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玮：台湾民法总则修正刍议——以法国民法为借镜
发布时间：2014-04-02 来源：
台湾民法总则修正刍议：以法国民法为借镜
林恩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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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壹、前言 贰、问题与困难 一、既存制度之调整 （一）死亡宣告制度的调整 （二）消灭时效制度的调整 （三）外国法人的认许 二、法律关系之细致化 （一）行为能力的标准 （二）电子商务的法律行为 三、法国民法的对照 一、死亡宣告制度与行为能力的细致化 二、电子商务法律行为的影响 三、消灭时效制度之借镜 四、废除外国法人认许制 肆、结论 |
壹、前言
台湾民法源自于国民政府1931年5月5日正式施行之中华民国民法典，当时整部民法典的条文一共有1225条。而真正将这部民法典适用于台湾时，则是在1948年国民政府陆续撤退来台之后。国民政府所通过的民法典主要继受于大陆法系国家，例如德国、瑞士与日本。这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以及相关学说均对台湾民法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台湾民法典的每次修正，多是亦步亦趋地参考这些国家的民法典发展，其中的考虑不仅是因为社会变化的需求[2]，亦有着维护既存法律体系安定性的考虑。
随着国际潮流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活模式的改变，台湾民法亦面临到许多挑战。自1982年1月4日修正通过部份民法总则及债编总论等条文开始，1999年4月21日通过大幅修正民法债编条文[3]；2007年3月28日[4]及2010年2月3日[5]又公布大幅修正民法物权编条文；2002年6月26日[6]、2007年5月23日[7]与2008年1月2日又陆续通过修正部份民法亲属编、继承编重要条文[8]，在这些重要的修正时刻中，均能发现外国立法例或是学说的身影。
诚然，作为根本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缩影的民法典，其修正方针必须符合民法典适用当地的社会发展为主要考虑方向。但同时对于在民法典规范已经发展成熟国家经验的采取，由于涉及到规范适用的可行性与合理性的评估，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外国立法经验与相关案例成果的参考，在修法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台湾在陆续修正调整民法四编（债、物权、亲属、继承）之规范后，最终亦将来到修正民法总则编的阶段。本文之目的，即在于尝试提出台湾民法总则之相关修正方向，并以同为大陆法系之法国民法典发展为借镜，期能抛砖引玉，对于将来台湾民法总则之修正工作有所帮助。
以下本文即以台湾民法总则所面临之问题与困难（贰），并对照法国民法之相关规定（三），分别说明之。
贰、问题与困难
随着特别法的制定、国际市场的竞争与社会的变迁发展，在民法总则编的规范上，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如何调整既存的法律制度（一），以及如何细致化各项法律行为或法律关系（二）。
一、既存制度的调整
台湾民法总则编主要分为通则、权利主体（人）、权利客体（物）、法律行为、期日期间、消灭时效及权利之行使等章，分别为制度性规范。然而这些既存制度面临现代社会生活及交易习惯的改变，均有调整之必要。
以下即就民法总则编所规范的死亡宣告与消灭时效制度，以及民法总则施行法中所规定之外国法人认许制度，分别说明之。
（一）死亡宣告制度的调整
在台湾民法学说上，死亡可分为真实死亡与法律死亡两类。前者为确信自然人生理上已经自然死亡，其情形有二，其一为病死者，由医师检验后发给“死亡证明书”，以确认其死亡之状态与死亡之时间；其二则为非病死或可疑为非病死者，由检察官命检察事务官会同法医，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9]，对死者进行相验程序后，再发给家属“相验尸体证明书”，以此凭办死亡登记。后者则系在自然人行方不明之情况，由法律赋予与死者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声请权，在法定期间经过后，向法院声请死亡宣告[10]。法院以公示催告之方式并定陈报期间后，依民事诉讼法第629条以下规定为死亡宣告之判决[11]。
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气候变迁，大型天然灾害在台湾不断肆虐结果，亦使得原来民法所规定之死亡宣告制度受到挑战。2009年8月8日的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造成676人死亡，23人失踪的悲剧即为一例证。在这场灾难下，依据民法第8条规定，原来失踪人系遭遇特别灾难，故应由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于特别灾难终了满一年后，向法院声请为死亡之宣告。但依照这个规定，对于受灾家属（利害关系人）而言，一年的时间经过显然对于其请领补助金，或是相关保险理赔金之手续而言，都是过于漫长的等待。因此立法院始在2009年8月27日三读通过“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其中第28条规定：“对于因台风失踪之人，检察机关得依应为继承之人之声请，经详实调查后，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而未发现其尸体者，核发死亡证明书。（第1项）前项声请，应于本条例施行后一年内为之。（第2项）第一项失踪人，以死亡证明书所载死亡之时，推定其为死亡。（第3项）失踪人尚生存者，检察机关得依本人、第一项声请人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或依职权撤销死亡证明书。（第4项）检察机关核发死亡证明书后发现失踪人之尸体时，应依法相验，发给相验尸体证明书，并撤销原核发之死亡证明书。（第5项）前二项撤销死亡证明书之效力，准用民事诉讼法第六百四十条规定。（第6项）本条例施行前，检察机关对于第一项所定情形核发之死亡证明书，适用前四项规定。（第7项）”
另外，在灾害防救法第47条之1，同样亦规定“人民因灾害而失踪时，检察机关得依职权或应为继承之人之声请，经详实调查后，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而未发现其尸体者，核发死亡证明书。（第1项）前项声请，应于灾害发生后一年内为之。（第2项）第一项失踪人，以死亡证明书所载死亡之时，推定其为死亡。（第3项）失踪人尚生存者，检察机关得依本人、第一项声请人或利害关系人之声请，或依职权撤销死亡证明书。（第4项）检察机关核发死亡证明书后发现失踪人之尸体时，应依法相验，发给相验尸体证明书，并撤销原核发之死亡证明书。（第5项）前二项撤销死亡证明书之效力，准用民事诉讼法第六百四十条规定。（第6项）”其内容与体例，几乎与前开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第28条规定一致。
上开特别法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由检察机关代替审判机关发给相当于死亡宣告判决之死亡证明书，事实上架空了民法第8条有关失踪人遭遇特别灾难，法律上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得于灾难终了满一年向法院声请为死亡宣告判决之规定。学者有将之称为“推定真实死亡”者[12]，认为属于法律死亡与自然死亡之中间类型。而事实上，监察院对于上开特别法规定即曾提出质疑，在该院100司调59号调查意见书中明确指出上开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第28条“立法时未就外国立法例做详细研究，致法律执行与外国之施行状况有间，任由检察官签发死亡证明书，显侵犯司法权，至所不宜。”同时也因为罹难者将可能因其是否具有应为继承之人，而可能亡时间上产生相隔之差距，殊欠合理[13]。
