑为两岸民众之间大交流与大交往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但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两岸之间的共同认同在减少。表现在两岸民众之间认同开始发生高度折裂现象，当然，这一现象并非自两岸三通开始，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而认同的严重异化则是近几年出现的突出现象。台湾社会民众赞成两岸交流，但“越交流，越焦虑”；两岸认同则是大陆“越让利，越疏离”。“当前，台湾岛内两岸认同的严重撕裂已经在两岸关系上拉出一条分裂的鸿沟，也在岛内部分民众的脑中播下分裂的毒苗，这就是为什么台独势力在岛内至今仍拥有活力的群众基础所在。”[2]杨开煌认为两岸认同问题“是当前两岸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3]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发生便是其发展的结果。
2、“台湾主体性”的上升。不可否认，李登辉、陈水扁20年主政期间推动的“台独”分裂路线及其“去中国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社会造就了不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认知，“台湾主体性”已经被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论述。因此，“如何增加两岸之间的认同，如何强化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的认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4]
3、两岸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大。2008年5月以后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但两岸“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5]由于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的“去中国化”的政策目标是把对方“异己化”，搞的是“排他性的台湾认同”、“台湾国族主义”教育，加上两岸社会各自近百年的不同发展道路，台湾不少民众对大陆的敌对意识依然存在。同时，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再经过若干事件与媒体的炒作，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所以，著名媒体人士赵怡认为：“一般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是态度是多变而复杂的：从早期的‘憧憬、羡慕’，跟着中央的政策转变成了‘关切、珍爱’，而在近一两年来由于得不到台湾社会相对的友善回应后，逐渐有可能会发酵为‘失望、怨愤’的情绪。”[6]
（二）两岸社会交往存在与出现新问题的原因
1、百年分离的历史因素是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的根源。自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后，两岸隔绝了50年之久；台湾光复后两岸只有5年时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中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及国共内战；1949年后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了近40年，直到1987年后两岸之间才出现有限度的往来，三通迄今则是只有7年时间。两岸百年的分离事实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而期间，台湾与美国、日本的关系远比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来得密切，因此，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两岸正常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英九在2010年元旦祝词中叶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分享与传承共同的血缘、语文、历史与文化，但海峡两岸隔海分治迄今已经60年，期间各自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经验有很大的不同。
2、国民党的政策论述存在巨大矛盾。从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上任以来在教育、文化政策与台湾整体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中，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政策举措，即马英九接收了李登辉、陈水扁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的“不统、不独、不武”做为两岸关系政策的基调。因此，杨开煌批评国民党：由于认同上的矛盾，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表现在：“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国民党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从而在两岸关系中，国民党实际上是“用封闭的心态谈开放的政策”，“用对抗的心态谈合作”与“用敌对的心态谈和平”。[7]杨开煌的这一论述是切中马英九当局政策论述不足的。
3、两岸实际往来产生“你群”与“我群”之别。林浊水认为，由于三通，两岸密切往来，需要把彼此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就涉及法律的管辖权问题。而两岸事实上是两个法律主体，所以，交流的结果是“两岸越往来，彼此往来越密切，台湾的主体性也会越来越清楚。”[8]也有台湾学者指出：由于每次去大陆都要签注，“加深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心理距离。”[9]
4、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张亚中认为：“认同往往是被政治人物所建构。认同往往也做为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判定标准。”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10]杨开煌指出：“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从过去政权的仇恨关系，已经蜕变为社会的敌对关系，双方的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充满敌意蔑视和防范，但又无可奈何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纠葛。”[11]周志杰认为两岸社会交往产生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两岸民众因政治矛盾、价值差距、历史隔阂、政客灌输所积累的对立情绪与不信任感未消”，“现实交流过程中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的群体与个人亦滋生新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两岸仍持续在传媒与教育体系中‘妖魔化’彼此的制度、价值与史观”，“政治菁英亦须投民意所好，以巩固执政基本盘而无意匡正。”[12]
