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宏宜：不能未遂的可罚性问题
发布时间：2014-04-02 来源：
不能未遂的可罚性问题
一、前言未遂犯罪的概念是透过有无出现损害的结果，与既遂犯罪做出基本区别[2]。但，也正因为缺乏结果，犯行未成功的人应该做到多少程度，才能认定其行为属于未遂，即难以明确。从法制史的角度回溯，欧陆法系对于未遂的处罚，初见于意大利中世纪所颁布的《查理五世刑事法院条例》第178条[3]，英美法系则为1784年的Rex v.Scofield一案[4]。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使用“le commencement d'exécution”（开始实行犯罪；仍见于今日的法国刑法第121条之5前段），首度尝试对“未遂”予以定义，从而开启了西方刑法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以 “开始实行”的概念作为界分，在此之前，行为人无须承担刑事责任；在此之后，则至少可以评价为未遂[5]。类此思考，先后被1851年的《普鲁士法典》第31条与1871年的《德国刑法典》第43条采纳；1855年英国判例法，亦使用了类似的标准[6]。
问题在于，何谓已经“开始实行”？当构成要件的实现在经验上已可完全排除或不可能时，能否认为根本没有开始实行，从而根本不存在未遂不法？这个发轫于19世纪的法国，并对后世产生影响的短语，虽然可以避免浮动的规范所造成的危险[7]，却始终难以挥离学界与实务在判准的具体形成与不能未遂的概念操作上，所产生的歧见。以台湾而言，纵然刑法第25条对未遂的描述是 “已‘着手于犯罪行为之实行’而不遂”，而与德国刑法第22条所谓“‘依其主观想象’而‘直接开始’构成要件的实现[8]“有别，多数学说却因为德国刑法于1975年修正时扬弃了“开始实行”（Anfang der Ausführung）的用语，即跟着全盘接受彼邦对于未遂处罚根据所实行的“印象理论”，作为说理依据[9]，甚至诉诸积极一般预防思想下的行为规范效力[10]。如此境况，随着2005年台湾刑法修正，第26条更动了“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的法律效果为“不罚”，甚至刻意在立法理由强调系采取客观未遂理论，更尖化了学说的对立。
从比较法的角度观察，奥地利刑法第15条第3项[11]与台湾刑法对于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都是采取“不罚”的立场[12]；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虽未于刑法典中明文，彼邦的实务与学界亦基于客观未遂论，一致认为不罚[13]，瑞士刑法第23条第1项虽与德国刑法第23条第3项均明文处罚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但学界对于这样的决定，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14]，如此看来，客观未遂理论是否已属昨日黄花？似乎还有斟酌的空间，也还会不断争论下去。有鉴于此，下文拟就德、美两大法系相关理论的发展与变迁状况，扼要的予以梳理，冀能进一步形成个人看法。
二、未遂处罚基础的理论发展史
当行为人的行为并未造成损害时，在什么条件下、基于什么原因，仍然应该将其认为是犯罪，并且予以处罚？一个直觉的想法是：防微杜渐。在含苞待放时就将其掐死，以避免未来进一步开出 “灿烂的花朵”。然而，如此思考并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可以为了预防犯罪，即对尝试者动用刑罚？毕竟，防范于未然是一件事，为此而处罚，则又是另一回事。也因此，关键即在于，未遂的行为到底制造了什么不法[15]？
德国19世纪的客观未遂论，被称为旧客观说（Die ältere objektive Theorie），主要支持者是Feuerbach、Mittermaier与Berner。依此说，透过事后观察法益侵害的危险是否存在，将未遂区分可罚的相对不能与不罚的绝对不能，并引领Binding提倡构成要件欠缺理论[16]。旧客观说有一个众所皆知的老问题：如果不是透过“事前”（ex ante）判断，如何得知未遂是否为无用的尝试[17]？据此，von Liszt与von Hippel乃主张以理性第三人于行为时的判断（ex-ante-Betrachtung），决定法益的具体危险是否出现[18]，而被称为新客观说（Die jüngere objektive Theorie）[19]。其后，迄20世纪30年代以前，学界的主流见解始终支持客观未遂论[20]。
然而，随着1933年纳粹第三帝国的建立，基尔学派（Kieler Schule）的Schaffstein和Dahm所倡的意志刑法理论当道，在抛弃了以法益保护作为刑事不法的基础之余，对未遂犯的处罚基础自然转向主观未遂论[21]；紧接着，受到Welzel提倡目的行为论与主观不法要素的影响[22]，主观未遂理论终于在德国学说[23]与实务[24]均确立其地位。
旧客观未遂理论于当代德国的失宠，追根究底，在于其现行刑法第22条与第23条第3项的文字叙述：前者透过对着手的定义，已将行为人“主观的想象”纳入考虑，后者对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也仍然予以处罚[25]，明显向主观未遂论偏移[26]。多数学说乃认为，主、客观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未遂犯的可罚基础而言，并非择一，而是累积，换言之，共同作用，从而有所谓印象理论的提出[27]：未遂固然是“犯罪意志的展现”（betätigten verbrecherischen Willen），但，只有在“动摇大众对法秩序效力的信赖”时，才是可罚的[28]。以大众会否动摇为断，既解释了德国刑法第22条的 “直接开始”，也对处罚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提供依据，从而成为德国迄今的优势学说。相对于客观未遂理论，印象理论不是取决于着手实行一个具体的危险行为，而是改以社会心理的角度，对于主观理论做出限缩，换言之，法敌对意志的外显，仍须以大众产生法动摇的印象（rechtserschütternden Eindruck），才能成为可罚的未遂。