实则就时空背景而言，台湾民法关于死亡宣告之规定系于1930年代左右制定，当时交通与通讯之发展，与今日社会诚不可同日而语。而当时民法所适用之范围考虑为中国大陆地区，其幅员之广，联络之困难，亦与今日适用于台湾岛内之情形不同。当时所制定之死亡宣告条件是否仍得无碍适用于今日之台湾社会，不无可疑，而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二）消灭时效制度的调整
台湾民法继受19世纪德国法学家Winscheid创设的请求权概念，将消灭时效制度建立在实体法请求权体系之上，亦成为台湾民法在时效制度上之特色[14]。依照台湾民法学界通说，消灭时效所对应的客体是请求权，而非权利本身，特别是债权的请求权。其他权利所衍生的请求权有时亦为消灭时效的客体，例如共有物分割请求权、未登记不动产及动产所生之物上请求权等[15]。
然而，民法总则中虽然对于消灭时效做了一般性规定，例如民法第125条：“请求权，因十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法律所定期间较短者，依其规定。”及第126条：“利息、红利、租金、赡养费、退职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给付债权，其各期给付请求权，因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在总则编以外，民法其他各编又另行规定了特别消灭时效期间，例如第563条：“经理人或代办商，有违反前条规定之行为时，其商号得请求因其行为所得之利益，作为损害赔偿。（第1项）前项请求权，自商号知有违反行为时起，经过二个月或自行为时起，经过一年不行使而消灭。（第2项）”，第473条第1项：“贷与人就借用物所受损害，对于借用人之赔偿请求权、借用人依第四百六十六条所定之赔偿请求权、第四百六十九条所定有益费用偿还请求权及其工作物之取回权，均因六个月间不行使而消灭。”，第514条第1项：“定作人之瑕疵修补请求权、修补费用偿还请求权、减少报酬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或契约解除权，均因瑕疵发见后一年间不行使而消灭。（第1项）承揽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或契约解除权，因其原因发生后，一年间不行使而消灭。（第2项）”、第197条第1项“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请求权，自请求权人知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时起，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自有侵权行为时起，逾十年者亦同。”以及第717条：“指示证券领取人或受让人，对于被指示人因承担所生之请求权，自承担之时起，三年间不行使而消灭”等。加之于特别法上又另行规定了消灭时效期间，部份消灭时效期间甚至以命令规范，而非以法律，使得整个消灭时效制度规范显得紊乱而难以掌握。
这其中特别是一般消灭时效期间的规定为15年，从现行社会交易型态观之，15年实在是过长了点。此外，民法第127条规定：“左列各款请求权，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一、旅店、饮食店及娱乐场之住宿费、饮食费、座费、消费物之代价及其垫款。二、运送费及运送人所垫之款。三、以租赁动产为营业者之租价。四、医生、药师、看护生之诊费、药费、报酬及其垫款。五、律师、会计师、公证人之报酬及其垫款。六、律师、会计师、公证人所收当事人物件之交还。七、技师、承揽人之报酬及其垫款。八、商人、制造人、手工业人所供给之商品及产物之代价。”，因不同职业别而设定不同的消灭时效期间限制，是否符合宪法之平等原则，亦不无疑义。
而关于消灭时效的起算点，在实务上也常常发生问题，民法第128条仅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以不行为为目的之请求权，自为行为时起算。”，而根据实务见解，最高法院民事判例28年上字第1760号曾认为：“债权未定清偿期者，债权人得随时请求清偿，为民法第三百十五条所明定，是此项请求权自债权成立时即可行使，依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其消灭时效应自债权成立时起算。”，但嗣后最高法院民事判例63年台上字第1885号却又认为：“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消灭时效自请求权可行使时起算，所谓请求权可行使时，乃指权利人得行使请求权之状态而言。至于义务人实际上能否为给付，则非所问。”上开实务见解并未就民法第128条做出统一性的解释标准，这使得消灭时效的起算点到底应该从何时开始，常常产生不少困扰。
（三）外国法人的认许
民法总则施行法第11条规定：“外国法人，除依法律规定外，不认许其成立。”同法第12条又规定：“经认许之外国法人，于法令限制内，与同种类之我国法人有同一之权利能力。前项外国法人，其服从我国法律之义务，与我国法人同。”是以在台湾，外国法人例如外国公司，原则上应先经过主管机关经济部之认许后，始得取得限制的权利能力，在台湾进行有效之法律行为[16]。
成问题者，为此种外国法人认许之规定，是否仍适宜于今天的台湾社会？特别是在台湾加入WTO后，以未经认许之外国公司为无权利能力主体，是否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实不无疑问。就此行政院经建会曾经多次召开讨论会议，研议废除外国公司认许制度之可行性，与会学者专家持正反意见并陈，是否采取自动承认原则，似尚未有定论。
二、法律关系的细致化
因应社会的发展与新型工业技术问题的产生，在法律关系的规范上似乎应当更着重于细致化与分殊化的问题。以下即就现行台湾民法总则中关于行为能力的标准，以及电子商务兴起后所可能影响法律行为之概念，或法律关系的型态，分别说明之。
（一）行为能力的标准
台湾民法第12条规定“满二十岁为成年。”，第13条复规定：“未满七岁之未成年人，无行为能力。（第1项）满七岁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为能力。（第2项）未成年人已结婚者，有行为能力。（第3项）”将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依照其固定年龄作为标准进行三分法。同时将各种行为能力类型之自然人所为之法律行为效果，分别规定于第75条“无行为能力人之意思表示，无效；虽非无行为能力人，而其意思表示，系在无意识或精神错乱中所为者亦同。”第78条“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所为之单独行为，无效。”及第79条“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所订立之契约，须经法定代理人之承认，始生效力”，并依照个案情形具体判断自然人所为法律行为之效果。
对于上开以梯升渐进认定行为能力的制度设计，台湾学者曾世雄教授级曾批评“看似健全稳当，实则虚有其表。”并建议应将行为能力之设计改采二分法，分为有行为能力人与无行为能力人即可，并且在规划上应兼顾年龄及事项双重之标准，即以行为人之行为是否纯获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龄与身份观之，所为之法律行为是否日常生活所需或所从事，以切合实际需求[17]。
在过去农业社会时代，依据“二十而冠”的习俗，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或许顾及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并以照顾未成年人作为主要的考虑，而制定限制行为能力这种缓冲性的标准。然而现代工业社会中，未满二十岁而进入社会工作者，俯跖皆是。例如劳动基准法第44条第1项即规定“十五岁以上未满十六岁之受雇从事工作者，为童工。”同法第45条第1项又规定“雇主不得雇用未满十五岁之人从事工作。但国民中学毕业或经主管机关认定其工作性质及环境无碍其身心健康者，不在此限。”依上开条文之反面解释，显见童工得与雇主缔结劳动契约，而这种童工进行劳动工作的情形，也在现行台湾社会中屡见不鲜。因此成年的标准是否应当再下修，或是限制行为能力的年龄范围是否应当再做调整，实不无讨论之空间。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以结婚者有行为能力之规定，是否合适。在台湾民法现行规定下，从出生到满二十岁均为未成年人，设一12岁之未成年人结婚者，赋予其完全行为能力，是否适当？亦有研求之余地。
（二）电子商务的法律行为