（三）两岸社会交往不正常的危害性
1、不利于两岸民众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由于交往中存在这样与那样的问题，两岸民众之间的交往客观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两岸民众交往中的若干问题在少数媒体的蓄意报道与引导中被不断地放大。
2、不利于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认同的异化会使两岸长期对立，“认同的异化，导致部分台湾民众在思想、心理和行为上出现偏差，他们把阻碍他们实现认同的祖国大陆一方视为敌人”。[13]不仅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常化，而且不利于台湾社会内部的和谐共处。
3、由认同催生的“台湾意识”在“台独”势力的操弄下，有异化为“台独”意识的危险。从而既影响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也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因此，由下而上地建立两岸民众之间的互信，“累积社会互信，才能建构两岸三党在上层结构中政治、外交、军事互信的基础。”[14]两岸也方能由和平发展走向和谐发展，由利益分享走向价值分享。
二、推动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和谐化
萧万长在2008年就提出：“这2年来两岸关系有长足进步，民间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力量”。[15]，所以，台湾学者认为“静默式的社会交流活动正逐渐地牵动两岸社会的重构”。[16]
（一）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
1、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制度化后，应该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赵春山提出：“如果签署ECFA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则进入后ECFA时期，如何在经贸互动的基础上，把两岸关系推向全面正常化的进程，可能是两岸执政当局都必须面对的课题。”[17]如果说，ECFA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甚至走向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那么，下一阶段两岸交流交往的重点首先应该是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交往的正常化与制度化。
2、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已是当务之急。如果说，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是ECFA，那么两岸政治关系正常化的指标是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军事关系正常化指标是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因为上述两个指标在目前看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因此从现在开始先把两岸社会与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工作做起来则是比较可行的选择，最需要做的当务之急又是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也许有人会认为，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那么广泛，每年有800万人次的双向往来。还不算正常吗？但需要看到与承认的是，目前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呈现不对等、无序多于有序、不够规范等特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果要持续，民间社会的交流势必需要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包括两岸旅游市场，从往来的人数看确实是在蓬勃发展，但存在问题也很多，需要两岸官方来规范与引导。
3、两岸社会关系的正常化可以分步推动。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第一步是社会交往法规上的正常化，去除彼此法律上对对方民众的歧视性规定与条款，如台方对“陆生就学台湾”法律上的限制，“三限六不”等，对大陆新娘的歧视性的规定与限制等；大陆方面也应该给台湾民众“国民待遇”，目前有些是“超国民待遇”，有些还是比照外国人。第二步是民间社会交往意识的正常化，视对方为正常的交往对象，而非敌手。第三步是社会交流的制度化，通过两会协商，签署若干有助于两岸社会交流交往的协议，从制度、法理层面给予保障。
（二）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
1、高度重视“陆客团队游台湾”的意义。由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由于人为对立，海峡两岸筑起了仇恨的高墙，加上民进党执政时代大陆被恶意丑化。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大陆人’还是对岸那个与自己不同的族群”。[18]随着大陆游客到台湾，给台湾民众带来的不仅是与旅游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而且是大陆民众的生活、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深刻，“开创了两岸人民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为两岸和平增添契机”，“最最大的意义尚不在商机，而在‘人民对话’的契机”，“陆客来台，最重要的感受与领悟，应在历史的思考与人文的探索”。[19]可以“创造两岸社会撇开政治教条、重新相互理解的机会”，“使两岸不再误解”，“开启两岸观光及其他交流关系，进入发展认同的新阶段”[20]。台湾学者也认为陆客台湾游：“对于增进大陆民众更为深入的了解台湾与提升两岸民众的互动交流上，均有正面之意义。”[21]
