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典恩，陶亚楠：在无奈与理性之间：清代台湾平埔族迁徙原因辨析
发布时间：2014-05-22 来源：
【期刊名称】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标题】 Between Grudge and Sensibility
【英文副标题】 A Study on the Causes of the Migration of Taiwanese Pinpo Groups in Qing Dynasty
【作者】周典恩，陶亚楠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清代，台湾，平埔族
【英文关键词】 Qing Dynasty；Taiwan；Pinpo Groups
【文章编码】 1671-1254（2012）03-0097-05
【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3 【页码】 97
【摘要】
清代台湾平埔族常有迁移他处、别置生业的现象。导致平埔族迁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风俗习惯、人口膨胀、权力竞争、汉人挤压以及带着从汉人处习得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向外扩张移民等等。这些因素有的迫使平埔族不得不无奈地进行迁移，而有的则吸引平埔族主动、理性地进行迁移。整体而言，清代平埔族的迁徙可谓是在无奈与理性之间的一种抉择。
【英文摘要】
In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common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in Taiwanese Pinpo groups.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migration，namely，the customs and habits，the expansion of population，the power competition，the suppression of the Hans，and the free expansion of Pinpos who had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cquiring from the Hans. These are the reasons compelling Pinpos to migrate grudgingly but sensibly. In concluding part, the paper presents a view that the migration of Pinpo Groups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a grudging but sensible choice.
【全文】 【法宝引证码】 CLI.A.1164064
一、问题的提出
平埔族是指历史上居住在台湾西部沿海平野、盆地、近山台地以及宜兰平原等地的原住民。清代文献中一般称他们为“熟番”或“平地番”。平埔族并非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众多社群的泛称。现代学者依据体质、语言、文化等特征一般将平埔族分为噶玛兰族、凯达格兰族、道卡斯族、拍瀑拉族、巴布萨族、洪雅族、巴宰族、西拉雅族和马卡道族等九个族群。[1]
平埔族在清代常有迁移他处、别置生业的现象。对于平埔族的迁徙原因，学界已多有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清代来自闽粤沿海地带的汉人以武力或欺诈手段蚕食鲸吞平埔族赖以生存的土地，致使其家园沦失，生活无资，不得不集体迁离故土。持此观点者在台湾最多，他们基本上都是沿袭日本学者伊能嘉矩之说。伊能嘉矩认为，汉人侵占平埔族的土地有积极手段和消极手段之分。积极手段就是公然诉诸武力，对平埔族加以压迫，毁其家，杀其族，终至驱逐其于境外，以占夺其家园。消极手段就是以交换土地、结婚计谋、结为盟兄弟以及在土地契约上做手脚等和平手段骗取平埔族的土地。在汉人的巧取豪夺下，平埔族的土地丧失殆尽，只得退守故地之一隅，苟延残喘；或举族迁离原居地。[2]300-3022.平埔族之所以迁离故居是为了拒绝汉化，籍着封闭隔绝的地理形势以期能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保存民族之命脉。持“拒绝汉化”观点的学者在台湾也不在少数。例如李亦园曾云：“与汉人接触后之平埔族大部分皆被同化，而小部分则迁而避之，以保存其民族之命脉”。[3]张耀锜认为，平埔族在其原居地忧患汉人纠缠不休，于是就逃入内山和后山，以延最后余喘。[4]3.平埔族的集体迁移行动是汉人劝诱或教唆所致。此观点亦由伊能嘉矩最先提出，他认为汉人因碍于番界禁令的限制而不便自己亲自进垦，于是先让平埔族开垦，等其垦成之后再混入侵占，并同时夺取平埔族的原居地，以达成一举两得之目的。台湾学者张炎宪、尹章义等均有类似的看法。4.平埔族的迁徙与其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情势密切关联。例如张隆志认为，清代中叶以来平埔族的迁徙，实为其与汉人长期接触互动中的转变及适应过程的一环。嘉、道年间中部平埔族的集体迁移现象，虽然在时间、路线、规模及发展上各有所不同，但究其原因，实以“民番杂处”下番社所面对的社会经济压力及内部权力竞争为主要背景。[5]202-203