新世纪的开始，台湾社会在交易行为与生活方式上所面对最大的改变，当属藉由因特网开发所盛行的电子商务交易。常见的问题在于网站中标定价格展售商品的行为，究竟是属于要约或是要约之引诱？此一问题迄今在台湾实务界尚未有一致性的统一见解[18]。而在许多电子商务交易的场合，商家往往利用计算机程序进行自动回复，而不需人为操作，这种自动化手续的行为，应否视为商家所为之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如果承认其能够发生法律上的效果，则显然已经跳脱原来台湾民法立法者之想象，而系属于一种法官续造的成果。问题在于：自动回复的法律性质是否应该亦透过立法方式予以明文规范？
事实上，以目前台湾社会商务交易习惯来看，电子邮件（E-mail）的使用几乎已经成为商务交易不可或缺的一环。但电子邮件本身仍然与纸本文书有相当的区别，特别是涉及到文书作成人，以及文书内容的一致性等问题：例如一个具有法律效果的电子邮件，是否应当具备合法有效的电子签章，始能承认其效力？抑或是仅需将电子邮件视为是文书，或“准文书”一类档，赋予其推定之效力即可？
电子商务所产生的新型态交易行为，是否可能冲击台湾民法总则在法律行为及意思表示等原则之认知？或是依照既有的民法总则规定，即足以掌握所有之电子商务行为？实为台湾民法总则修正时所无可回避之重要课题。
三、法国民法的对照
台湾民法总则所面临之困难与问题，已如上述，而相关问题在法国民法有如何之规定可兹参考？相关困难在法国民法上又有如何之规定得以解决？均值研究，以下即分别就法国死亡宣告与行为能力制度（一）、电子商务行为之法律影响（二）、消灭时效制度（三）及外国法人认许问题（四），分别叙述之。
一、死亡宣告制度与行为能力的细致化
在法国，死亡宣告制度主要连系着自然人失踪的问题。依照1977年12月28日修正改革失踪人制度法律，立法者将失踪人制度规定于法国民法典第112条至第132条，而对应之死亡宣告规定则是自民法典第88条至第82条。在此制度下，原则上自然人之失踪，可分为失联（absence）与失踪（disparition）二种情形。前者为关系人并未现实出现(non présence)，后者则是关系人不但未出现，且再无出现之希望者。
失联的情形，又可分为“推定失联（présomption d’absence）”与“宣告失联（déclaration d’absence）”二种，以下分别说明之。
（一）推定失联
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12条规定 [19]：“如本人停止在其住所地或居所地出现，而又无音讯时，监护法官得在利害关系人或检察署要求下为失联之推定。”因此，只要失联者未出现于其住所或居所之事实存在，并可信其仍尚生存时，即得由利害关系人（如同居人、推定继承人或债权人）或检察署（ Ministère public）声请失联人最后所在地，或其最后居所管辖区域内之监护法官（le juge des tutelles），依照上开法国民法典第112条规定“推定失联”。因为推定失联时，失联者仍然被认为尚生存，所以推定失联宣告并不会影响失联者原来身份上之法律关系，其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仍继续有效存在。失联人的财产，除其配偶行使其夫妻财产制上之权利，或失联人已充分授权其代理人情形外，依照法国民法典第121条规定，原则上由监护法官管理之。监护法官亦可以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13条规定指定推定失联人之一名或数名血亲或姻亲，或在必要时指定任何人代理推定失联人行使其权利或一切有关系之行为，并管理推定失联人一部或全部之财产。
（二）宣告失联
按法国民法典第122条规定[20]：“在确认推定失联判决作成起已经过10年，或依第112条规定之方式，或依第217条、第219条、第1426条及第1429条规定进行司法程序时，得经任何利害关系人或检察署之声请，由地方法院普通庭宣告失联。（第1项）虽无法院判决推定失联事实，但当事人停止在其住所或居所地出现，且无音讯已经过20年者亦同。（第2项）”因此，在推定失联宣告作成后十年，或自失联者于住居所最后出现日起后二十年，可由检察署或利害关系人声请，由法院正式“宣告失联”。
法院之失联宣告相当于死亡证明，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28条规定[21]：“宣告失联判决自登录时起，即具有确认失联人已经死亡之效力。（第1项）依照第1章所为失联者财产管理措施除法院有相反判决，或是法官对其另为命令外，应予停止。（第2项）失联人之配偶得缔结新婚姻。（第3项）”故自宣告时起，受宣告者的身份关系将受改变。（例如于失联宣告起300日后出生之子女，将不受婚生推定；或自宣告时起，失联者之配偶得再婚）推定失联宣告或正式失联宣告，均于失联人返回时，由其向法院声请撤销之（民法典第118、129条参照）。
（三）失踪
法国民法典第88条规定[22]：“在法国国内或国外之所有法国人，于其面临生命危险之情形而失踪时，如其尸体未被发现，得依共和国检察官或利害关系人声请，由法院宣告死亡[23]。（第1项）所有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在法国所辖的领土上或在法国籍船舶或航空器上失踪，即使是在国外失踪，如其在法国有住所或惯常居所，得在上述同样条件下由法院死亡宣告。（第2项）如死亡已确定，但尸体仍未被发现时，亦适用上述法院死亡宣告之程序。（第3项）”是以于自然人失踪的情形，同样是经由检察官或是利害关系人声请，由失踪人死亡地、失踪地、最后居所地、最后出现地或巴黎地方法院对所有在法国或法国以外地区因自然灾害危险而失踪，但未寻获尸体之法国人为死亡宣告。该死亡宣告程序亦适用于失踪者确定死亡，但尚未找寻到其尸体之情形（例如空难或关押集中营死亡者）。
（四）死亡宣告
死亡宣告须正式登载于公报上，并与死亡证明书具有同等之效力。关于死亡宣告的条文规定详细如下：
法国民法典第89条规定关于死亡宣告之管辖法院：“如果死亡或失踪发生在法国所辖之领土上时，宣告死亡之请求应向死亡或失踪地之地方法院普通庭提出。否则，应向死者或失踪者之住所地或最后居所地之法院提出；于缺乏此种住所或最后居所时，向其搭载之航空器或船舶隶属之机场或船籍港所在地之法院提出；在以上所指情形均不适用时，巴黎地方法院普通庭有管辖权。
如数人在同一事件中同时失踪，得向失踪地之法院、船籍港或机场所在地法院，或向巴黎地方法院普通庭或其他具有诉讼正当利益之任何地方法院普通庭提出宣告死亡之集体请求[24]。”
法国民法典第90条规定死亡宣告的程序进行方式：“如请求非由共和国检察官提出时，该请求应经共和国检察官转送法院。案件由合议庭预审与判决。程序中之一切行为不需要律师，且诉讼程序中之一切证书及其副本与节录均免印花税并免费登录。
如法院认为死亡事实并未得到充分确认，得命令采取任何补充侦查措施，特别是得要求对失踪之情形，进行行政调查。
如已宣告死亡，死亡日期应考虑由案件之具体情形加以推定，如无法推定时，则以失踪日期为准。任何情形，死亡日期均不得为不确定之日期[25]。”
法国民法典第91条规定死亡宣告判决的格式及效力：“宣告死亡之判决主文，应登载于实际死亡地或推定死亡地之户籍登记簿上，如有必要时，应登载于死者最住所地之户籍登记簿上。
此项登记，应在死亡之日登载于登记簿之备注栏。在集体判决之情形，判决主文中个人摘录部份，应送交各该失踪者最后住所地之户籍人员，以便注记。
宣告死亡之判决，其效力相当于死亡证书，对第三人具有对抗效力。但第三人得依本法第99条之规定对该判决为更正之请求[26]。”
不过，最近国际上发生之重大灾难事变亦让法国立法者开始考虑是否应当改革失踪制度的问题。特别是在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南亚海啸灾难，将近28万人失踪，这种重大灾难的发生往往不容易找到失踪者的尸体。而根据传统之法国民法失踪概念，必须要有证人证明失踪人遭遇灾难时“失踪”，才能够进一步地按照法国民法第88条规定由利害关系人或共和国检察官声请法院为死亡宣告。其他的情形仅能够被认定为“失联”。但是事实上能够证明失踪人确实遭遇灾难的证人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也跟着一起遇难），这使得死亡宣告的时间必须配合法国民法典第122条之规定，即确认宣告失踪时间必须从“推定失联”之判决作成后十年，始得由地方法院普通庭（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宣告失踪，造成利害关系人不合理的漫长等待，因此2005年1月5日有两位法国国会议员提出法国民法第88条修正案，希望可以加快或缩短死亡宣告的时间，而补充修正原条文规定如果自然人失踪系因为重大或无争议的自然灾害所致，例如地震或是洪水灾害，而其尸体无法被找到时，可以由利害关系人或共和国检察官声请法院为死亡宣告[27]。
（五）行为能力之规定