2、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由于两岸民众的生活方式有别，思维方式有差异，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两岸交流不见得一定与必然产生正面性的作用，也有可能产生负面与消极影响。为了使正面效应极大化，负面效应极小化，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的行前准备工作至为关键。目前每年200万以上人次大陆游客到台湾，既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表现，又应该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保证。
3、陆客赴台个人游有助于两岸民间社会交往深化与细化与和谐化。如果说陆客团队游还难以以心灵去感受、以眼睛细察台湾社会深层的百态，那么，“个人游代表两岸真正进入了解的时期”，“相互之间终于可以有全新的、全面的认知”，也有人称“陆客个人游可以说是‘拆墙之旅’这是两岸和平发展历史潮流下的必然产物”，“台湾不能成为与外界隔离的孤岛，更不能自绝于对岸同血同源的同胞”，两岸“应是相见一家亲。”[22]苏起认为陆客个人游“把两岸交流带到一个新境界”。[23]外国媒体称：“这是两岸互信的一个强劲新迹象”，台湾的目的，“希望经济效益能扩及台湾更多的民生产业，让更多的升斗小民得到实惠。”[24]台湾媒体认为：“这项开放举措，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颇为深远”，“激发出两岸社会价值观的‘矛盾统一’，进而重新形塑两岸关系”，“将改写两岸关系生态，并重组两岸关系的深层结构。”[25]大陆作家韩寒的台湾游记《太平洋上的风》及重庆2位70后与80后钟渝和曾珍在游览台湾后所写绘本《跟我去台北》，都引起社会大众不小的关注，证明了两岸民间交流的细化及其重要性。
三、推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框架
和平发展社会框架的内容包括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两岸形成社会共同体等内涵。因此，推动两岸社会一体化工程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框架建构的重要路径，其中一体化工程包括民间交往正常化、社会往来正常化及两岸共同价值的形成等。
（一）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
两岸人员往来的正常化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两岸关系保持稳定与发展的动力所在。在经济合作的推动下，两岸人员往来的扩大化与正常化成为必需，其中，两岸民众之间的双向交流的正常化是基本要求。目前大陆方面对台湾民众来中国大陆基本上已经没有限制，特别是2015年7月1日起全面免签证以后，但台方对大陆民众的去台湾仍然有诸多的限制，这一问题需要给予正视并给予解决。陆客个人游的启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两岸民众之间在地理休闲意义上自由的移动，实际上也标志着文化价值意义上的情感的自由流动。”两岸民众之间交流的自由化与深化，将会使两岸关系比之前更加情感化，其中包括积极的情感，如好奇、倾听、理解等，当然也会产生负面或者消极的情感，如区隔你我、产生恐惧等。情感因素在两岸互动过程中，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恐惧、屈辱和希望，是两岸关系中三种主要的情感因素”，台湾内部“害怕经济上太依赖中国大陆，害怕政治上相对于中国大陆不够自主，同样也是一种挑起集体恐惧情感的诉求。”[26]当然，过多的悲情与过度的恐惧，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会构成极大的危害。两岸签署包括经济合作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议，这是双方建立互信的物质基础，但还需要精神与情感的基础，所以，在勾画两岸关系的情感地图时，需要给予足够的希望，双方互相给予的希望。
（二）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
两岸关系固然涉及“主权”、“安全”、土地、财富等一系列纠葛，但更充斥着情感因素。情感因素一直是两岸关系的前沿。目前两岸社会交往的现实是人员往来在日益密切化，但存在的问题不少，尤其是社会心理层面，“多数台湾民众仍在其现实生活的认知范围，视对岸为自身与所处社会的安全威胁来源。”所谓“安全威胁，除了历史、军事、政治、外交上的缘由外，亦包含现实交流密切而滋生的诸如经济依赖、犯罪、污染、食品与产品安全等顾虑。”[27]因此，如何推动两岸社会交往的理性化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两岸民众之间的理性交往、客观看待对方是需要解决的课题，因为两岸关系是两岸民众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交往的正常化是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的前提与基础。为此，两岸双方都有责任引导与教导自身的民众如何理性地看待对岸的民众，如何从自身法制的层面来规范两岸民众之间的正常化交往，应该已经是当务之急。
（三）推动建立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历来是命运与共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两岸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新形势，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等五点主张。[28]
美国社会学者卡尔·多伊奇的观点是“实行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所以，“一体化就是单位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系统性能。”[29]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不同社会之间高度的跨界联系，不仅会带来和平的关系，而且会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出现。他强调“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包括：日益增加的社会沟通、互相交流与交往范围的多样化、更多的人员流动、坚固的经济联系与基本价值观的相容性。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尤其是要实现和平统一，需要台湾多数民众赞成与支持统一，两岸之间的社会融合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也是两岸和平发展时期的工作要点之一。但由于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分隔已经长达60余年，而自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则是长达百年之久，两岸社会事实上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而自1987年以来的交往有20余年，2008年三通以来的和平发展更是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加上两岸之间政治上的高度分歧，两岸社会的融合之路还很漫长，“安全共同体”的出现还是相当遥远，但“从异质到同质，从功能一体化到制度一体化”是两岸合作的必由之路。[30]尤其是两岸的社会价值也已差异甚大，所以，“两岸关系深化的关键，不在于往来的‘量’，而在于相处的‘质’；不仅止于有形的‘生计利益’计较，更取决于无形的‘价值思维’对接。建构社会互信更是两岸关系由经入政必经的介面与阶段。”从而“开展两岸的价值与思维对话，推动‘和谐两岸’的建构”。如何由“利益互惠的和平发展”提升到“价值对接的和谐发展”，应该是两岸决策者值得从政策层面去着力加以推动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之一。