上述诸观点虽都不乏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皆难以令人满意。客观而言，清代渡台的大陆移民主要是以缴纳番大租的形式向平埔族租赎土地垦耕，而绝少以武力侵占平埔族的土地。至于以欺诈手段骗取平埔族土地的事例虽则有之，但也并不普遍，若以此就断言平埔族是因土地被汉人侵占殆尽才被迫迁移，则显然与事实相悖。“拒绝汉化”之说也值得商榷，因为迁移与汉化对平埔族而言并非完全冲突。况且，清代发生迁徙的平埔族中有不少都已汉化很深，并未显现“反汉化”的普遍意识。至于“汉人教唆论”，则完全是基于清代文献上的片段记载而作出的主观臆测，缺乏事实根据。试想平埔族为何愿意听从汉人的教唆而进行大规模迁徙？[6]就历史事实来看，清代平埔族所缴纳的番饷及其所服的徭役都是象征性的，十分轻微。平埔族因负担太重，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而不得不迁徙的解释也不具有代表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观点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上，即汉人在经济文化上远远优越于平埔族，而两者处于对立与竞争的状态。平埔族在族群竞争中失败后，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被迫无奈地背井离乡，举族迁徙。然而，客观事实是平埔族与汉人之间并非总是对立的，两者关系良好者也不鲜见。可是，学界对平埔族迁徙原因的解析往往只注意其被动无奈的一面，而忽略了其积极理性的一面。此外，平埔族的迁徙旷古以来即有之，嘉、道年间的大迁徙只是其无数次迁徙中路途最为遥远、规模最大的几次而已。而目前学界对平埔族迁徙原因的探讨一般只局限于嘉、道年间的大迁徙，对其更为频繁的短途迁徙却甚少涉及。
鉴于上述诸种缺憾，笔者拟以迁移路途之远近为依据，将平埔族的迁徙类别为“社域内迁徙”和“社域外迁徙”两种形态，并分别对每种形态的迁徙原因作较为细致而客观的解析。
二、社域内迁徙原因
“社域内迁徙”是指迁移的路途短、规模小，通常是在本族社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去侵犯其他族社的领地。据现代民族学研究，台湾平埔族几乎每个族社在清代都进行了数目不等的短途迁徙，社域内迁徙可谓是平埔族一种常态的迁徙方式。由于平埔族支系庞杂、族社众多，加之迁徙频仍，且无文字记载，所以现今已无法探究各次社域内迁徙的原因。不过，就文献记载和历史遗迹来看，平埔族社域内迁徙较为普遍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岁久或以为不利”的社会风俗
平埔族无所谓“安土重迁”，他们在一个地方生活日久，若逢自然灾害，便以为不吉利，就会舍弃旧社，迁移他处，另筑新社。《诸罗县志》载：“番社岁久或以为不利，则更择地而立新社以居。将立社，先除草栽竹，开附近草地为田园。竹既茂，乃伐木诛茅。室成而徙，醉舞酣歌，互相劳苦。先时，旧社多弃置为秽墟，近则以鬻之汉人”。[7]平埔族的这种习俗性迁移活动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通常不会长途跋涉去侵犯其他族社的领地，所以若干年后，他们也可能周而复返，又迁回他们原来住过的地方。[8]163
（二）渔猎为主，游耕为辅的生产方式
平埔族本是以渔猎为主，游耕为辅，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猎场採捕过度，猎物会减少；田园耕种数载，肥力会减退，故而，平埔族在一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后就须迁移他处，以寻找生活资源较为丰富的新场所。
（三）人口膨胀
平埔族的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为生产条件或其他特殊原因所逼，常会分支而出，另建新社，产生以一本社为中心的社群。例如，西拉雅族萧垅社群的本社在今佳里镇内，其支社至少有12个，即北方的佳里兴，西北方的沤汪、角带围、史椰甲，西方的笃加、番子塭，东方麻豆镇的番子寮、茅港尾的社内，官田的社仔、六双，东山乡的吉贝耍以及今高雄县茄萣乡的崎搂社。[8]172人口膨胀而分支社以居使得平埔族缓慢而持续地进行迁徙。
（四）汉人的挤压
清代闽粤沿海地带的闽南人和客家人大量渡台，将平埔族赖以生存的猎场拓垦成农田，致使其固有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无以为生，被迫向附近贫瘠偏僻的山麓地带迁移。例如凯达格兰族锡口社的口碑说：“我一族原称为猫里锡口社，住今之锡口街，开垦田园以自耕，畜牛为产，或入山捕鹿，伐木烧炭以营生业。距今约计百年前，屡受闽人袭击，或被焚家，或被夺牛，与之抗，则殴伤致死，终以不堪其欺凌，于王成当头人时，全社迁往樟树湾僻地，以避其祸焉”。[2]201
毋庸置疑，导致平埔族进行社域内迁徙肯定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在此难以尽述。不过，就整体而言，上述四种原因应是较为普遍和主要的。
三、社域外迁徙原因