在行为能力方面，依据法国民法典第414条规定，自然人满18岁为成年，并自成年之日起取得完全行为能力。是以未满18岁者，即称为未成年人。然而，特定的成年人于必要时，为保障其财产利益或其自身利益，民法典第415条以下并设有成年人的保护制度。亦即对于因心智或生理机能欠缺等原因，而无能力、不能依其意思表达或不可能处理自己事务之成年人，除限制其行为能力外，法律并特设保障该成年人之制度，以维护其权利。主要之法源依据为2007年3月5日第2007-308号法律。
在法国民法上，无能力可分为以下类型：
1.无权利能力：指不能作为权利主体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情形。无权利能力即意味着法律人格的丧失。
2.无行为能力：指不适合行使权利的能力，而必须藉由他人或代表进行法律行为。
3.无特别能力：指行为人无法为特定有效的法律行为的情形。
4.怀疑无能力：指为了保护社会以及维护公共秩序之理由，对特定人的特定法律行为如违反公共利益时，将归于绝对无效之情形。
5.保护无能力：指针对为保护年龄上与心智上弱势者，违反保护无能力而为法律行为时，该法律行为效力为相对无效。
无能力人所为之法律行为可以保全行为、行政行为及处分行为补充完成其法律效果。保全行为与行政行为主要是针对保全无能力人财产所进行的行为，2008年12月12日法律对于何时应进行保全行为与行政行为以保障无能力人之财产，有详细之规定。对于任何人取得受保护人的财产，却对之为内容之重大变更，或将财产价格贬值，或持续改变该财产之特性时，上开法律规定行为人之法律行为将不生效力。
此外，法国民法规定成年人如为精神不健全情形下所为的法律行为，应属无效。（民法典第414-1条、第901条关于遗嘱与生前赠与之规定参照）法国判例实务上曾对于渐进的病状，例如阿兹海默症患者，认为其亦可主张行为属无效。但对于行为人以年幼为借口，主张其精神不健全故所为之法律行为无效者，则持否定之见解。成年人如主张其因精神不健全法律行为无效，必须负举证责任，并提出精神障碍之证明。（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14-1条参照）对于个别精神不健全所为之法律行为所生之法律关系，得自行为日起五年内提起行为无效之诉救济之。（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14-2条参照）
二、电子商务法律行为的影响
在法国，电子商务法律行为对于法国民法典的影响，主要在于电子商务的文书资格方面。法国2000年3月13日第2000-230号法律新增修了与电子商务有关书证的规定，其条文如下：
民法典第1316条：书证，或书面证据，系指以纸张、符号、数字或其他任何记号或符号赋予清楚可懂之意义者，不论其物质基础或其传达之方式[28]。
民法典第1316-1条：书面以电子形式作成与以纸张为书面者同样被认为得为证据，除非该书面能被正式地确认其来源者，或其制作者，或其保障完整性情况之维护者[29]。
民法典第1316-2条：当法律尚未选定其他原则，而当事人又缺乏有效的合意，法官得以各种可能的方法决断文书证据冲突，而不论该文书之物质基础[30]。
民法典第1316-3条：电子文书与纸本文书有同等证据力[31]。
民法典第1316-4条：在司法文书上插入必要的签名以识别文书完整性。签名表示债之当事人同意来自于该文书。当文书插入公共人员签名时，则变为公证书。
当文书为电子文书时，其必须以可靠的验证程序作成以保证所附之文书有所关联。验证程序的可靠性是推定的，其推定效力直到有反证时。电子签章之建立，签章一致性与保证文书之完整性等条件，由法国国政顾问院（Conseil d’Etat）以命令定之[32]。
三、消灭时效制度之借镜
兹将法国消灭时效制度，分为一般规定、消灭时效之起算点与截止日，以及合意变更时效期间等说明如下。
（一）一般规定
法国民法学说上认为，所谓时效是指在法律规定下，经过一段时间后，在法律上接受某些事实状态的一种方法（moyen）。时效又可分为取得时效（prescription acquisitive）与消灭时效（prescription extinctive）两种类型。取得时效只与所有权有关，而消灭时效则仅与对人权(droit personnels)有关[33]，指权利因时效经过不行使而消灭。
时效所适用的客体究竟是权利，还是执行权利的诉讼？在法国民法学上向来是一个古典的争议问题。从修正前法国民法典第2219条规定：“时效系指在法律决定之条件下，经过一定期间取得所有权或免除义务的一种方法”看来，似乎时效所针对的是权利；然而从修正前法国民法典第2224条规定“无论诉讼进行程度为何，即使在上诉法院，均得主张时效”看来[34]，时效所针对的客体又似乎是执行权利的诉讼。不过，在法国时效并不当然对应权利，易言之，对于不具备权利的诉讼，事实上亦有时效适用的问题，例如无效之诉（action en nullité）。
消灭时效制度的制定主要是鉴于因为时间的经过，往往造成权利举证上的困难。对于债权是否已经清偿，特别是当债务人的继承人继承债务人的情形，继承人因为时间经过太久，往往难以对债权人迟延的给付请求提出答辩。因此，为求均衡债权人与债务人两造之利益，必须明定一个时效的期间使得债权能够合理地被请求清偿。不过，同时鉴于各种之债的性质彼此间有差异性，故自1804年以来，法国民法典即根据不同之权利性质，规定了不同的消灭时效期间。例如，依据修正前法国民法典第2270条之1规定，有关契约外之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为10年，自发生损害之日或损害加重之日起计算[35]。在这些不同的消灭时效期间之外，另外在修正前法国民法典第2262条还规定了一般权利（提起物权或债权之诉讼）的消灭时效期间为30年[36]。
然而，从20世纪后期开始，法国民法学者对于法国民法典上关于一般权利之消灭时效期间30年之规定开始有了异见。除了认为30年的消灭时效期间过长以外，在法国越来越多特别法针对不同的法律关系各自有其不同之消灭时效规定，使得法国消灭时效的制度显得复杂且混乱，这种情形最终引起了改革消灭时效制度的声浪。2008年6月17日，法国国会通过第2008-561号法案，修正原来法国民法典中有关消灭时效之规定，将之改写的更清楚易懂，以保障债权人（预见时效）及债务人（避免诉讼）之权利[37]。此一法案内容编入法国民法典第3部、第20编以下，自第2219条至第2254条，分别就消灭时效的总则(第1章，disposition générales)、消灭时效期限与起算点(第2章，Des délais et du point de départ de la prescription extinctive)、消灭时效的过程(第3章，Du cours de la prescription extinctive)、消灭时效的条件(Des conditions de la prescription extinctive)等设有明文。
根据法国民法典新修正第2224条规定，关于人的诉讼（action personnelle）或是动产诉讼（action mobilière），消灭时效为5年，自权利人知悉（connu）或应该知悉（ aurait dû connaître）其得行使其权利时起开始起算[38]。在此须注意者为此一5年之消灭时效期间仅适用于关于人的诉讼与动产诉讼之场合，同样为关于物的诉讼之不动产诉讼则不在适用之列，仍适用法国民法典新修正第2227条之30年时效期间规定。（亦即民法典第2227条：所有权不受时效约束。在此条件下，关于物的不动产诉讼，自权利人知悉或应该知悉其得行使其权利时起开始起算30年之时效期间[39]。）
新法仍保留部份旧的时效期间规定，这些规定之时效期间均较新法之一般时效期间规定为长。例如建造人责任之特别时效规定为10年，或如产品瑕疵责任，依照法国民法典第1386-16条规定“除制造人过错外，本节所规定之制造人，如受害人于期间内未对其提起诉讼，于造成损害之瑕疵产品流通后起算后10年免除其责任[40]。”即为其例。
另外，亦有短于修法前一般消灭时效规定，但在修法后却较一般消灭时效规定更长者。例如法国环境法典（Code d’environnement）第L.152-1条规定环境损害之责任，其时效期间为30年；而在职业健康的身体上损害部份，依照法国公共卫生法典（Code santé publique）第L.1142-28条规定，其时效期间原则上为10年，严重侵害时则依照法国民法典第2226条规定“因身体受侵害而由直接或间接受害人所提起之责任诉讼，自最初或加重之损害确认时起，时效为10年。（第一项）惟于损害是由于虐待、野蛮行为、暴力或对于未成年人性侵害造成时，其民事责任诉讼时效期间为20年[41]“，延长为20年。
在旧法时期之特别消灭时效规定与新法之消灭时效一般规定相同的部分，例如法国民法典旧法第2277条关于定期债权（薪资、房租、规费、扶养费用或利息等）之消灭时效规定，自收取日或得收取日起，其消灭时效期间均为5年[42]。因为期间规定与新法相符，故解释上开关于定期债权部份，其消灭时效期间仍为5年。又依法国民法典新法第2253条规定，上开消灭时效期间得由当事人协议延长或缩短之，最长不得超过10年，最短不得少于1年。