关键词：两岸关系；社会交往；问题根源；命运共同体
自1987年底海峡两岸正式开启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等社会交往，迄今近30年，发展不可谓不大，尤其是2008年5月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以来，随着两岸大交流实现，两岸社会交往发展迅猛。但同时，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与新出现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少。如何正视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开启两岸社会交往的正常化，成为当前与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成因及其危害性
（一）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
三通后，两岸之间呈现快速与大量的人员往来、资金流动、产业竞合与经济整合，而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无疑为两岸民众之间大交流与大交往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但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1、两岸之间的共同认同在减少。表现在两岸民众之间认同开始发生高度折裂现象，当然，这一现象并非自两岸三通开始，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而认同的严重异化则是近几年出现的突出现象。台湾社会民众赞成两岸交流，但“越交流，越焦虑”；两岸认同则是大陆“越让利，越疏离”。“当前，台湾岛内两岸认同的严重撕裂已经在两岸关系上拉出一条分裂的鸿沟，也在岛内部分民众的脑中播下分裂的毒苗，这就是为什么台独势力在岛内至今仍拥有活力的群众基础所在。”[2]杨开煌认为两岸认同问题“是当前两岸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3]台湾“太阳花”运动的发生便是其发展的结果。
2、“台湾主体性”的上升。不可否认，李登辉、陈水扁20年主政期间推动的“台独”分裂路线及其“去中国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社会造就了不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认知，“台湾主体性”已经被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论述。因此，“如何增加两岸之间的认同，如何强化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的认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4]
3、两岸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大。2008年5月以后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道路，但两岸“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5]由于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的“去中国化”的政策目标是把对方“异己化”，搞的是“排他性的台湾认同”、“台湾国族主义”教育，加上两岸社会各自近百年的不同发展道路，台湾不少民众对大陆的敌对意识依然存在。同时，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再经过若干事件与媒体的炒作，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油然而生。所以，著名媒体人士赵怡认为：“一般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是态度是多变而复杂的：从早期的‘憧憬、羡慕’，跟着中央的政策转变成了‘关切、珍爱’，而在近一两年来由于得不到台湾社会相对的友善回应后，逐渐有可能会发酵为‘失望、怨愤’的情绪。”[6]
（二）两岸社会交往存在与出现新问题的原因
1、百年分离的历史因素是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的根源。自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以后，两岸隔绝了50年之久；台湾光复后两岸只有5年时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中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及国共内战；1949年后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了近40年，直到1987年后两岸之间才出现有限度的往来，三通迄今则是只有7年时间。两岸百年的分离事实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而期间，台湾与美国、日本的关系远比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来得密切，因此，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两岸正常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英九在2010年元旦祝词中叶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分享与传承共同的血缘、语文、历史与文化，但海峡两岸隔海分治迄今已经60年，期间各自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经验有很大的不同。
2、国民党的政策论述存在巨大矛盾。从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上任以来在教育、文化政策与台湾整体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中，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政策举措，即马英九接收了李登辉、陈水扁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的“不统、不独、不武”做为两岸关系政策的基调。因此，杨开煌批评国民党：由于认同上的矛盾，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表现在：“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国民党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从而在两岸关系中，国民党实际上是“用封闭的心态谈开放的政策”，“用对抗的心态谈合作”与“用敌对的心态谈和平”。[7]杨开煌的这一论述是切中马英九当局政策论述不足的。