“社域外迁徙”是指规模较大、组织性强、路途遥远的迁移活动。按照移居目的地的不同，清代台湾平埔族的社域外迁徙主要有三次，即中部巴布萨族、洪雅族、巴宰族、道卡斯族等族群的部分族社移居宜兰平原和埔里盆地，南部西拉雅族和北部噶玛兰族的部分族社移居台东。平埔族这几次大迁徙在族属、地域、时间上均存在较大差异，迁徙的原因也多种多样，难以一概而论，笔者不妨逐一对其进行阐述。
嘉庆九年（1804年），居住在今台中、苗栗、新竹等县市沿海平原地带平埔族的部分族社，包括洪雅族的北投社、巴布萨族的东螺社和阿束社、巴宰族的岸里社和阿里史社、道卡斯族的大甲社和吞霄社等，约千余人在潘贤文的率领下长途跋涉，移居到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平原。对于这次大规模跨族群的迁徙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是平埔族受汉人压迫所致，其例证如，嘉庆五年（1800年）巴宰族岸里社总通事潘进文等在向理番同知禀请的示禁中，曾数列了汉人对平埔族的五种弊害：“查得岸里辖社汉佃，多有卷剥重利，竟将番租包吞十年、八年，并贿写‘银到田还’字样，以致社番有田无租，其弊害一也。择地安坟，各有界分，查汉人屡在社番田园内盗葬坟茔，番觉向阻，而捏毁骸滋讼，其弊害二也。越界私采，例有明禁。查汉奸愍不畏死，屡越南势坑、乌牛栏、东势角、校标埔及蔴薯旧社等处，抽藤、钩鹿、烧炭、煮赚、私采芊草、枋料，一遇生番戕害，反敢籍匠名色，抬尸讹索，辄滋讼累，其弊害三也。缺债向讨，理固然也。查汉人多有籍名讨债，闯入社内，诱姦番妇，其弊害四也。更有甚者，汉奸欺番愚昧，始则用酒煽诱，借居番社，作为饵钓盘踞日久，用银骗番，擅将社屋折毁，希图辟地剥利，致社番无栖身之所，后敢窝容盗贼，其弊害五也”。[5]201然而，嘉庆二年（1797年）的《九社合约》和嘉庆三年（1798年）的《理番分府出示谕》却透露着另一种资讯。兹摘录如下：
“因番黎日众，志不一趋，以致有听信讼棍唆弄，争任通事之责，互相控告，林连贡生兴诉讼无休……讼棍张钦尚乃唆潘贤文等不遵王法，率带无知愚番数十，将总通事办公额租混收花销”。
“兹查张钦尚、潘贤文等漏网未除，怙终不悛，胆敢结党张阿协、陈阿元、张老五等人一窝蛇蠍，唆率顽番百余名潜越罩兰山内，籍名垦埔，搭寮盘据，煽诱生番食酒，阴令一出四处山脚戕杀番民，又遍出谣贴，租佃抗租，意图酿祸陷累”。[5]201
由上述资料可悉知，潘贤文在讼棍策动下争任通事，互相控告，并混收花销办公额租，失败后畏惧被官府究办才率众远徙。后来，他们在宜兰平原与漳人争地失利后，有不少族社又返回原居地，佐证了他们当初的迁徙并非因遭受汉人压迫，生活无资，而是族社内权力斗争的结果。
道光三年（1823年），中部平埔族的朴仔离社、岸里社、猫罗社等十四个族社集体移居埔里盆地时曾同当地的原居者——埔里社，共同签有《公议同立合约字》：“切闻自古圣王重民，五教惟食为先，沐等各社番黎僻处台湾，荷蒙皇仁入版图，所有草地归番掌管，听番开垦，或招汉人佃定纳大租以充瞨养，于乾隆五十三年社番随军有功，设立屯丁，界外山埔归屯垦种，划定屯额，收管屯饷，而屯租寔在缺额。无如番性愚昧，易瞒易骗，而汉佃乘机将银餌借，所有各社番田园俱归汉人买瞨殆尽，其大租又被汉佃侵占短折，隘粮屯饷有名无寔，隘番屯番拐枵腹赴从公，饥寒交迫，逃散四方。……凡我同约番亲，须当约束本社番黎竭力开垦，创所有开垦成田成园，按照各社番丁口灶丈量均分，毋许侵入内山扰动生番，毋许恃强凌弱，毋许引诱汉人在彼开垦，毋许佣雇汉人在地经营，若有不遵，鸣众革逐”。据此契字来看，平埔族是因土地被汉人买瞨殆尽，番大租被汉佃侵占短折，隘粮屯饷又变得有名无实，以致无以为生才迁移埔里。诚然，清代汉人在台湾的持续扩张与发展，确实致使部分平埔族谋生日蹙、俯仰无资。例如吴子光在《一肚皮集》中如是描述平埔族所面临的困境：迩来番社为墟，转徙仳离，有非郑侠“流民国”所能殚悉者。余揖其酋长而问以故，酋日：“昔番全盛时，席丰履厚，歌咏太平，一切典礼咄嗟立办。迨其后，贌社有费，承应官府有费；尤酷者，按季领饷守候无常，衙蠹从包揽，挖肉医疮。明知毒药杀人，而不得不躬自蹈之者，番独非人情乎哉，诚有大不得已也。[9]然而，相关的文献资料却显示，汉人的压迫并非促使中部平埔族移居埔里盆地的惟一原因。且看平埔族与埔里社签订的《思保全招派开垦永耕字》：
缘因前年郭百年侵入开垦，争占埔地，杀害社番，死已过半，未几再遭北来凶番窥我社惨微少番丁，遂生欺凌扰害，难以安居。阿密、大舌等正在思虑保全，幸有思猫丹社番亲来社相商，云及前日间上山捕鹿，偶遇该亲打里折亦入山捕鹿，相会叙出情因，言及在外被汉奸勒占，栖身无地，大惨难言。安密、大舌及思猫丹社番亲等窃思：木有本，水有源。自我祖上以来，原与打里折一脉相生，同气连枝，为昔日国胜攻取台疆，以致我祖兄弟奔逃星散，分居内外山之所，闻此大惨不得不为之悲哉。是故辗转寻思而今此本社地广番少，屡遭北番扰害，虑乏壮丁，共守此土，如得该亲打里折来社同居垦耕，一则可以相助抗拒凶番，二则平埔打里折有长久栖身之所，谓一举两得而无虞矣。是以阿密、大舌率仝众子姪立即央托思猫丹社番土目毛蛤肉郎观并伊耆番棹肉加达等前去招募平埔打里折入社通行践土会盟，通和社务，使诸凶番以及汉奸不致如前侵界，得以保全安居，散而复聚矣。兹阿密、大舌仝我众子姪等相商，情愿踏出管内埔地一所，坐落福鼎金，东至车路横沟界，西至溪界，南至山脚界，北至番社沟界，四至界址踏明，即付平埔打里折均分开垦成田耕种，并带泉水灌溉充足永耕以慰后望，聊充日食之需。如其将来有你等打里折尚惠然肯来扶社有得番丁昌盛者，密与舌等另再踏出埔地与你等开垦管耕，决无异志。[10]
由是观之，埔里社经汉人郭百年拥众武装入垦后，损失惨重，社益衰，人益少，加之遭受北部泰雅族的欺凌扰害，难以安居。该社为图自保，遂分出管内部分埔地，招纳平埔族前来垦耕，以期相互扶持，共同保全安居。