英美法系统对于未遂的处罚依据及其合法性问题，与上开德国的发展过程相近，亦有所谓客观主义（objectivism）与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对立。详言之，客观的未遂理论认为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只有在其行为已然造成了损害或风险时，才有追究的意义；客观主义者坚信，没有理由因为“想要犯罪”的念头，即成为犯罪。相对的，主观的未遂理论认为客观举止仅仅是一种证据，以左证行为人打算造成损害或危险的意图。简之，客观论者关心的是行为人在这个世界做了什么；主观论者则在乎行为人在心里面想了什么。从而，客观未遂论不仅认为 “不可能”可以作为犯罪成立与否的抗辩，并且认为相较于既遂，对未遂的处罚应该减轻；主观未遂论不仅反对以不可能作为抗辩事由，并且倾向既、未遂应同其处罚。据此，客观与主观理论往往被描述为在未遂处罚根据上，彼此对立冲突[29]。
详言之，客观论者崇尚自由，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做自己想做的事－除非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别人损害或造成不合理的损害风险，而被认为是不对的；与德国的客观未遂论者重视法益保护原则一样，美国的客观论者亦以损害原则（harm principle）[30]为首要考虑，并诉诸行为本身对理性人造成恐惧感[31]、社会波动[32]、大众惊惧[33]、干扰社会秩序[34]、对损害的发生不合理的升高了风险[35]等说法。也因此，对于类如：误以为把不吃的牛排直接丢到垃圾桶也构成犯罪的“纯粹法律上不可能”（pure legal impossibility）与认为用爆米花可以炸沈一艘战舰的“本质上事实不可能”（inherent factual impossibility）的情形[36]，因为理性人对于这样的闹剧不会感受到恐惧，即不应处罚[37]。
另一种可能的思考，则是抽离“损害”的要素，将焦点转移到主观的犯罪意图。在这样的进路下，既、未遂不仅都是不对的行为，也同样对社会造成了危险；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不过是其社会危险性的左证，亦即“犯罪意志的证明”[38]。巧合的是，对于未遂处罚原因的观念转变，同样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模范刑法典说的很清楚，行为人的未遂责任有无，应以其“主观上相信”的情况作为判准；只要行为人自己认为其作为或不作为是迈向犯罪的“实质步骤”，即为已足[39]。未遂的处罚原因不再焦距于危险行为所造成的威胁，而在于危险的“人”，并以其想法作为危险性的最佳证明基础[40]，显然采取主观未遂论的立场[41]。
申言之，主观未遂论者同样由 “耽虑”切入，关心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内容，并且常常以这样的故事作为讨论的起点：A与B各自在不认识对方的情况下，分别对自己的仇人C与D开枪，A顺利将C杀死，B则在射击后，因为天上刚好掉下一颗无法事先预见的陨石，并巧合的挡在B杀D的子弹弹道上，D因而幸运逃过一劫。显然的，A成立谋杀既遂罪，B则仅成立企图谋杀罪；因为陨石的出现 “守护”，致B的处罚将轻于A。问题是，人只应该为自己所能控制者负责，对于所谓 “道德上的偶然”（moral luck），既应予以拒斥，何以刑罚的轻重程度竟仰赖于幸运之神的眷顾[42]？
客观未遂论者往往这样回答：所谓道德上的偶然，是一个假的问题（pseudo-problem）。以上开设例而言，或许B的部分有些运气因素涉入，但就A而言，只要对结果发生能预见，即可认为C的死亡在其“支配”之下，而须对其负责。主观未遂论者则认为，刑事责任及附随而来的刑罚，对于支配的强度应该要求更多；死亡结果的预见可能性，对于支配的有无根本不具意义，关键毋宁在于，是否还具有从事其他行为的能力。不论A或B，一旦扣下扳机，即无法改变C或D死亡或幸存的结果，也因此，A或B对于损害的会否发生，都无法支配。那么，我们到底可以支配什么？主观未遂论者的回答是“选择”；每个人都可以支配自己如何做出选择，既然是自己做的决定，当然应该为这样的决定负责[43]。
依主观未遂论，犯罪目的能否达成，不过是运气、机会或判断错误等不变的因素使然，并不会减低行为人的可责性（culpability），也因此，不论刑罚目的或功能是应报还是预防，都无法改变一旦以偶然的因素作为处罚程度不一的依据，既不公平也不道德的事实。鉴于避免刑罚的使用系于“运气”因素所可能造成的恣意与不公，应将未遂视为基础犯罪（primary offense），并且与既遂同其处罚[44]。如此思考，亦已被康乃迪克州、德拉瓦州、夏威夷州、印第安纳州与新罕布什尔州接纳，英国1981年的犯罪未遂法案亦同[45]。简之，杀人行为不论是否成功，均受到运气因素左右，行为人不应为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负责，但因尝试杀人的举止完全在行为人的掌控之下，就此而言，仍应对其“行为”负责[46]。
摆荡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孰是孰非？
三、本文见解
经过上开说明，我们可以惊讶的发现，德、美两国虽属不同法系，并且各自使用诸如法益保护原则或损害原则作为不法内涵的操作概念[47]，其学说对于未遂处罚基础的讨论模式与内容，不论采取客观或主观的解释立场，内涵上却几乎殊途同归：客观论者认为，在既遂构成要件所描述的不法并未全部实现的状态下，即便现实上没有法益侵害（损害）事实，未遂的行为还是具有法益侵害（损害）的客观危险性；反之，主观论者则认为，关键在于行为人于未遂状态所外显的法敌对意志（主观危险性），甚至诉诸对规范效力的破坏。详言之，客观论者自诩是行为刑法与法益保护思想（自由与损害原则）的贯彻者，并认为主观未遂论基于犯罪预防的理由而处罚单纯的犯意，是行为人刑法、是对于人格自由的过度侵犯；主观论者则认为，从客观面观察，危险的存在与否根本是系于“结果是否发生”的机会因素，因此，不仅对既遂的处罚等于是植基于道德上的偶然，且无法再行区分所谓有危险的未遂和无危险的未遂；即便可分，主观的想象（subjektive Vorstellungen）对于构成要件仍有决定性，于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更必须被考虑。
我支持客观未遂论，以下即分别针对主观未遂论及其相关的衍生理论，进行检讨与批判，并据此得出采纳的理由。
（一）印象理论的困境