3、两岸实际往来产生“你群”与“我群”之别。林浊水认为，由于三通，两岸密切往来，需要把彼此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就涉及法律的管辖权问题。而两岸事实上是两个法律主体，所以，交流的结果是“两岸越往来，彼此往来越密切，台湾的主体性也会越来越清楚。”[8]也有台湾学者指出：由于每次去大陆都要签注，“加深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心理距离。”[9]
4、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张亚中认为：“认同往往是被政治人物所建构。认同往往也做为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判定标准。”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10]杨开煌指出：“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从过去政权的仇恨关系，已经蜕变为社会的敌对关系，双方的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充满敌意蔑视和防范，但又无可奈何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纠葛。”[11]周志杰认为两岸社会交往产生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两岸民众因政治矛盾、价值差距、历史隔阂、政客灌输所积累的对立情绪与不信任感未消”，“现实交流过程中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的群体与个人亦滋生新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两岸仍持续在传媒与教育体系中‘妖魔化’彼此的制度、价值与史观”，“政治菁英亦须投民意所好，以巩固执政基本盘而无意匡正。”[12]
（三）两岸社会交往不正常的危害性
1、不利于两岸民众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由于交往中存在这样与那样的问题，两岸民众之间的交往客观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两岸民众交往中的若干问题在少数媒体的蓄意报道与引导中被不断地放大。
2、不利于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认同的异化会使两岸长期对立，“认同的异化，导致部分台湾民众在思想、心理和行为上出现偏差，他们把阻碍他们实现认同的祖国大陆一方视为敌人”。[13]不仅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常化，而且不利于台湾社会内部的和谐共处。
3、由认同催生的“台湾意识”在“台独”势力的操弄下，有异化为“台独”意识的危险。从而既影响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也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因此，由下而上地建立两岸民众之间的互信，“累积社会互信，才能建构两岸三党在上层结构中政治、外交、军事互信的基础。”[14]两岸也方能由和平发展走向和谐发展，由利益分享走向价值分享。
二、推动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和谐化
萧万长在2008年就提出：“这2年来两岸关系有长足进步，民间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力量”。[15]，所以，台湾学者认为“静默式的社会交流活动正逐渐地牵动两岸社会的重构”。[16]
（一）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
1、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制度化后，应该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赵春山提出：“如果签署ECFA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则进入后ECFA时期，如何在经贸互动的基础上，把两岸关系推向全面正常化的进程，可能是两岸执政当局都必须面对的课题。”[17]如果说，ECFA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甚至走向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那么，下一阶段两岸交流交往的重点首先应该是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交往的正常化与制度化。
2、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已是当务之急。如果说，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是ECFA，那么两岸政治关系正常化的指标是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军事关系正常化指标是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因为上述两个指标在目前看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因此从现在开始先把两岸社会与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工作做起来则是比较可行的选择，最需要做的当务之急又是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也许有人会认为，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那么广泛，每年有800万人次的双向往来。还不算正常吗？但需要看到与承认的是，目前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呈现不对等、无序多于有序、不够规范等特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果要持续，民间社会的交流势必需要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包括两岸旅游市场，从往来的人数看确实是在蓬勃发展，但存在问题也很多，需要两岸官方来规范与引导。
3、两岸社会关系的正常化可以分步推动。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第一步是社会交往法规上的正常化，去除彼此法律上对对方民众的歧视性规定与条款，如台方对“陆生就学台湾”法律上的限制，“三限六不”等，对大陆新娘的歧视性的规定与限制等；大陆方面也应该给台湾民众“国民待遇”，目前有些是“超国民待遇”，有些还是比照外国人。第二步是民间社会交往意识的正常化，视对方为正常的交往对象，而非敌手。第三步是社会交流的制度化，通过两会协商，签署若干有助于两岸社会交流交往的协议，从制度、法理层面给予保障。
（二）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