1897年，日人伊能嘉矩在埔里盆地调查时，从洪雅族北投社族人中听说的口碑也证实中部平埔族移居埔里盆地是埔里社为图自保所招纳。“六、七十年间（即道光年间）吾族尚住于北投社。偶尔入山打猎，会晤水社番，乃告以平地被汉人侵占之困情。水社番怜我族人，带至头人天赐婶家，共谋善后策。议妥后，偕往埔里平原。当时该地虽有埔眉二番先住，但草木茂生，触目皆是旷地。乃喜出望外，归告族人，迁来居住焉。当移住之初，埔眉番已经驯化，而未曾予以丝毫抵抗。然屡遭山番袭击，乃赖埔眉番为卫，与之抵抗。同族之南投社番亦由头人巫春荣率领，一齐前来。最初居住于距大埔城东四清里，茄苳脚之旧社。该社环植竹丛，今竹虽犹存，社已废，尽辟成水田。之后，族人陆续迁来，暂时居住旧社后，分出于东北四华里之五港泉。该地今虽墟，实为吾南、北投社开埔奠基之地。故举行祭祖仪式于此，竟援以为例。嗣后约二十年间，纷纷居于各处”。[2]303-304
此外，平埔族入埔时能够携带大批财物给埔里社作为礼物，以及他们在分耕土地时，秩序整齐，组织化程度高，缴纳租粟充作关帝爷祝寿之费等情况都表明，他们并非完全是因生活无资或逃避汉化才被迫迁移。[11]
移居台东的平埔族主要是马卡道族和噶玛兰族的部分族社。这些族社迁移台东的行动远不如中部平埔族迁移埔里盆地和宜兰平原那般有组织性，而是各自为政，时断时续地进行。不过，从他们迁徙的态势以及后来在移居地的表现来看，固然不排除遭受汉人挤压的可能，但带着从汉人处习得的先进农耕技术理性地向外扩张移民似乎也是重要的原因。比如马卡道族的武洛、搭楼、阿猴等族社迁移到台东后，一般都是将从阿美族处获得的土地拓垦成水田，栽种水稻，而不像先前那样采行游耕式旱作农业。这说明他们已经汉化很深，掌握了汉人的水稻耕种技术，开始意识到土地的宝贵价值。可是原乡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到汉人手里，于是他们就迁移到台东，希望从经济文化水平依然原始落后，土地观念尚属淡薄的高山族手里获取土地垦耕。
四、结语
目前台湾学界对清代平埔族迁徙原因的探讨存在两个缺陷：一是通常只聚焦于研究嘉、道年间平埔族的大迁徙，而对于其更为频繁的社域内迁徙却较为忽略；二是刻意强调平埔族遭受汉人的压迫，如“土地竞争失败说”、“逃避汉化说”、“汉人诱导说”等等，而对于平埔族在迁徙中所表现出积极理性的一面却有意淡化。由上述可知，清代平埔族迁徙的次数甚多、时间不一、规模各异，造成迁移的原因也甚为复杂，有风俗习惯、人口膨胀、权力竞争、汉人挤压以及带着从汉人身上学习到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向外扩张移民等等。这些因素有的迫使平埔族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无奈地进行迁移，而有的则是吸引平埔族主动、理性地进行迁移。故而，若就单次迁徙而言，通常只有某一种因素起主要作用，但整体而言，清代台湾平埔族的迁徙可谓是在无奈与理性之间的一种抉择。
【英文标题】 Between Grudge and Sensibility
【英文副标题】 A Study on the Causes of the Migration of Taiwanese Pinpo Groups in Qing Dynasty
【作者】周典恩，陶亚楠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
【分类】 法律社会学 【中文关键词】 清代，台湾，平埔族
【英文关键词】 Qing Dynasty；Taiwan；Pinpo Groups
【文章编码】 1671-1254（2012）03-0097-05
【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3 【页码】 97
【摘要】
清代台湾平埔族常有迁移他处、别置生业的现象。导致平埔族迁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风俗习惯、人口膨胀、权力竞争、汉人挤压以及带着从汉人处习得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向外扩张移民等等。这些因素有的迫使平埔族不得不无奈地进行迁移，而有的则吸引平埔族主动、理性地进行迁移。整体而言，清代平埔族的迁徙可谓是在无奈与理性之间的一种抉择。
【英文摘要】
In Qing dynasty, there was a common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in Taiwanese Pinpo groups.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migration，namely，the customs and habits，the expansion of population，the power competition，the suppression of the Hans，and the free expansion of Pinpos who had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cquiring from the Hans. These are the reasons compelling Pinpos to migrate grudgingly but sensibly. In concluding part, the paper presents a view that the migration of Pinpo Groups of the Qing dynasty was a grudging but sensible choice.