前已提及，主观未遂论始终无法回避下述的质疑：刑法何以没有处罚所有犯罪的未遂？即便处罚，何以没有与既遂相同？同时，在主观未遂论肯定不能未遂可罚性的情况下，也出现前置未遂犯领域的批评：如果法敌对意志是未遂的本质，对于行为人是否实行构成要件行为，不过是出于法安定性的理由所做的要求，根本不重要[48]。据此，一如客观未遂理论在“危险”判断时点上的实质转变，主观未遂理论也逸脱了 “纯粹”的立场[49]，透过印象理论，修正“行为人”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关连性；亦即，未遂行为并非一律处罚，而是以造成 “法动摇的印象”为条件，判断其最终是否可罚。
依本文，印象理论试图采取客观未遂论诉诸社会心理作用（一般人的安全感）以判断危险的方式，对主观法敌对意志的处罚予以限缩，在方向上是对的，但由于判断的对象仍不脱行为人想要侵害法益的种种想法，显然没有跳离主观未遂论的窠臼[50]。
详言之，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如果是来自于行为人主观想象，而非行为在客观上的法益侵害危险性，等于是将有无着手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认定，取决于行为人的犯罪计划是否合理可行，据此，印象理论不过是囿于德国刑法第22条对于未遂定义的文字叙述，所以在形式上维持主、客观混合的判准[51]，实质上则根本是披着法动摇印象的外衣，将行为人主观意志的危险性外化，进而扬弃行为危险性概念的主观未遂论！遑论以“法动摇的印象”作为未遂犯的不法要素，不仅无法为预备与未遂的界分提供帮助[52]，其表述本身与概念的不确定也跟着浮现，而被批评为此种依情绪（恐惧感）得出所希望的结论，只是一个空的公式，实际上就是对个案作价值判断[53]。
（二）诉诸规范效力理论？
另一种对主观未遂论的修正方式，并不从附和客观未遂论的社会心理作用入手，而是采取类如前述美国主观论者认为未遂才是 “基本犯罪”的思考模式，认为：法益是否被侵害，在行为已经违反行为规范后，往往取决于外在世界的偶发因素，刑法不该让刑度取决于无法被人所控制的运气或偶然，也因此，不应加重苛责既遂犯；但，由于既遂犯已经侵害法益，严重干扰法秩序，必须以较高的刑罚响应，才能让社会的成员愿意在未来继续尊重行为规范。简单说，对于故意着手实行构成要件行为的人而言，所认知的是一个实现其主观不法的过程，即便既遂构成要件事后被评价为未实现，不仅在行为时主观上未必有所认知或掌握，客观上亦无法改变其举止具有破坏行为规范的意义，既然既、未遂均违反相同的行为规范，其区别应只在于“制裁需求”强弱的政策考虑问题，换言之，是制裁规范（Sanktionsnorm）的问题[54]。
也因此，刑罚的任务在于证实那些被不法行为质疑的规范，透过刑罚宣示其有效，藉此稳固一般人对于法秩序的信赖；对于未遂处罚的根据和处罚既遂的理由并无不同，都是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导向的法益保护，都是为了排除对规范效用造成的损害，而对行为规范的破坏作出适当的反应[55]。
此种攀附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认为不论既、未遂，对于规范效力而言，都是以其举止做出“规范破坏的表现”（Expressiv-Werden des Normbruchs），处罚未遂因此是为了维持规范效力[56]的说法，是否有当，检讨如下：
主观论者认为既遂是出于“偶然”，这样的想法是先认定法规范的作用时点仅仅在行为时，行为后的事件发展则受到自然法则的支配，对此，法规范无能为力，从而也不是规范的对象，而只是被偶发的自然因素所左右的事件。更详细的说，着手实行的行为即已违反法律的禁止或诫命，不论既遂或未遂犯，既然都是违反行为规范的行为，“结果”在刑法体系的意义，只是“需罚性”的问题而已，换言之，规范违反的行为本身即具备不法，无庸再考虑法益的侵害或危险。
然而，过份强调行为非价，甚至将刑法对于既遂的处罚视为一种加重的犯罪型式，不仅难以解释既、未遂的刑责差异，而与台湾刑法第25条第2项之规定不符，更重要的是，其忽视一个可归责于行为的构成要件结果，正是在行为人对因果历程可支配之下，因此造成被害人与社会无法容忍的利益侵害[57]。
美国的反对意见亦指出：所谓的“运气”，在法律的世界应该理解为对结果的发生不仅无法想象，也无法控制，从而无法要求任何人负责[58]。主观论者抗拒“运气”，并企图以“选择”取而代之，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却忽略了运气无所不在！举例而言，即使A与B的杀人行为是在其选择之下所决定的，但诸如所站立的杀人位置等因素，仍然与运气因素有关。也因此，关键不是我们应该为曾经做过的哪些选择负起责任，而是哪些情形我们可以不用负责[59]。事实上，作为一个能力有限的人，所谓认知或掌控并非绝对，不仅运气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无所不在，做“决定”的心理活动本身，更往往受到干扰或影响[60]。
以维系行为规范的效力作为未遂处罚根据，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根本将未发生实害的未遂行为，在处罚方式上转化为危险犯，并且，这样的论据说白了，就是担心 “有再犯之虞”。问题是，刑法是否必须无所不包的进行预防性控制？若然，还是行为刑法吗？即便刑罚的使用无法让已碎的花瓶一如原初，也不能因此认定行为人必然将再砸一次花瓶吧！
至于“稳固一般人对于法秩序的信赖”，更令人难以索解。从犯罪学的角度观察，犯罪的原因可以大至社会的贫富差距、文化与阶层差异等结构问题，也可以是行为人的遗传因素、后天的家庭与学校教养或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种种生理、心理问题，不仅立法者不可能确定在社会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所有人都愿意守法，社会大众更不会天真的相信，只要透过刑事立法的手段介入，那些会令其不安或产生恐惧感的行为即不会再发生。据此，要说一般人对法律规范的效力有所信赖，似乎昧于现实；把不信赖当成是信赖，甚至以行为人的未遂行为会动摇“信赖”作为处罚的理由，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状况。简之，法规范的存在目的不是在确保大众对其效力的信赖，即便真的有信赖感存在，亦不过是规范效力被绝对贯彻后的反射利益。