（二）消灭时效的起算
根据法国民法典新修正第2224条规定，“关于人的诉讼或是动产诉讼，消灭时效为5年，自权利人知悉或应该知悉其得行使其权利时起开始起算。”是以消灭时效的起算点，不但采取客观上的要件“得行使其权利时”，更加上了“权利人知悉或应该知悉”的主观要件。此一主观要件明显地对债权人较为有利，相对地对债务人造成被请求地位上的不确定，使得时效的起算点取决于法院对于“应该知悉”宽严解释之态度。
惟上开“自权利人知悉或应该知悉其得行使其权利时起”原则，在特定情形下并不适用：
1.在由直接或间接受损害之被害人提起之侵权行为责任诉讼方面，有关人身损害部份，根据法国民法典新修正第2226条规定，系自“原始或加重之损害确定（consolidation）日时”起算时效。
2.在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方面，则系自事实发生日起算。
此外，尽管原则如此，法国法律仍根据不同的债权特性，规定不同的消灭时效期间起算点。例如附条件或是期限的债权，消灭时效期间需至条件成就或是期限届至时才开始起算。在民事赔偿责任之诉部份，原则上是从损害发生时而非过错行为作成时起算。法国法院近来判决并将此一起算时点推迟至受害人认识损害时[43]，或是于人身损害案件中，推迟至损害确定时（consolidé）起算[44]。在无效之诉方面，则自原告知悉无效行为作成日时起算[45]。在解除契约或契约责任方面的诉讼，自发现契约上过失之日起算[46]。在借贷无效之诉后所提之买卖无效之诉，从解消买卖之日起算[47]。在上诉方面，自构成诉讼基础之主要诉讼之日起算[48]。在责任保险人保证之诉方面，自被保险人赔偿受害人、被受害人指定或核定赔偿之日起算[49]。在夫妻财产清算之诉方面，自裁判离婚日起算，不论是否判决效力溯及既往[50]。在继承债务诉讼方面，自继承分割之日起算[51]。
（三）消灭时效的截止日
关于消灭时效的截止日规定为2008年新法的创设，当消灭时效的起算点产生变动时，债务人往往无法确认时效是否已经届至，而得援引消灭时效期间届至对抗债权人（例如因为债务人之继承人是未成年人，而因此停止时效之进行时，往往期间有可能经历十余年之久）。为了要限制这种不确定的结果，2008年新法援用欧洲产品责任法律系统，设计了双重期间，亦即除前述一般消灭时效期间规定之外，将消灭时效期间截止日设定为自权利发生日起20年。此即法国民法典新修正第2232条规定：“起算点推迟，停止或中断时效进行者，其消灭时效期间自权利发生日起不得超过20年。前项规定不适用第2226、2227、2233、2236条及第2241条第1项及第2244条。其亦不适用于关于人之身份诉讼[52]。”
（四）时效的合意延长或缩短
在2008年薪法以前，时效期间的规定被定性为属于“半强行性（demi d’ordre public）条款”：亦即法定的时效期间禁止合意延长，但允许当事人缩短时效期间，或规定法定停止或中断时效以外之原因。
而在2008年新法之后，则赋予契约当事人更大的自由，当事人可以缩短或是延长时效期间，但有1年到10年的限制。当事人亦可自行约定停止或中断时效以外之原因。不过，此一自由之合意在定期债权与保险契约方面均受到限制，在定期债权与保险契约方面，5年的时效期间将被视为是强行性条款性质，而不许当事人以合意变更之（法国保险法典第L. 144-3条规定参照）。
此外，消灭时效期间亦不得由当事人单方或双方合意预先抛弃之。此系以法国民法典第2250条“仅有已完成的时效（prescription acquise）可被抛弃”之反面解释所得结论。
上开合意变更时效规定主要见于法国民法典新修正第2254条[53]：
“时效期间得以当事人合意缩短或延长。时效期间不得被缩短少于1年，亦不得被延长多于10年。
当事人亦得以合意增加法定时效停止或中断以外之原因。
前二项规定不适用于请求返还或支付薪资、逾期的利息收益、扶养费、租金、地租、租赁税捐、借款利息等诉讼，以及一般一年期或为期更短时间之给付诉讼。”
四、废除外国法人认许制
法国民法典对于外国法人并无直接的明文规定，较为相关的条文为民法典第1837条规定：“所有所在地在法国领土的团体均应遵守法国法律。（第1项）第三人得援用章程所确定的团体事务所在地，但上开所在地不得对抗团体在另一地点之实际事务所在地。（第2项）”外国法人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问题主要被定性为国际私法领域之问题。而迄今为止，法国并无统一之国际私法法典，故有关外国法人之法律地位问题，在法国应依照其司法实务判决意见及理论加以补充。
对于法人国籍的认定，法国国际私法理论上有三说，即组成员说、成立准据法说以及事务所在地说。组成员说系依照大多数领导法人团体之成员国籍来决定法人之国籍；设立准据法说则是依照法人团体所根据成立之国家法律判断齐属于何国国籍之法人；事务所在地说则是依照法人之主要营运事务所在地判断其属于何国之法人。
上述三说均不无缺点，例如组成员说在法人团体规模较大时，因为其组成员份子相对将趋于复杂，使得以确认大多数成员国籍作为法人国籍的方法显得不切实际，并且也混淆了成员个人与法人的国籍归属问题。而设立准据法说亦可能造成法人团体规避原可能对其限制之强制性国家法律，而设立准据法在法人团体创建者意思不明时，也往往很难证明其所根据设立法人团体之法律究竟为何国之法律。而随着法人团体的国际性活动增多，特别是国际性的商业行为，采用法人事务所在地说作为分辨法人国籍之标准，亦未尽符合事实。无论如何，在法国一般实务上仍采取事务所在地说，并且通常会将事务所在地加上事务进行中心（centre d’exploitation）地的概念（即事实上的事务所在地，siège réel），作为判断法人团体国籍之标准[54]。
从19世纪以来，外国法人团体向来在法国被承认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plein droit）。特别是在社团法人方面，这个立场迄今尚未有分歧之见解。不过在股份有限公司方面，法国针对法国公司在比利时被拒绝承认乙事通过了1857年5月30日法律，将外国资本公司之承认规定须受法国集体命令（décret collectif）之规范，亦即采用互惠主义原则，仅给予最惠国之公司法人格待遇。不过，时至今日这种作法被认为是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中关于保障个人财产及利益之规范，因此上开法律规定已于2007年12月20日法案中明文废止[55]。
是以，目前法国内国法上并无对于外国法人需经法国政府认许之规定，原则上外国法人之地位与内国法人相同，具有同等之权利能力。
肆、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简短地将台湾民法总则修正方向，总结建议如下：
一、在死亡宣告制度方面，应当考虑事权统一，由法院进行死亡宣告为宜。现行莫拉克台风灾后重建特别条例与灾害防救法之规定，应配合删除，另行于民法总则中增列未发现失踪人尸体，但可确信其已死亡之类型，并授权法院得就此类型进行死亡宣告。
二、在消灭时效制度方面，应考虑缩短一般消灭时效期间至少在十年以下，并将主观要件列为消灭时效的起算点要件之一。此外，可以考虑增设如法国法之截止日制度，以作为调整。
三、废除外国法人认许制度，将问题回归于个案是否承认外国法人人格即可，以改善外国法人投资环境，增加经济竞争力。
四、细致化行为能力之判断标准，在规划上应兼顾年龄及事项双重之标准，并且降低成年之年龄。此外，对于渐进的病状，例如阿兹海默症患者，可以考虑增订其行为属无效或效力未定之规范，以均衡保障弱势病患之权利。
五、应当对于电子商务文书之法律性质，做出明确之规定，并对于电子商务意思表示之特殊性（例如自动式回复）增订于意思表示一节中明文规范，至少说明其法律性质。
[1] 林恩瑋，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法學博士。
[2] 例如1999年臺灣民法債編修正，增訂旅遊、合會及人事保證三個契約類型，主要著眼點即在於根本解決並規範這些在臺灣經濟生活中既存的契約類型。
[3] 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8800085140號令參照。
[4]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37751號令參照。
[5]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900022461號令參照。
[6]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128090號令參照。