【全文】 【法宝引证码】 CLI.A.1164064
一、问题的提出
平埔族是指历史上居住在台湾西部沿海平野、盆地、近山台地以及宜兰平原等地的原住民。清代文献中一般称他们为“熟番”或“平地番”。平埔族并非一个单一民族，而是众多社群的泛称。现代学者依据体质、语言、文化等特征一般将平埔族分为噶玛兰族、凯达格兰族、道卡斯族、拍瀑拉族、巴布萨族、洪雅族、巴宰族、西拉雅族和马卡道族等九个族群。[1]
平埔族在清代常有迁移他处、别置生业的现象。对于平埔族的迁徙原因，学界已多有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清代来自闽粤沿海地带的汉人以武力或欺诈手段蚕食鲸吞平埔族赖以生存的土地，致使其家园沦失，生活无资，不得不集体迁离故土。持此观点者在台湾最多，他们基本上都是沿袭日本学者伊能嘉矩之说。伊能嘉矩认为，汉人侵占平埔族的土地有积极手段和消极手段之分。积极手段就是公然诉诸武力，对平埔族加以压迫，毁其家，杀其族，终至驱逐其于境外，以占夺其家园。消极手段就是以交换土地、结婚计谋、结为盟兄弟以及在土地契约上做手脚等和平手段骗取平埔族的土地。在汉人的巧取豪夺下，平埔族的土地丧失殆尽，只得退守故地之一隅，苟延残喘；或举族迁离原居地。[2]300-3022.平埔族之所以迁离故居是为了拒绝汉化，籍着封闭隔绝的地理形势以期能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保存民族之命脉。持“拒绝汉化”观点的学者在台湾也不在少数。例如李亦园曾云：“与汉人接触后之平埔族大部分皆被同化，而小部分则迁而避之，以保存其民族之命脉”。[3]张耀锜认为，平埔族在其原居地忧患汉人纠缠不休，于是就逃入内山和后山，以延最后余喘。[4]3.平埔族的集体迁移行动是汉人劝诱或教唆所致。此观点亦由伊能嘉矩最先提出，他认为汉人因碍于番界禁令的限制而不便自己亲自进垦，于是先让平埔族开垦，等其垦成之后再混入侵占，并同时夺取平埔族的原居地，以达成一举两得之目的。台湾学者张炎宪、尹章义等均有类似的看法。4.平埔族的迁徙与其内外交困的政治经济情势密切关联。例如张隆志认为，清代中叶以来平埔族的迁徙，实为其与汉人长期接触互动中的转变及适应过程的一环。嘉、道年间中部平埔族的集体迁移现象，虽然在时间、路线、规模及发展上各有所不同，但究其原因，实以“民番杂处”下番社所面对的社会经济压力及内部权力竞争为主要背景。[5]202-203
上述诸观点虽都不乏具有一定的道理，但皆难以令人满意。客观而言，清代渡台的大陆移民主要是以缴纳番大租的形式向平埔族租赎土地垦耕，而绝少以武力侵占平埔族的土地。至于以欺诈手段骗取平埔族土地的事例虽则有之，但也并不普遍，若以此就断言平埔族是因土地被汉人侵占殆尽才被迫迁移，则显然与事实相悖。“拒绝汉化”之说也值得商榷，因为迁移与汉化对平埔族而言并非完全冲突。况且，清代发生迁徙的平埔族中有不少都已汉化很深，并未显现“反汉化”的普遍意识。至于“汉人教唆论”，则完全是基于清代文献上的片段记载而作出的主观臆测，缺乏事实根据。试想平埔族为何愿意听从汉人的教唆而进行大规模迁徙？[6]就历史事实来看，清代平埔族所缴纳的番饷及其所服的徭役都是象征性的，十分轻微。平埔族因负担太重，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而不得不迁徙的解释也不具有代表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观点都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预设上，即汉人在经济文化上远远优越于平埔族，而两者处于对立与竞争的状态。平埔族在族群竞争中失败后，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被迫无奈地背井离乡，举族迁徙。然而，客观事实是平埔族与汉人之间并非总是对立的，两者关系良好者也不鲜见。可是，学界对平埔族迁徙原因的解析往往只注意其被动无奈的一面，而忽略了其积极理性的一面。此外，平埔族的迁徙旷古以来即有之，嘉、道年间的大迁徙只是其无数次迁徙中路途最为遥远、规模最大的几次而已。而目前学界对平埔族迁徙原因的探讨一般只局限于嘉、道年间的大迁徙，对其更为频繁的短途迁徙却甚少涉及。