依本文，以实现有效防御威胁人类未来风险为目的的刑法，归责的基础不是已发生的行为与法益之间的关连性，而仅仅是规范的绝对贯彻；然而，刑罚作为避免规范效力受损（Verhinderung eines Normgeltungsschadens）的方式，用以确认规范效力，已经与法益概念脱勾[61]，而建构出新的行为规范系统－将刑事政策功能纳入考虑，从而将不法概念与一般预防结合。问题是，以防止规范效力受损作为处罚的理由，还是没有解答：为什么规范必须被遵守？诚如学者所言，从刑法的要求来看，国民的义务仅在于不造成损害或危险，而非忠诚，否则处罚岂非与叛国无异[62]！如果犯罪行为必须透过规范效力受损予以定义，规范效力是否受损又以犯罪行为作为前提，无异自我归责（Zuschreibung seiner selbst）；不仅有循环论证之嫌，更难脱套套逻辑（Tautologie）[63]。
刑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就其使用而言，特定事件的发展甚至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往往存在许多原因、产生许多效果，并随着行动者与阅听者而具备不同的意义。尽管某些原因、效果或意义具有较强的力量，以单一的功能解释刑罚的目的，忽视了多重因果、多重效果与多重意义的事实。所谓 “破坏规范效力”的说法，不仅使刑法的目的跳脱法益保护，而透过刑事政策的需求，回头决定不法的有无；若行为并未导致外界的客观变化，更不啻处罚思想。
（三）以安全感受到威胁作为未遂处罚基础
前已提及，印象理论作为台湾目前关于未遂处罚根据的优势学说，其与客观未遂理论虽然存在路线之争，却有一点相同，即同样诉诸“社会心理作用”。差别只在于，印象理论是以行为人主观意志内容作为对象，进行“法动摇印象”的判断，客观未遂理论则以一般人或行为人所特别认识的客观事实为对象，进行“法益的危险性”判断而已。本文支持以安全感（Sekuritätsgefühl）受到威胁作为未遂的处罚基础，更精确的说，是将其纳入客观未遂论的“行为危险性”判断之中。谨透过下述案例，试做说明：
【矿泉水杀人案】视力严重受损的甲，误把一般人都能轻易看出写着“琉球”的矿泉水瓶，错当成是“硫酸”，持以向仇人泼洒，意欲毁其容貌而不遂[64]。
所谓的客观危险性，其实是裁判者在刑事程序中的“后见之明”；客观未遂论不以行为人的想法作为判断危险有无的依据，更显然是考虑到行为人的认知内容不必然等同于行动表现于外的社会意义。说的白话些，即便行为人并非愚钝之人，仍可能做出愚蠢之事；以行为人以外之人的感觉作为是否使用刑罚的判准，甚至更能透显出刑法的理性与谦抑。于上开【矿泉水杀人案】，若坚持主观未遂论的思考取径，以甲自己的想法作为是否处罚的依据，即会因为行为人的想法（我正在拿着“硫酸”泼人）仍会令大众惊惧而产生法动摇的作用，甚至还破坏了规范的效力，而应该对其处罚。反之，若改由客观未遂论观察，由于一般人不会认真看待拿着一瓶矿泉水泼洒的行为，进而将此种举动视为是杀人或重伤害，所以根本就不应该处罚。
法益保护的具体化，不仅在于每个人都背负不得侵害他人法益或对其造成危险的义务，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言，更在于对彼此主体地位的承认与尊重。据此，所谓的不法，可以简化为对上述关系的否定行为，亦即，令理性人恐惧不安的行为。以安全感受到威胁作为危险的实质内涵，不只是要维护生活的愉悦，更要避免人在有限的理性下，做出不理性的行为选择，以护翼每个人的自由。
（四）行为无危险的不能犯
不论未遂犯的处罚依据在主观未遂论与客观未遂论之间如何游移，不变的仍然是德国刑法第23条第3项与台湾刑法第26条已然在法律效果上分道扬镳的事实。相较于德国，美国学说似乎浅显的指出问题的症结，让我们再做一次简单的梳理：
客观未遂论服膺以损害的大小决定刑罚轻重，没有造成损害的未遂，其处罚理应轻于既遂，而与运气无关；相对地，主观未遂论认为既、未遂应同其处罚，因为行为人都做出了可谴责的选择（culpable choice），损害是否发生，无关紧要[65]。更详细的说，客观未遂论者拥抱自由主义与损害原则，坚持“事实上不可能”的未遂不应处罚，因为这样的行为无法让理性人相信已经对损害的发生制造了不当风险。主观未遂论者则认为，如果行为人做出自己认为会导致损害或引发不当风险的选择，不管这样的尝试会否可能发生，都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选择本身。既然选择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基础，而行为人也做了不该做的决定，即便其想法难以被这个世界接纳，又如何？总结而言，主观未遂论由排除影响刑法的“运气”因素开始，侧重于选择的机会与因此所形成的意图，结局必然导致未遂犯罪版图的扩张：一旦动心起念而付诸行动，只要其犯罪意图可以获得证明，即须背负未遂责任，不会受到“事实上不可能”的影响。
据上，我们可以对主观未遂论提出以下质疑：不论英美法或欧陆法系均肯定犯罪的成立必须有一个客观的行为，并且，我们也都同意行为原则上是受到行为人的心意所支配，问题是，主观未遂论者一再强调处罚的基础在于人们所做的选择，而非受到意志驱动的客观行为，若然，何必再多要求行为的要素？如果“选择”有别于身体的举止，而人又只能支配自己的选择，依此推论，是否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也无法支配[66]？
前曾提及，主观未遂论者通常使用下述内容回答上开疑惑：对于犯罪的成立要求客观的行为，是基于实用主义与证据上的理由；一个人做了什么，往往是想做什么的最佳证明。也因此，对客观行为的要求是出于对犯意的确认。但，由于处罚未遂犯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行为人欲导致损害发生的“尝试”（trying），而有无尝试又必须诉诸行为人做了什么，从而“行为”的要求仍属主观未遂论所不可或缺[67]。这样的回答显然难以令人满意。所谓尝试，不过是对心想事不成的一种描述方式，表示行为人曾经打算做什么，却以失败收场，仍未脱离以选择与意图作为其论述核心的未遂责任观，并且，还趁势转移了焦点：如果行为的要件如此重要，为什么只能作为主观意图的证明？如果行为的要件如此重要，就表示“想打”一只苍蝇与“去打”是不一样的，若然，这已经是向客观未遂论的损害原则靠拢了[68]。