1、高度重视“陆客团队游台湾”的意义。由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由于人为对立，海峡两岸筑起了仇恨的高墙，加上民进党执政时代大陆被恶意丑化。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大陆人’还是对岸那个与自己不同的族群”。[18]随着大陆游客到台湾，给台湾民众带来的不仅是与旅游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而且是大陆民众的生活、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深刻，“开创了两岸人民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为两岸和平增添契机”，“最最大的意义尚不在商机，而在‘人民对话’的契机”，“陆客来台，最重要的感受与领悟，应在历史的思考与人文的探索”。[19]可以“创造两岸社会撇开政治教条、重新相互理解的机会”，“使两岸不再误解”，“开启两岸观光及其他交流关系，进入发展认同的新阶段”[20]。台湾学者也认为陆客台湾游：“对于增进大陆民众更为深入的了解台湾与提升两岸民众的互动交流上，均有正面之意义。”[21]
2、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由于两岸民众的生活方式有别，思维方式有差异，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两岸交流不见得一定与必然产生正面性的作用，也有可能产生负面与消极影响。为了使正面效应极大化，负面效应极小化，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的行前准备工作至为关键。目前每年200万以上人次大陆游客到台湾，既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表现，又应该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保证。
3、陆客赴台个人游有助于两岸民间社会交往深化与细化与和谐化。如果说陆客团队游还难以以心灵去感受、以眼睛细察台湾社会深层的百态，那么，“个人游代表两岸真正进入了解的时期”，“相互之间终于可以有全新的、全面的认知”，也有人称“陆客个人游可以说是‘拆墙之旅’这是两岸和平发展历史潮流下的必然产物”，“台湾不能成为与外界隔离的孤岛，更不能自绝于对岸同血同源的同胞”，两岸“应是相见一家亲。”[22]苏起认为陆客个人游“把两岸交流带到一个新境界”。[23]外国媒体称：“这是两岸互信的一个强劲新迹象”，台湾的目的，“希望经济效益能扩及台湾更多的民生产业，让更多的升斗小民得到实惠。”[24]台湾媒体认为：“这项开放举措，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颇为深远”，“激发出两岸社会价值观的‘矛盾统一’，进而重新形塑两岸关系”，“将改写两岸关系生态，并重组两岸关系的深层结构。”[25]大陆作家韩寒的台湾游记《太平洋上的风》及重庆2位70后与80后钟渝和曾珍在游览台湾后所写绘本《跟我去台北》，都引起社会大众不小的关注，证明了两岸民间交流的细化及其重要性。
三、推动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框架
和平发展社会框架的内容包括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两岸形成社会共同体等内涵。因此，推动两岸社会一体化工程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框架建构的重要路径，其中一体化工程包括民间交往正常化、社会往来正常化及两岸共同价值的形成等。
（一）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
两岸人员往来的正常化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两岸关系保持稳定与发展的动力所在。在经济合作的推动下，两岸人员往来的扩大化与正常化成为必需，其中，两岸民众之间的双向交流的正常化是基本要求。目前大陆方面对台湾民众来中国大陆基本上已经没有限制，特别是2015年7月1日起全面免签证以后，但台方对大陆民众的去台湾仍然有诸多的限制，这一问题需要给予正视并给予解决。陆客个人游的启动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两岸民众之间在地理休闲意义上自由的移动，实际上也标志着文化价值意义上的情感的自由流动。”两岸民众之间交流的自由化与深化，将会使两岸关系比之前更加情感化，其中包括积极的情感，如好奇、倾听、理解等，当然也会产生负面或者消极的情感，如区隔你我、产生恐惧等。情感因素在两岸互动过程中，仍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恐惧、屈辱和希望，是两岸关系中三种主要的情感因素”，台湾内部“害怕经济上太依赖中国大陆，害怕政治上相对于中国大陆不够自主，同样也是一种挑起集体恐惧情感的诉求。”[26]当然，过多的悲情与过度的恐惧，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会构成极大的危害。两岸签署包括经济合作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议，这是双方建立互信的物质基础，但还需要精神与情感的基础，所以，在勾画两岸关系的情感地图时，需要给予足够的希望，双方互相给予的希望。
（二）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
两岸关系固然涉及“主权”、“安全”、土地、财富等一系列纠葛，但更充斥着情感因素。情感因素一直是两岸关系的前沿。目前两岸社会交往的现实是人员往来在日益密切化，但存在的问题不少，尤其是社会心理层面，“多数台湾民众仍在其现实生活的认知范围，视对岸为自身与所处社会的安全威胁来源。”所谓“安全威胁，除了历史、军事、政治、外交上的缘由外，亦包含现实交流密切而滋生的诸如经济依赖、犯罪、污染、食品与产品安全等顾虑。”[27]因此，如何推动两岸社会交往的理性化是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两岸民众之间的理性交往、客观看待对方是需要解决的课题，因为两岸关系是两岸民众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交往的正常化是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的前提与基础。为此，两岸双方都有责任引导与教导自身的民众如何理性地看待对岸的民众，如何从自身法制的层面来规范两岸民众之间的正常化交往，应该已经是当务之急。
（三）推动建立两岸命运共同体建设
2015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指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历来是命运与共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两岸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面对新形势，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坚定信心、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等五点主张。[28]