鉴于上述诸种缺憾，笔者拟以迁移路途之远近为依据，将平埔族的迁徙类别为“社域内迁徙”和“社域外迁徙”两种形态，并分别对每种形态的迁徙原因作较为细致而客观的解析。
二、社域内迁徙原因
“社域内迁徙”是指迁移的路途短、规模小，通常是在本族社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去侵犯其他族社的领地。据现代民族学研究，台湾平埔族几乎每个族社在清代都进行了数目不等的短途迁徙，社域内迁徙可谓是平埔族一种常态的迁徙方式。由于平埔族支系庞杂、族社众多，加之迁徙频仍，且无文字记载，所以现今已无法探究各次社域内迁徙的原因。不过，就文献记载和历史遗迹来看，平埔族社域内迁徙较为普遍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种：
（一）“岁久或以为不利”的社会风俗
平埔族无所谓“安土重迁”，他们在一个地方生活日久，若逢自然灾害，便以为不吉利，就会舍弃旧社，迁移他处，另筑新社。《诸罗县志》载：“番社岁久或以为不利，则更择地而立新社以居。将立社，先除草栽竹，开附近草地为田园。竹既茂，乃伐木诛茅。室成而徙，醉舞酣歌，互相劳苦。先时，旧社多弃置为秽墟，近则以鬻之汉人”。[7]平埔族的这种习俗性迁移活动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通常不会长途跋涉去侵犯其他族社的领地，所以若干年后，他们也可能周而复返，又迁回他们原来住过的地方。[8]163
（二）渔猎为主，游耕为辅的生产方式
平埔族本是以渔猎为主，游耕为辅，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猎场採捕过度，猎物会减少；田园耕种数载，肥力会减退，故而，平埔族在一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后就须迁移他处，以寻找生活资源较为丰富的新场所。
（三）人口膨胀
平埔族的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为生产条件或其他特殊原因所逼，常会分支而出，另建新社，产生以一本社为中心的社群。例如，西拉雅族萧垅社群的本社在今佳里镇内，其支社至少有12个，即北方的佳里兴，西北方的沤汪、角带围、史椰甲，西方的笃加、番子塭，东方麻豆镇的番子寮、茅港尾的社内，官田的社仔、六双，东山乡的吉贝耍以及今高雄县茄萣乡的崎搂社。[8]172人口膨胀而分支社以居使得平埔族缓慢而持续地进行迁徙。
（四）汉人的挤压
清代闽粤沿海地带的闽南人和客家人大量渡台，将平埔族赖以生存的猎场拓垦成农田，致使其固有的生产方式难以为继，无以为生，被迫向附近贫瘠偏僻的山麓地带迁移。例如凯达格兰族锡口社的口碑说：“我一族原称为猫里锡口社，住今之锡口街，开垦田园以自耕，畜牛为产，或入山捕鹿，伐木烧炭以营生业。距今约计百年前，屡受闽人袭击，或被焚家，或被夺牛，与之抗，则殴伤致死，终以不堪其欺凌，于王成当头人时，全社迁往樟树湾僻地，以避其祸焉”。[2]201
毋庸置疑，导致平埔族进行社域内迁徙肯定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在此难以尽述。不过，就整体而言，上述四种原因应是较为普遍和主要的。
三、社域外迁徙原因
“社域外迁徙”是指规模较大、组织性强、路途遥远的迁移活动。按照移居目的地的不同，清代台湾平埔族的社域外迁徙主要有三次，即中部巴布萨族、洪雅族、巴宰族、道卡斯族等族群的部分族社移居宜兰平原和埔里盆地，南部西拉雅族和北部噶玛兰族的部分族社移居台东。平埔族这几次大迁徙在族属、地域、时间上均存在较大差异，迁徙的原因也多种多样，难以一概而论，笔者不妨逐一对其进行阐述。