再以迷信犯为例，即便从德国刑法的角度观察，第23条第3项的“重大无知”，在文义上并非不能涵盖迷信犯，德国实务（RGSt 33, 321）与学说之所以用尽各种理由，试图将迷信犯的概念与不能未遂切割，无非是因为德国刑法仍然处罚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使然；换言之，一旦将迷信犯也纳入不能未遂的范畴，等于是在处罚一个荒诞的念头，甚至就是在处罚这个人，无论如何，都已违反行为刑法。问题是，在德国的印象理论框架下，真的可以进一步将法动摇的印象（对安全感的威胁），依照普通未遂、重大无知的不能未遂与迷信犯的排列方式，予以量化？既然我们不会真的相信用几根大头钉扎布偶就能杀人，这表示迷信犯具有本质上的不可能性（inherent impossibility）[69]，不论以何种判准检验迷信犯的行为，均不可能认定其“有”危险。换言之，迷信犯是地道地道的“不能犯”，两者均不应该被处罚[70]。即便台湾刑法第26条的法律效果已经改弦更张，针对迷信犯的讨论过程仍对于未遂处罚根据选择及其影响具有实益；简之，既然迷信犯可以被刑法第26条涵盖，则该条的“不罚”，自然是指欠缺应罚性，犯罪不成立，而与犯罪成立后的需罚性问题无关。
总结的说，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应该不罚，而之所以不罚，原因是没有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并且是连着手都没有[71]，也因此，观念上根本不是未遂犯；台湾刑法第26条修法理由的 “不构成刑事犯罪”，其意义正如所使用的文字所要表达的意思：欠缺应罚性，犯罪不成立。据此，在台湾刑法第26条没有删除的情况下，不妨将其视为仅是一个注意规定，并非独立的未遂犯罪类型，而与未遂犯罪成立后、透过刑事政策再做考虑的需罚性问题无关。
四、结论
主观未遂论者虽批评“未遂犯的客观危险性”是一个逻辑矛盾，并且概念本身也迷糊不清，但其区别既、未遂而分别将不法责难的重点置于法益侵害结果与行为人的主观法敌对意志，基本理念显然也不一致；德国学说之所以就未遂处罚根据接受印象理论，应该是打算以“造成法动摇印象”为由，替不存在法益危险的不能未遂圆说。然而，即便扬弃或抽象化法益保护的概念，改以所谓对“法秩序”或“规范效力”造成危险，仍然难以避免质疑。据此，不论是试图限缩主观未遂论的印象理论或积极的一般预防观点，均非可采。
相对于此，日本刑法对于未遂的定义为：“着手于犯罪之实行而不遂者，得减轻其刑。（日刑第43条本文）”、奥地利于其刑法第15条第2项不仅使用“实行”的用语，亦不罚不能未遂（第15条第3项），整体而言与台湾刑法的规范情况较为相似，彼邦的刑法学者即多接纳客观未遂论，并以法益侵害危险做为未遂处罚根据[72]。在台湾已经不罚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仅使用“着手实行”描述未遂犯的规范架构下，未遂的刑罚基础问题，实无必要师法德国。
本文支持客观未遂理论的基本立场[73]，依新客观未遂论，应以一般人的立场认定其处于行为人的地位、行为时所可能认识的事实，决定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危险。至于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不论解为欠缺结果非价或根本欠缺行为非价，结论都是行为时并未对法益造成危险，也因此根本没有构成要件行为；没有构成要件行为，就没有着手实行与不法可言，一切都只是行为人的主观想象罢了，（行为无危险的）不能未遂因此在“本质上”相异于其他可罚的未遂犯[74]。
[1]蕭宏宜，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東吳大學法學博士。
[2] 更詳細的說，未遂，是指基於實現構成要件的犯罪決意，著手實行構成要件行為後，既遂構成要件未實現而言。既遂構成要件的未實現，原因可能是結果犯的構成要件結果根本未發生，抑或客觀上雖已出現構成要件結果，但與行為人已著手的構成要件行為間欠缺因果關係或客觀可歸責性（風險未實現）。
[3]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T, 5. Aufl., 1996, S. 511.
[4] Cald. 397 (H.L.) (1784). As cited in Lawrence Crocker, Justice in Criminal Liability: Decriminalizing Harmless Attempts, 53 Ohio St. L.J. 1057, 1061(1992).
[5] 除非已開始實行，行為人不會因為其犯罪決意而受到處罰。理由在於，決意只是一個內在過程，並沒有傷害任何物或人；刑法並不需要促進個人的道德修養，而只需要保護社會規範。Vgl. Stratenwerth/kuhlen, AT I, 5.Aufl., 2004, §11 Rn.4. 更詳細的說，思想無罪（Cogitationis poenam nemo patitur），基於思想控制的困難與對其控制將摧毀擁護自由的秩序中身為公民的人格特質，「內在」是受到絕對保護的權利領域。S. Jakobs, AT, 2. Aufl., 1993, abschn. 25 Rn. 1a.
[6] “acts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 Regina v. Eagleton, 6 Cox Crim. Cas. 559 (1855). As cited in George P. Fletcher, Basic concepts of criminal law 172 (1998).
[7] George P. Fletcher, Basic concepts of criminal law 172 (1998).
[8] “Eine Straftat versucht, wer nach seiner Vorstellung von der Tat zur Verwirklichung des Tatbestandes unmittelbar ansetzt.”
[9] 如：林山田，刑法通論（上），2008年10版，462頁；林東茂，刑法綜覽，2009年6版，1-242頁；張麗卿，刑法總則理論與運用，2007年3版，292頁以下；黃常仁，刑法總論，2008年2版，187頁；林鈺雄，新刑法總則，2009年2版，371頁以下；李聖傑，未遂行為刑法處遇之探究，月旦法學雜誌，第194期，2011年7月，29頁以下。
[10] 蔡聖偉，評2005年關於不能未遂的修法，刑法問題研究（一），2008年，81頁以下。
[11] “當犯罪的既遂因為欠缺法律對行為所要求的個人特徵或關係，或犯罪實施所須的行為方式或客體，以致于不可能發生時，未遂及其參與者均不罰。”
[12] 其他尚有荷蘭刑法第45條和比利時刑法第51條，由於繼受上開1810年法國刑法典關於未遂的定義，並據此認為未遂與預備的界線應完全從客觀的角度加以認定，不能未遂因而亦不成立犯罪。Vgl. Jescheck/ Weigend,a.a.O.,S.528.