美国社会学者卡尔·多伊奇的观点是“实行一体化通常意味着由部分组成整体，即将原来相互分离的单位转变成一个紧密系统的复合体”，所以，“一体化就是单位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们相互依存，并共同产生出它们单独时所不具备的系统性能。”[29]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不同社会之间高度的跨界联系，不仅会带来和平的关系，而且会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出现。他强调“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包括：日益增加的社会沟通、互相交流与交往范围的多样化、更多的人员流动、坚固的经济联系与基本价值观的相容性。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尤其是要实现和平统一，需要台湾多数民众赞成与支持统一，两岸之间的社会融合则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也是两岸和平发展时期的工作要点之一。但由于两岸自1949年以来的分隔已经长达60余年，而自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则是长达百年之久，两岸社会事实上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而自1987年以来的交往有20余年，2008年三通以来的和平发展更是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加上两岸之间政治上的高度分歧，两岸社会的融合之路还很漫长，“安全共同体”的出现还是相当遥远，但“从异质到同质，从功能一体化到制度一体化”是两岸合作的必由之路。[30]尤其是两岸的社会价值也已差异甚大，所以，“两岸关系深化的关键，不在于往来的‘量’，而在于相处的‘质’；不仅止于有形的‘生计利益’计较，更取决于无形的‘价值思维’对接。建构社会互信更是两岸关系由经入政必经的介面与阶段。”从而“开展两岸的价值与思维对话，推动‘和谐两岸’的建构”。如何由“利益互惠的和平发展”提升到“价值对接的和谐发展”，应该是两岸决策者值得从政策层面去着力加以推动的，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之一。
[1]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兼台港澳所所长、两岸关系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2]社论：“关于缔造：修复与破解台湾的两岸认同撕裂危机”，香港《中国评论》，5月号，第1页。
[3]“思想者论坛——认同与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第64页。
[4]同上，第56页。
[5]同上，第56页。
[6]赵怡著：《千里如斯——赵怡两岸札记》，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5年1月，第80页。
[7]同上注2，第57页。
[8]“思想者论坛——两岸未来十年愿景”，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12月号，第60页。
[9]“思想者论坛——台湾青年如何看待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第70页。
[10]同上注7，第60页。
[11]杨开煌：“期待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论述”，台湾《海峡评论》，2011年3月号，第50页。
[12]周志杰：“再寻两岸关系深化的动力”，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第13页。
[13]社论：“共同缔造：修复与破解台湾的两岸认同撕裂危机”，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5异化，第1页。
[14]同上注11，第14页。
[15]林琮盛：“萧万长：两岸共创全球品牌”，台湾《旺报》，2011年8月13日，A3版。
[16]陈重成：“全球化下的两岸社会交流与互动：一个从他者转向自身的历程”，台湾《远景基金会季刊》，第9卷，2008年第1期。
[17]赵春山：“后ECFA建构两岸和平共处5原则”，台湾《联合报》，2010年5月22日。作者提出两岸“双方也有必要针对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共处之道，尝试建立一些原则性的规范。例如，在搁置主权争议的前提下，两岸可以在政治上尊重对方现行的宪政体制，在军事上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彼此的争端，在经济上以平等互惠来共创双赢，在社会发展上不干涉对方选择的道路，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相互扶持、和平共处等。我们认为，两岸只有建立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才有可能使双方的关系朝向全面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18]江素惠：“‘自由行’开启两岸‘拆墙之旅’”，香港《东方日报》，2011年6月20日。
[19]社论：“自由，真行！”台湾《联合报》，2011年6月28日，A2版。
[20]社论：“建立爱台湾新典范”，台湾《旺报》，2011年5月14日，A2版。
[21]范世平：“开放陆客来台自由行政策对两岸关系之影响”，台湾《亚太和平月刊》，2011年第6期，第9页，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编。
[22]同上注17。
[23]苏起：“两岸关系的新阶段”，台湾《联合报》，2011年7月3日，A4版。
[24]拉尔夫·詹宁斯：“信任新迹象：台湾向大陆游客开放个人游”，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1年6月2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6月30日，第13版。
[25]社论：“陆客自由行将重新型塑两岸关系”，台湾《工商时报》，2011年6月12日。
[26]李英明：“两岸情感地图，少恐惧多希望”，台湾《联合报》，2011年4月19日，A15版。
[27]周志杰：“再寻两岸关系深化的动力”，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第13页。
[28]孙立极：“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人民日报》，2015年5月5日，第1版。
[29]（美）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明等译、吴宝璐等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2月，第267页。
[30]单玉丽：“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模式演进、影响因素与推动策略”，全国台湾研究会编：《进一步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论文集），2010年6月，第1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