嘉庆九年（1804年），居住在今台中、苗栗、新竹等县市沿海平原地带平埔族的部分族社，包括洪雅族的北投社、巴布萨族的东螺社和阿束社、巴宰族的岸里社和阿里史社、道卡斯族的大甲社和吞霄社等，约千余人在潘贤文的率领下长途跋涉，移居到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平原。对于这次大规模跨族群的迁徙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是平埔族受汉人压迫所致，其例证如，嘉庆五年（1800年）巴宰族岸里社总通事潘进文等在向理番同知禀请的示禁中，曾数列了汉人对平埔族的五种弊害：“查得岸里辖社汉佃，多有卷剥重利，竟将番租包吞十年、八年，并贿写‘银到田还’字样，以致社番有田无租，其弊害一也。择地安坟，各有界分，查汉人屡在社番田园内盗葬坟茔，番觉向阻，而捏毁骸滋讼，其弊害二也。越界私采，例有明禁。查汉奸愍不畏死，屡越南势坑、乌牛栏、东势角、校标埔及蔴薯旧社等处，抽藤、钩鹿、烧炭、煮赚、私采芊草、枋料，一遇生番戕害，反敢籍匠名色，抬尸讹索，辄滋讼累，其弊害三也。缺债向讨，理固然也。查汉人多有籍名讨债，闯入社内，诱姦番妇，其弊害四也。更有甚者，汉奸欺番愚昧，始则用酒煽诱，借居番社，作为饵钓盘踞日久，用银骗番，擅将社屋折毁，希图辟地剥利，致社番无栖身之所，后敢窝容盗贼，其弊害五也”。[5]201然而，嘉庆二年（1797年）的《九社合约》和嘉庆三年（1798年）的《理番分府出示谕》却透露着另一种资讯。兹摘录如下：
“因番黎日众，志不一趋，以致有听信讼棍唆弄，争任通事之责，互相控告，林连贡生兴诉讼无休……讼棍张钦尚乃唆潘贤文等不遵王法，率带无知愚番数十，将总通事办公额租混收花销”。
“兹查张钦尚、潘贤文等漏网未除，怙终不悛，胆敢结党张阿协、陈阿元、张老五等人一窝蛇蠍，唆率顽番百余名潜越罩兰山内，籍名垦埔，搭寮盘据，煽诱生番食酒，阴令一出四处山脚戕杀番民，又遍出谣贴，租佃抗租，意图酿祸陷累”。[5]201
由上述资料可悉知，潘贤文在讼棍策动下争任通事，互相控告，并混收花销办公额租，失败后畏惧被官府究办才率众远徙。后来，他们在宜兰平原与漳人争地失利后，有不少族社又返回原居地，佐证了他们当初的迁徙并非因遭受汉人压迫，生活无资，而是族社内权力斗争的结果。
道光三年（1823年），中部平埔族的朴仔离社、岸里社、猫罗社等十四个族社集体移居埔里盆地时曾同当地的原居者——埔里社，共同签有《公议同立合约字》：“切闻自古圣王重民，五教惟食为先，沐等各社番黎僻处台湾，荷蒙皇仁入版图，所有草地归番掌管，听番开垦，或招汉人佃定纳大租以充瞨养，于乾隆五十三年社番随军有功，设立屯丁，界外山埔归屯垦种，划定屯额，收管屯饷，而屯租寔在缺额。无如番性愚昧，易瞒易骗，而汉佃乘机将银餌借，所有各社番田园俱归汉人买瞨殆尽，其大租又被汉佃侵占短折，隘粮屯饷有名无寔，隘番屯番拐枵腹赴从公，饥寒交迫，逃散四方。……凡我同约番亲，须当约束本社番黎竭力开垦，创所有开垦成田成园，按照各社番丁口灶丈量均分，毋许侵入内山扰动生番，毋许恃强凌弱，毋许引诱汉人在彼开垦，毋许佣雇汉人在地经营，若有不遵，鸣众革逐”。据此契字来看，平埔族是因土地被汉人买瞨殆尽，番大租被汉佃侵占短折，隘粮屯饷又变得有名无实，以致无以为生才迁移埔里。诚然，清代汉人在台湾的持续扩张与发展，确实致使部分平埔族谋生日蹙、俯仰无资。例如吴子光在《一肚皮集》中如是描述平埔族所面临的困境：迩来番社为墟，转徙仳离，有非郑侠“流民国”所能殚悉者。余揖其酋长而问以故，酋日：“昔番全盛时，席丰履厚，歌咏太平，一切典礼咄嗟立办。迨其后，贌社有费，承应官府有费；尤酷者，按季领饷守候无常，衙蠹从包揽，挖肉医疮。明知毒药杀人，而不得不躬自蹈之者，番独非人情乎哉，诚有大不得已也。[9]然而，相关的文献资料却显示，汉人的压迫并非促使中部平埔族移居埔里盆地的惟一原因。且看平埔族与埔里社签订的《思保全招派开垦永耕字》：