[13] 日本部分見陳子平，犯罪論重要問題的思想脈絡－未遂犯篇，月旦法學教室，第100期，192、197頁；義大利部分，s. Colombi Ciacchi, Italien als Vorbild? Für die Straflosigkeit des untauglichen Versuchs, Recht, Wirtschaft, Strafe, in: FS-Samson, 2010, S. 4, 8ff.；西班牙于1994年修法後的意見，s. Jung, Zur Strafbarkeit des untauglichen Versuchs- ein Zwischenruf aus rechtsvergleichender Sicht, ZStW 117 (2005), 942.
[14] 瑞士部分，s. Stratenwerth, Schweizerisches Strafrecht AT I, 3.Aufl., 2005, S. 306 f.; 德國部分見後述說明。
[15] Andrew Ashworth, Criminal Attempts and the Role of Resulting Harm Under the Code, and in the Common Law, 19 Rutgers L.J. 725, 735 (1988).
[16] Von Feuerbach, Peinlichen Rechts, §42; Mittermaier, GS 11(1989), 403, 424; Berner, dt. StrafR, S. 138ff, 144. Ziteirt bei Grupp, Das Das Verhältnis von Unrechtsbegründung und Unrechtsaufhebung bei der versuchten Tat, 2009, S. 92.
[17] Grupp, a.a.O., S. 92.
[18] Liszt, 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21/22. Aufl., 1919, S.199 ff; von Hippel, Deutsches Strafrecht II, 1930, S. 424 ff. Zitiert bei Hirsch, Untauglicher Versuch und Tatstrafrecht, Strafrechtliche Probleme, Band II., 2009, S. 246.
[19] Weigend,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Versuchslehre, Strafrecht und Kriminalpolitik in Japan und Deutschland, 1989, S.113 f.
[20] Weigend, a.a.O, S. 113.
[21] Z.B. Freisler, Willensstrafrecht; Versuch und Vollendung, in: Gürtner (Hrsg.), Das kommende deutsche Strafrecht, AT, 2. Aufl., 1935, S. 11, 35f. Zitiert bei Hirsch, Die subjektive Versuchstheorie, ein Wegbereiter der NS-Strafrechtsdoktrin, Strafrechtliche Probleme, Band II., 2009, S. 285, 294 f.
[22] Hirsch, Untauglicher Versuch und Tatstrafrecht, Strafrechtliche Probleme, Band II., 2009, S. 247.
[23] Vgl. Baumann, AT, 1. Aufl., 1960, S. 385 f., 407; Maurach, Deutsches Strafrecht AT, 2. Aufl., 1958, S.405 ff; Schönke, StGB, 4. Aufl., 1949, Vorbem. § 43 Bem. II; Schönke/Schröder, StGB, 1957, Vorbem. § 43 Bem. III.1; Welzel, Das Deutsche Strafrecht, 11. Aufl., 1969, S.192 f. Zitiert bei Hirsch, a.a.O(Fn.21), S. 246.
[24] BGHSt 2, 74, 76; BGHSt 11, 268, 271; BGHSt 11, 324, 327. 德國實務一路走來，始終持續支持主觀未遂論。早期帝國法院受到von Buri的影響，自1880年開始行使判決時，即針對有關墮胎的（不能）未遂案，確立其主觀的基本立場（RGSt 1, 439）；同年另一則關於殺害已死嬰兒（Tötungsversuch an Kindesleiche）的案件（RGSt 1, 451），一樣認定被告有罪。
[25] Vgl. Jescheck/Weigend, a.a.O., S. 513.
[26] 之所以只是偏移，是因為德國刑法第22條對於未遂的定義，使用相較於舊刑法的「開始實行」更為狹隘的直接開始（unmittelbar ansetzt）；打算在客觀上透過把未遂時點扣緊犯罪構成要件實現的臨界點，以解決實務在操作上將未遂領域過份前置的問題。Vgl. Kratzsch, Die Bemühungen um Präzisierung der Ansatzsformel (§ 22 StGB) ein absolut untauglicher Versuch?, JA, 1983, S.420 ff. 另外，純粹的主觀未遂論難以解釋為何對出於重大無知的不能未遂（依德國刑法）可減免其刑。Stratenwerth/kuhlen, a.a.O., §11 Rn.20.
[27] Weigend, a.a.O., S. 120. 此系受到von Bar的影響，並且在理論發展史上，可上溯至1886年Bünger的折衷未遂理論，vgl. Grupp,a.a.O.,S.103.
[28] Vgl. Lackner/ Kühl, Strafgesetzbuch, 27. Aufl., 2011, §22 Rn. 11. Eser作為印象理論的旗手，仍自我嘲諷的指出：「其崛起是因為迄今仍無更好的說法。」S. Eser, in: 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28.Aufl., 2010, Vorbem. §22 Rn. 22.
[29]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79 (2011). 主觀未遂論同樣被美國的Fletcher（客觀未遂論者）抹黑為納粹刑法的復辟，See George P. Fletcher, Basic concepts of criminal law 178 (1998).
[30] 與德國所使用的法益概念類似，損害原則同樣因其內涵上的不確定，而有據此而過度入罪或入罪不足的質疑。See Hamish Stewart, The Limits of the Harm Principle, 4 Crim. L. & Phil. 17 (2010). 並且也一樣在學說上一直有透過其他概念予以取代或限制其適用範圍的聲音。See Arthur Ripstein, Beyond the Harm Principle, 34 Phil. & Pub. Aff. 215, 215 (2006); Dennis J. Baker, 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 10 New Crim. L. Rev. 370 (2007); A.P. Simester & Andrew von Hirsch, Remote Harms and Non-Constitutive Crimes, 28 Crim. Just. Ethics, May 2009, at 89.