[7]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64111號令參照。
[8]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179031號令參照。
[9] 條文如下：“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第1項）前項相驗，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但檢察官認顯無犯罪嫌疑者，得調度司法員警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第2項）依前項規定相驗完畢後，應即將相關之卷證陳報檢察官。檢察官如發現有犯罪嫌疑時，應繼續為必要之勘驗及調查。（第3項）”。
[10] 參照民法第8條：“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第1項）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于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之宣告。（第2項）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第3項）”
[11] 參考民事訴訟法下列條文：第628條“公示催告，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一、失蹤人應于期間內陳報其生存，如不陳報，即應受死亡之宣告。二、凡知失蹤人之生死者，應於期間內將其所知陳報法院。”第 629 條“前條陳報期間，自公示催告最後登載公報或新聞紙之日起，應有六個月以上。失蹤人滿百歲者，公示催告得僅黏貼於法院之牌示處。前項情形，其陳報期間，得定為自黏貼牌示處之日起二個月以上。
[12] 吳從周，《民法上之推定真實死亡：一個真實死亡與法律死亡之中間類型的誕生》，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78期，2011年6月，頁111-149。
[13] 例如罹難者有應為繼承之人時，得適用莫拉克台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28條，由檢察官發給死亡證明書，死亡時間為98年8月9日，但如罹難者無應為繼承人時，則回歸適用民法第8條之規定，由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于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後聲請法院為死亡宣告之情形。
[14] 王澤鑒，民法總則，2004年12月版，自刊，頁551以下參照。
[15] 此系對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107、164號內容反面解釋所得之結論。釋字107號：“民法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僅對於佔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許其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而關於已登記之不動產，則無相同之規定，足見已登記之不動產，不適用關於取得時效之規定，為適應此項規定，其回復請求權，應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之適用。複查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若許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得罹于時效而消滅，將使登記制度，失其效用。況已登記之不動產所有權人，既列名於登記簿上，必須依法負擔稅捐，而其佔有人又不能依取得時效取得所有權，倘所有權人複得因消滅時效喪失回復請求權，將仍永久負擔義務，顯失情法之平。本院院字第一八三三號解釋，系對未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而發。至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應予補充解釋。”釋字164號：“按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佔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之返還請求權，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之除去請求權及對於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之防止請求權，均以維護所有權之圓滿行使為目的，其性質相同，故各該請求權是否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彼此之間，當不容有何軒輊。如為不同之解釋，在理論上不免自相矛盾，在實際上亦難完全發揮所有權之功能。“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七號解釋在案。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有如對於登記具有無效原因之登記名義人所發生之塗銷登記請求權，若適用民法消滅時效之規定，則因十五年不行使，致罹于時效而消滅，難免發生權利上名實不符之現象，真正所有人將無法確實支配其所有物，自難貫徹首開規定之意旨。故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雖不在上開解釋範圍之內，但依其性質，亦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適用。”
[16] 曾陳明汝教授認為臺灣此種立法例應該系采學說上之“認許主義”。其又將認許主義分為“一般認許主義”、“特別認許主義”、“相互認許主義”與“分別認許主義”等類型。曾陳明汝，國際私法原理（上集）：總論篇，2003年6月改訂7版，學林，頁200以下參照。
[17] 參考曾世雄，民法總則之現在與未來，元照，2005年10月第2版，頁168-172。
[18] 此方面相關討論文獻甚多，例如林麗真，《網路交易標價錯誤之契約法律問題探討》，東吳法律學報，第22卷第4期，2011年4月，頁1-25；林麗真，《電子書線上交易契約法律問題探討》，中原財經法學，第26期2011年6月，頁131-183；郭戎晉，《購物網站價格標示錯誤法律之研究：由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出發》，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76期，2011年6月，頁199-240；林麗真，《網站上標價展售商品屬於要約或要約引誘？》，月旦裁判時報，第8期，2011年4月，頁23-28。
[19] Lorsqu'une personne a cessé de paraître au lieu de son domicile ou de sa résidence sans que l'on en ait eu de nouvelles, le juge des tutelles peut, à la demande des parties intéressées ou du ministère public, constater qu'il y a présomption d'absence
[20] Lorsqu'il se sera écoulé dix ans depuis le jugement qui a constaté la présomption d'absence, soit selon les modalités fixées par l'article 112, soit à l'occasion de l'une des procédures judiciaires prévues par les articles 217 et 219, 1426 et 1429, l'absence pourra être déclarée par 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à la requête de toute partie intéressée ou du ministère public.