缘因前年郭百年侵入开垦，争占埔地，杀害社番，死已过半，未几再遭北来凶番窥我社惨微少番丁，遂生欺凌扰害，难以安居。阿密、大舌等正在思虑保全，幸有思猫丹社番亲来社相商，云及前日间上山捕鹿，偶遇该亲打里折亦入山捕鹿，相会叙出情因，言及在外被汉奸勒占，栖身无地，大惨难言。安密、大舌及思猫丹社番亲等窃思：木有本，水有源。自我祖上以来，原与打里折一脉相生，同气连枝，为昔日国胜攻取台疆，以致我祖兄弟奔逃星散，分居内外山之所，闻此大惨不得不为之悲哉。是故辗转寻思而今此本社地广番少，屡遭北番扰害，虑乏壮丁，共守此土，如得该亲打里折来社同居垦耕，一则可以相助抗拒凶番，二则平埔打里折有长久栖身之所，谓一举两得而无虞矣。是以阿密、大舌率仝众子姪立即央托思猫丹社番土目毛蛤肉郎观并伊耆番棹肉加达等前去招募平埔打里折入社通行践土会盟，通和社务，使诸凶番以及汉奸不致如前侵界，得以保全安居，散而复聚矣。兹阿密、大舌仝我众子姪等相商，情愿踏出管内埔地一所，坐落福鼎金，东至车路横沟界，西至溪界，南至山脚界，北至番社沟界，四至界址踏明，即付平埔打里折均分开垦成田耕种，并带泉水灌溉充足永耕以慰后望，聊充日食之需。如其将来有你等打里折尚惠然肯来扶社有得番丁昌盛者，密与舌等另再踏出埔地与你等开垦管耕，决无异志。[10]
由是观之，埔里社经汉人郭百年拥众武装入垦后，损失惨重，社益衰，人益少，加之遭受北部泰雅族的欺凌扰害，难以安居。该社为图自保，遂分出管内部分埔地，招纳平埔族前来垦耕，以期相互扶持，共同保全安居。
1897年，日人伊能嘉矩在埔里盆地调查时，从洪雅族北投社族人中听说的口碑也证实中部平埔族移居埔里盆地是埔里社为图自保所招纳。“六、七十年间（即道光年间）吾族尚住于北投社。偶尔入山打猎，会晤水社番，乃告以平地被汉人侵占之困情。水社番怜我族人，带至头人天赐婶家，共谋善后策。议妥后，偕往埔里平原。当时该地虽有埔眉二番先住，但草木茂生，触目皆是旷地。乃喜出望外，归告族人，迁来居住焉。当移住之初，埔眉番已经驯化，而未曾予以丝毫抵抗。然屡遭山番袭击，乃赖埔眉番为卫，与之抵抗。同族之南投社番亦由头人巫春荣率领，一齐前来。最初居住于距大埔城东四清里，茄苳脚之旧社。该社环植竹丛，今竹虽犹存，社已废，尽辟成水田。之后，族人陆续迁来，暂时居住旧社后，分出于东北四华里之五港泉。该地今虽墟，实为吾南、北投社开埔奠基之地。故举行祭祖仪式于此，竟援以为例。嗣后约二十年间，纷纷居于各处”。[2]303-304
此外，平埔族入埔时能够携带大批财物给埔里社作为礼物，以及他们在分耕土地时，秩序整齐，组织化程度高，缴纳租粟充作关帝爷祝寿之费等情况都表明，他们并非完全是因生活无资或逃避汉化才被迫迁移。[11]
移居台东的平埔族主要是马卡道族和噶玛兰族的部分族社。这些族社迁移台东的行动远不如中部平埔族迁移埔里盆地和宜兰平原那般有组织性，而是各自为政，时断时续地进行。不过，从他们迁徙的态势以及后来在移居地的表现来看，固然不排除遭受汉人挤压的可能，但带着从汉人处习得的先进农耕技术理性地向外扩张移民似乎也是重要的原因。比如马卡道族的武洛、搭楼、阿猴等族社迁移到台东后，一般都是将从阿美族处获得的土地拓垦成水田，栽种水稻，而不像先前那样采行游耕式旱作农业。这说明他们已经汉化很深，掌握了汉人的水稻耕种技术，开始意识到土地的宝贵价值。可是原乡的土地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到汉人手里，于是他们就迁移到台东，希望从经济文化水平依然原始落后，土地观念尚属淡薄的高山族手里获取土地垦耕。
四、结语
目前台湾学界对清代平埔族迁徙原因的探讨存在两个缺陷：一是通常只聚焦于研究嘉、道年间平埔族的大迁徙，而对于其更为频繁的社域内迁徙却较为忽略；二是刻意强调平埔族遭受汉人的压迫，如“土地竞争失败说”、“逃避汉化说”、“汉人诱导说”等等，而对于平埔族在迁徙中所表现出积极理性的一面却有意淡化。由上述可知，清代平埔族迁徙的次数甚多、时间不一、规模各异，造成迁移的原因也甚为复杂，有风俗习惯、人口膨胀、权力竞争、汉人挤压以及带着从汉人身上学习到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向外扩张移民等等。这些因素有的迫使平埔族为了能继续生存下去不得不无奈地进行迁移，而有的则是吸引平埔族主动、理性地进行迁移。故而，若就单次迁徙而言，通常只有某一种因素起主要作用，但整体而言，清代台湾平埔族的迁徙可谓是在无奈与理性之间的一种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