[31] George Fletcher, Rethinking Criminal Law 142 (1978).
[32] Lawrence Becker, Criminal Attempt and the Theory of the Law of Crimes, 3 Phil. & Pub. Aff. 262, 273 (1974).
[33] Thomas Weigend, Why Lady Eldon Should Be Acquitted: The Social Harm in 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 27 DePaul L. Rev. 231, 263 (1977).
[34] Paul Robinson, A Theory of Justification: Societal Harm as a Prerequisite for Criminal Liability, 23 UCLA L. Rev. 266, 270 (1975).
[35] Douglas Husak, The Nature and Justifiability of Nonconsummate Offenses, 37 Ariz. L. Rev. 151, 163 (1995).
[36] 「純粹的法律不能」是指：行為人誤以為自己正在從事犯罪行為，觀念上相當於我國的「幻覺犯」；「本質上的事實不能」是指：行為人雖然打算從事法律所描述的犯罪行為，惟其所使用的方法根本不會造成損害，在觀念上相當於我國的「行為無危險的不能犯」。定義參考Joshua Dressi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 § 27.07, at 406-407 (5th ed. 2009).
[37] Peter Westen, Impossibility Attempts: A Speculative Thesis, 5 Ohio St. J. Crim. L. 523, 560 (2008). 應注意的是：此與理性人仍會產生恐懼感而應罰的「事實上不能」（factual impossibility）有別。See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86 (2011).
[38] Thomas Bittner, Punishment for Criminal Attempts: A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of Moral Luck, 38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1, 52 (2008)
[39] Model Penal Code section 5.01(1)(c): “A person is guilty of an attempt to commit a crime if, acting with the kind of culpability otherwise required for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he: (c) purposely does or omits to do anything which,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as he believes them to be, is an act or omission constituting a substantial step in a course of conduct planned to culminate in his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所謂實質步驟，用歐陸法系傳統的公式化語言來說，就是指犯罪的「開始實行」，see George P. Fletcher, Basic concepts of criminal law 179 (1998).
[40] “ the actor’s mind is the best proving ground of his dangerousness.” H. Wechsler, W.K. Jones & H.L. Korn, The Treatment of Inchoate Crimes in the Model Penal Code of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Attempt, Solicitation, and Conspiracy, 61 Colum. L. Rev. 571, 579 (1961). 迄今，美國至少已有31州刪除不可能的未遂作為抗辯事由的規定（亦即仍然構成犯罪）。See John Hasnas, Once More unto the Breach: The Inherent Liberalism of the Criminal Law and Liability for Attempting the Impossible, 54 Hastings L.J. 1, 3 n.2 (2002).
[41]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77 (2011).
[42]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92-193 (2011).
[43]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93-194 (2011).
[44] Andrew Ashworth, Criminal Attempts and the Role of Resulting Harm, 19 Rutgers Law Review 725, 733 (1988); Joel Feinberg, Equal Punishment for Failed Attempts, 37 Ariz. L. Rev. 117, 119 (1995).
[45] Conn. Gen. Stat. Ann. § 53a-51; Del. Code Ann. tit. 11, § 531; Haw. Rev. Stat. Ann. § 705-502; Ind. Code Ann. § 35-41-5-1(a); N.H. Rev. Stat. Ann. § 629:1(IV); Criminal Attempts Act, 1981, c. 47, § 4(1)(b) (Eng. & Wales). See Ehud Guttel & Doron Teichman, Criminal Sanctions in The Defense of The Innocent, 110 Mich. L. Rev. 597, 619 n.109 (2012).
[46] Thomas Bittner, Punishment for Criminal Attempts: A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of Moral Luck, 38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1, 64 (2008) (not endorsed by Bittner, himself).
[47] 更詳細的討論與比較，已逾越本文的範疇，文獻可參閱Markus D. Dubber, Theories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German Criminal Law, 53 Am. J. Comp. L. 679 (2005); Carl C., Lauterwein, Limits of Criminal Law: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pproaches to Legal Theorizing, The German Rechtsgutstheorie (2010).
[48] Maurach/Gössel, AT II, 7. Aufl., 1989, S. 20.
[49] 於20世紀仍支持舊客觀說者，僅見Spendel NJW 1965, 1881 ff.; ders. ZStW 65 (1953), 519 , 521 ff.; ders., in: FS-Stock, 1966, S. 89, 93.（在這本祝壽論文集的開頭，他甚至自嘲為「孤獨的在自言自語者」。） 堅守純粹的主觀未遂論立場者，亦僅Otto(„Strafgrund des Versuchs ist die Betätigung, dh. die Manifestation eines verbrecherischen Willens in einem bestimmten äußeren Verhalten“)與Kühl(„Strafgrund des Versuchs ist der betätigte rechtsfeindliche Wille, dh. der durch Handlungen, die in der Außenwelt in Erscheinung treten, manifest gewordene Verbrechensvorsatz.“). Zitiert bei Herzberg, MK-StGB, §22 Rn. 9, 13.
[50] Hirsch, Untauglicher Versuch und Tatstrafrecht, in: FS-Roxin, 2001, S. 714.
[51] Köhler認為以危險概念作為未遂的不法內涵是有疑問的，其理由即在於與德國刑法第22條相悖。Köhler, AT, S.454 f. Zitiert bei Zaczyk, Starfrecht, Rechtsphilosophie und untaugliche Versuch, in: FS-Maiwald, 2010, S.891. 類似看法，s. Eser, a.a.O., Vorbem. §22 Rn. 19; Jescheck/Weigend, a.a.O., S. 513. 還有論者指出：德國刑法雖改用「直接開始」的描述方式扣緊構成要件開始實現的臨界點，卻也接納主觀要素作為處罰根據，甚至還罰及不能未遂，而存在內部的不協調的問題。Vgl. Schünemann, Die deutschsprachig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nach der Strafrechtsreform im Spiegel des Leipziger Kommentars und des Wiener Kommentars, S. 311.