Il en sera de même quand, à défaut d'une telle constatation, la personne aura cessé de paraître au lieu de son domicile ou de sa résidence, sans que l'on en ait eu de nouvelles depuis plus de vingt ans.
Il en sera de même quand, à défaut d'une telle constatation, la personne aura cessé de paraître au lieu de son domicile ou de sa résidence, sans que l'on en ait eu de nouvelles depuis plus de vingt ans.
[21] Le jugement déclaratif d'absence emporte, à partir de la transcription, tous les effets que le décès établi de l'absent aurait eus.
Les mesures prises pour l'administration des biens de l'absent, conformément au chapitre Ier du présent titre prennent fin, sauf décision contraire du tribunal ou, à défaut, du juge qui les a ordonnées.
Le conjoint de l'absent peut contracter un nouveau mariage.
Les mesures prises pour l'administration des biens de l'absent, conformément au chapitre Ier du présent titre prennent fin, sauf décision contraire du tribunal ou, à défaut, du juge qui les a ordonnées.
Le conjoint de l'absent peut contracter un nouveau mariage.
[22] Peut être judiciairement déclaré, à la requête du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ou des parties intéressées, le décès de tout Français disparu en France ou hors de France, dans des circonstances de nature à mettre sa vie en danger, lorsque son corps n'a pu être retrouvé.
Peut, dans les mêmes conditions, être judiciairement déclaré le décès de tout étranger ou apatride disparu soit sur un territoire relevant de l'autorité de la France, soit à bord d'un bâtiment ou aéronef français, soit même à l'étranger s'il avait son domicile ou sa résidence habituelle en France.
La procédure de déclaration judiciaire de décès est également applicable lorsque le décès est certain mais que le corps n'a pu être retrouvé.
Peut, dans les mêmes conditions, être judiciairement déclaré le décès de tout étranger ou apatride disparu soit sur un territoire relevant de l'autorité de la France, soit à bord d'un bâtiment ou aéronef français, soit même à l'étranger s'il avait son domicile ou sa résidence habituelle en France.
La procédure de déclaration judiciaire de décès est également applicable lorsque le décès est certain mais que le corps n'a pu être retrouvé.
[23] 例如 Civ. 1re, 14 mars 1995, Bull. civ. I, n°125 ; Defrénois 1995. 1374, obs. Massip ; RTD civ. 1995. 323, obs. Hauser，其以事故發生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當時溫度僅9度判斷云云，作為判斷當事人面臨危險而失蹤之標準。
[24] La requête est présentée au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u lieu de la mort ou de la disparition, si celle-ci s'est produite sur un territoire relevant de l'autorité de la France, sinon au tribunal du domicile ou de la dernière résidence du défunt ou du disparu ou, à défaut, au tribunal du lieu du port d'attache de l'aéronef ou du bâtiment qui le transportait. A défaut de tout autre, l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 est compétent.
Si plusieurs personnes ont disparu au cours du même événement, une requête collective peut être présentée au tribunal du lieu de la disparition, à celui du port d'attache du bâtiment ou de l'aéronef, au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 ou à tout autr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que l'intérêt de la cause justifie.
Si plusieurs personnes ont disparu au cours du même événement, une requête collective peut être présentée au tribunal du lieu de la disparition, à celui du port d'attache du bâtiment ou de l'aéronef, au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de Paris ou à tout autre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que l'intérêt de la cause justifie.
[25] Lorsqu'elle n'émane pas du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la requête est transmise par son intermédiaire au tribunal. L'affaire est instruite et jugée en chambre du conseil. Le ministère d'avocat n'est pas obligatoire et tous les actes de la procédure, ainsi que les expéditions et extraits desdits actes, sont dispensés du timbre et enregistrés gratis.
Si le tribunal estime que le décès n'est pas suffisamment établi, il peut ordonner toute mesure d'information complémentaire et requérir notamment une enquête administrative sur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disparition.
Si le décès est déclaré, sa date doit être fixée en tenant compte des présomptions tirées des circonstances de la cause et, à défaut, au jour de la disparition. Cette date ne doit jamais être indéterminée.
Si le tribunal estime que le décès n'est pas suffisamment établi, il peut ordonner toute mesure d'information complémentaire et requérir notamment une enquête administrative sur les circonstances de la disparition.
Si le décès est déclaré, sa date doit être fixée en tenant compte des présomptions tirées des circonstances de la cause et, à défaut, au jour de la disparition. Cette date ne doit jamais être indéterminée.
[26] Le dispositif du jugement déclaratif de décès est transcrit sur les registres de l'état civil du lieu réel ou présumé du décès et, le cas échéant, sur ceux du lieu du dernier domicile du défunt.
Mention de la transcription est faite en marge des registres à la date du décès. En cas de jugement collectif, des extraits individuels du dispositif sont transmis aux officiers de l'état civil du dernier domicile de chacun des disparus, en vue de la transcription.
Les jugements déclaratifs de décès tiennent lieu d'actes de décès et sont opposables aux tiers, qui peuvent seulement en obtenir la rectification, conformément à l'article 99 du présent code.
Mention de la transcription est faite en marge des registres à la date du décès. En cas de jugement collectif, des extraits individuels du dispositif sont transmis aux officiers de l'état civil du dernier domicile de chacun des disparus, en vue de la transcription.
Les jugements déclaratifs de décès tiennent lieu d'actes de décès et sont opposables aux tiers, qui peuvent seulement en obtenir la rectification, conformément à l'article 99 du présent code.
[27] Y. BUFFELAN-LANORE et V. LARRIBAU-TERNEYRE, Droit civil : Introduction, Biens, Personnes, Famille, Sirey, 17e éd., n°752.
[28] La preuve littérale, ou preuve par écrit, résulte d'une suite de lettres, de caractères, de chiffres ou de tous autres signes ou symboles dotés d'une signification intelligible, quels que soient leur support et leurs modalités de transmission.
[29] L'écrit sous forme électronique est admis en preuve au même titre que l'écrit sur support papier, sous réserve que puisse être dûment identifiée la personne dont il émane et qu'il soit établi et conservé dans des conditions de nature à en garantir l'intégrité.
[30] Lorsque la loi n'a pas fixé d'autres principes, et à défaut de convention valable entre les parties, le juge règle les conflits de preuve littérale en déterminant par tous moyens le titre le plus vraisemblable, quel qu'en soit le support.
[31] L'écrit sur support électronique a la même force probante que l'écrit sur support papier.
[32] La signature nécessaire à la perfection d'un acte juridique identifie celui qui l'appose. Elle manifeste le consentement des parties aux obligations qui découlent de cet acte. Quand elle est apposée par un officier public, elle confère l'authenticité à l'acte.