[52] Roxin, AT II, 2003, §29 Rn. 99.已指出：不論是何種未遂處罰基礎之學說，由於各自所提出的觀點，均已出現在預備階段之中，從而並無助于建立區分預備與未遂的標準。
[53] Vgl. Hirsch, Untauglicher Versuch und Tatstrafrecht, in: FS-Roxin, 2001, S. 715; Fuchs, AT I, 7. Aufl., 2008, S. 237.
[54] 內容參考蔡聖偉，同注9書，82~85頁。
[55] 蔡聖偉，同注9書，81頁以下。事實上，作為未遂處罰基礎的印象理論，不僅是與不法理論無關的刑罰目的理論，甚至也是植基於積極的一般預防思想。S. Malitz, Der untaugliche Versuch beim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 Zum Strafgrund des Versuchs, 1998, S. 159 f; Stratenwerth/kuhlen, a.a.O., §11 Rn. 21.
[56] S. Jakobs, a.a.O., abschn. 25 Rn. 21. Eser將此說貶抑為印象理論的分支（Spielart der Eindruckstheorie zu begreifen sein）, s. Eser, a.a.O., Vorbem. §22 Rn. 22.
[57]「當結果實現符合客觀歸責的條件時，它就絕對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行為人的作品。」Roxin, Das strafrechtliche Unrecht im Spannungsfeld von Rechtsgüterschutz und individueller Freiheit, ZStW 116 (2004), 938.
[58] Thomas Bittner, Punishment for Criminal Attempts: A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of Moral Luck, 38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1, 81 (2008).
[59]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94 (2011).
[60] Thomas Bittner, Punishment for Criminal Attempts: A Legal Perspective on the Problem of Moral Luck, 38 (1)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51, 79 (2008).
[61] S. Jakobs, “ Was schützt das Strafrecht: Rechtsgüter oder Normgeltung?”, Aktualität und Entwicklung der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in: FS-Seiji Saito, 2003, S. 17 ff. 由文章標題即可推知其立場：刑法的任務是保護規範的效力，不是保護法益；因為犯罪是對規範的侵害行為，不是對法益的侵害。德國刑法學界的批判，如：Hörnle, Das Unwerturteil und der Schuldvorwurf, in Hefendehl (Hrsg.), Empirische und dogmatische Fundamente, kriminalpolitischer Impetus, 2005, S. 105 ff; Puppe, Strafrecht als Kommunikation, in: FS-Grünwald, 1999, S. 476 ff; Sacher, systemtheorie und Strafrecht, ZStW 118 (2006), 547 ff; Schünemann,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r geistigen Situation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GA 1995, S. 217 ff; Stratenwerth, Sachlogische Struckturen?, in: FS-Jakobs, 2007, S. 663 ff.
[62]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208-210 (2011).
[63] Schünemann, Strafrechtssystem und Kriminalpolitik, in: FS-Schmitt, 1992, S. 135.
[64] 設例摘自徐昌錦，爭論不休的不能犯與中止犯，臺灣法學雜誌，第191期，2012年1月，94頁。
[65]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95-196 (2011).
[66]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97 (2011).
[67] Gideon Yaffe, Trying, Acting and Attempted Crimes, 28 Law & Phil. 109, 123 (2008).
[68] Stephen P. Garvey, Are Attempts Like Treason?, 14 New Crim. L. R. 173, 198-199 (2011).
[69] Douglas Husak, Why Punish Attempts at All? Yaffe on ‘The Transfer Principle’, Crim. Law and Philos., (original paper)(15 March 2012). 關鍵不僅在於迄今仍無任何可靠的證據，足以（達到毫無合理懷疑的程度）證明這是一種有效的嘗試，更因為一般人根本不會認為這是危險的行為。
[70] 美國刑法對此未置一語。模範刑法典亦僅「允許」，而非「要求」法院駁回起訴或減輕刑罰。See MPC Sec. 5.05(2)( If the particular conduct charged to constitute a criminal attempt, solicitation or conspiracy is so inherently unlikely to result or culminate in the commission of a crime that neither such conduct nor the actor presents a public danger warranting the grading of such offense under this Section, the Court shall exercise its power under Section 6.12 to enter judgment and impose sentence for a crime of lower grade or degree or, in extreme cases, may dismiss the prosecution.).
[71] 同旨：甘添貴，不能犯與中止犯適用之若干問題點，法學叢刊，第220期，2010年10月，3頁以下；柯耀程，不能未遂之檢討，刑法的思與辯，2003年，312、325頁。
[72] s. Maleczky, AT II, 13.Aufl., 2009, S. 189.（從客觀的角度，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有無具體危險，而可能對行為客體造成侵害；但也表明既、未遂的刑罰威嚇有別，前者是針對法益侵害的非價，後者是針對法益危險的非價。）
[73] 之所以指「基本立場」，是因為除非採取舊客觀說，當代的客觀未遂理論者並不否認未遂犯仍然必須考慮到主觀的要素。Vgl. Roxin, in: FS-Nishihara, S.163; Maleczky, a.a.O., S.190. 並且，即便客觀未遂論在發展歷史上經歷不少演變，目前德、美的學說對危險概念的判斷時點，早已不再透過「事後」的觀察，決定行為是否一開始即不可能實現構成要件，而是基於客觀化的「事前」評價判定危險的有無。
[74] Vgl. Hirsch, in: FS-Roxin, S.720 f. Berner早已解釋：所謂「不可能實行」，是指無所謂開始可言。Berner, 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7.Aufl., 1895, S.140. Zitiert bei Herzberg, MK-StGB, §22 Rn .9 (Fn.13). Bottke甚至認為德國對行為無危險的不能未遂的處罰根本違憲！理由是：將不能未遂與普通未遂比較，由於前者不可能造成法益侵害，而僅僅對法和平構成威脅，故僅具備刑法益（Starfrechtsgut），與可能造成法益侵害而同時具備憲法益與刑法益的普通未遂情形等同視之，一律處罰，即違反比例原則。Bottke, Untauglicher Versuch und freiwilliger Rücktritt, in: 50 Jahre BGH, Festgabe aus der Wissenschaft, Bd. IV, 2000, S.150 ff. Zitiert bei Grupp, a.a.O., S.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