Lorsqu'elle est électronique, elle consiste en l'usage d'un procédé fiable d'identification garantissant son lien avec l'acte auquel elle s'attache. La fiabilité de ce procédé est présumée, jusqu'à preuve contraire, lorsque la signature électronique est créée, l'identité du signataire assurée et l'intégrité de l'acte garantie, dans des conditions fixées par décret en Conseil d'Etat.
Lorsqu'elle est électronique, elle consiste en l'usage d'un procédé fiable d'identification garantissant son lien avec l'acte auquel elle s'attache. La fiabilité de ce procédé est présumée, jusqu'à preuve contraire, lorsque la signature électronique est créée, l'identité du signataire assurée et l'intégrité de l'acte garantie, dans des conditions fixées par décret en Conseil d'Etat.
[33] 對人權（droit personnel）與對物權（droit réel）為法國民法學傳統上對於權利分類的兩種方式。前者指對於人所生之權利，例如債權，後者則指對於物所生之權利，例如不動產所有權。
[34] Ancien art. 2224 :La prescription peut être opposée en tout état de cause, même devant la cour royale, à moins que la parte qui n’aurait pas opposé le moyen de la prescription ne doive, par les circonstances, être présumée y avoir renoncé.
[35] Ancien art. 2270-1 : Les actions en responsabilité civile extracontratuelle se prescrivent par dix ans à co,pter de la manifestation du dommage ou de son aggravation.
[36] Ancien art. 2262 : Toutes les actions, tant réelles que personnelles, sont prescrites par trente ans, sans que celui qui allègue cette prescription soit obligé d’en rapporter un titre, ou qu’on puisse lui opposer l’exception déduite de la mauvaise foi.
[37] 例如新法即廢除了舊法時代曾有的“假設的時效（prescriptions présomptive）”理論。所謂假設的時效理論，系建立在“假設的給付”的基礎上。在特定短期消滅時效的債權中，法律假設債權人在一定期間可以受領債務人的給付，但債務人無法證明其已經履行。因此如果債務人對此有異議，應當提出證明。一般認為法國民法典舊法第2275條“主張時效已完成之人，應就是否已為實際清償之問題，向相對人宣誓”之規定，即為假設的時效理論之法源基礎。易言之，法律假設特定的債權應在一定期間內可受領債務人的給付，故推定債務人有履行之義務，如果債務人主張時效已經完成為抗辯，即應對此一“假設的給付”問題做出宣誓，以對抗債權人。“假設的時效”理論在法國民法學界尚有進一步的演繹，不過屬於過時的理論，且因有違憲之虞，故2008年修法時法國參議院已將其屏除。參考網址說明：http://www.senat.fr/rap/l07-083/l07-0838.html （最後更新日：2012年6月20日）
[38] Les actions personnelles ou mobilières se prescrivent par cinq ans à compter du jour où le titulaire d'un droit a connu ou aurait dû connaître les faits lui permettant de l'exercer.
[39] Art. 2227 :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est imprescriptible. Sous cette réserve, les actions réelles immobilières se prescrivent par trente ans à compter du jour où le titulaire d'un droit a connu ou aurait dû connaître les faits lui permettant de l'exercer.
[40] Sauf faute du producteur, la responsabilité de celui-ci, fondée sur les dispositions du présent titre, est éteinte dix ans après la mise en circulation du produit même qui a causé le dommage à moins que, durant cette période, la victime n'ait engagé une action en justice.
[41] L'action en responsabilité née à raison d'un événement ayant entraîné un dommage corporel, engagée par la victime directe ou indirecte des préjudices qui en résultent, se prescrit par dix ans à compter de la date de la consolidation du dommage initial ou aggravé.
Toutefois, en cas de préjudice causé par des tortures ou des actes de barbarie, ou par des violences ou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commises contre un mineur, l'action en responsabilité civile est prescrite par vingt ans.
Toutefois, en cas de préjudice causé par des tortures ou des actes de barbarie, ou par des violences ou des agressions sexuelles commises contre un mineur, l'action en responsabilité civile est prescrite par vingt ans.
[42] 參照法國民法典第815-10條第3項：“Aucune recherche relative aux fruits et revenus ne sera, toutefois, recevable plus de cinq ans après la date à laquelle ils ont été perçus ou auraient pu l'être.”
[43] Soc., 18 décembre 1991, Bull. civ., V, n°598 ; Civ. 1re, 13novembre 1991, Bull. civ., I, n°307 ; Soc., 1er avril 1997, Bull. civ., V, n° 130 ; Civ. 2e, 13 juillet 1966, Bull. civ., II, n°791.（該案過錯行為發生在起訴71年前）
[44] Civ. 2e, 4 mai 2000, Bull. civ., II, n°75 ; Civ. 1re, 1er juin 1999, Bull. civ., I, n°178. 如有加重損害時，則自加重損害之日起算。Civ. 2e, 15 novembre 2011, Bull. civ., II, n°167.
[45] Civ. 3e, 5 février 2003, Bull. civ., III, n°27.
[46] Civ. 2e, 7 octobre 2004, Bull. civ., II, n°441.
[47] Civ. 1e, 10 mai 2005, Bull. civ., I, n°205.
[48] Civ. 1e, 18 janvier 1989, Bull. civ., I, n°16.
[49] Civ. 1e, 3 mai et 28 nove,bre 1995, Bull. civ., I, n°183 et 430.
[50] Civ. 1e, 14 mai 1996, Bull. civ., I, n°209.
[51] Civ. 1e, 30 juin 1998, Bull. civ., I, n°234.
[52] Le report du point de départ, la suspension ou l'interruption de la prescription ne peut avoir pour effet de porter le délai de la prescription extinctive au-delà de vingt ans à compter du jour de la naissance du droit.
Le premier alinéa n'est pas applicable dans les cas mentionnés aux articles 2226, 2227, 2233 et 2236, au premier alinéa de l'article 2241 et à l'article 2244. Il ne s'applique pas non plus aux actions relatives à l'état des personnes.
Le premier alinéa n'est pas applicable dans les cas mentionnés aux articles 2226, 2227, 2233 et 2236, au premier alinéa de l'article 2241 et à l'article 2244. Il ne s'applique pas non plus aux actions relatives à l'état des personnes.
[53] La durée de la prescription peut être abrégée ou allongée par accord des parties. Elle ne peut toutefois être réduite à moins d'un an ni étendue à plus de dix ans.
Les parties peuvent également, d'un commun accord, ajouter aux causes de suspension ou d'interruption de la prescription prévues par la loi.
Les dispositions des deux alinéas précédents ne sont pas applicables aux actions en paiement ou en répétition des salaires, arrérages de rente, pensions alimentaires, loyers, fermages, charges locatives, intérêts des sommes prêtées et, généralement, aux actions en paiement de tout ce qui est payable par années ou à des termes périodiques plus courts.
Les parties peuvent également, d'un commun accord, ajouter aux causes de suspension ou d'interruption de la prescription prévues par la loi.
Les dispositions des deux alinéas précédents ne sont pas applicables aux actions en paiement ou en répétition des salaires, arrérages de rente, pensions alimentaires, loyers, fermages, charges locatives, intérêts des sommes prêtées et, généralement, aux actions en paiement de tout ce qui est payable par années ou à des termes périodiques plus courts.
[54] Civ. 20 nov. 1870, S. 70.1.373.
[55] D. 08. Pan. 2564 obs. D’Avout. Bureau, “Feu la loi du 30 mai 1857”, RC 2008.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