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安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路径选择(2012)

发布时间:2014-03-13 来源: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严安林
 

【原文出处】《台湾研究》2012年6期
【作者简介】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既需要构建与充实科学与合理的框架内涵,也需要选择合理与可行的推进路径,这不仅关系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而且关系到两岸关系制度化建设的成效与成败。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建立两岸和平制度化机制与推进两岸社会一体化工程三方面,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建设的可行路径选择,至为重要。
    一、巩固与深化两岸政治互信
    海峡两岸间的政治互信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化与稳定化的政治保证。2008年5月以来,两岸间的政治互信开始有所建立,但互信基础还是相当地脆弱。因此,巩固与增进两岸之间,包括官方与民间等各层面的政治互信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续向前的根本,既有利于确保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一)互信与政治互信的概念界定
    何谓互信?互信是指相互之间的信任问题,海峡两岸之间的互信应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互信是指两岸执政当局(包括执政党)之间的彼此间的信任问题,而广义的互信则是指两岸之间,包括执政当局、政党、意见领袖、政治社会团体及人民之间的信任问题。当前一般所指的互信则是局限于执政当局之间的狭义的定义。而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则特指两岸执政当局之间在两岸基本的、原则性的政治立场的共同点、共同基础与共同的政治追求等,也有人将之简化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当然,笔者以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只是两岸政治互信的核心基础,但还不是全部,其内涵至少应该包括各自对对方的政治态度、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的责任及推动两岸关系制度化建设的努力等。
    (二)政治互信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1、两岸政治互信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民进党执政时期,由于陈水扁当局推动“台独”分裂主义路线,致使两岸间没有任何互信可言,更使两岸关系陷入紧张与僵持局面。2008年后马英九当局承认“九二共识”,坚持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两岸间政治互信的建立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两岸政治互信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两岸间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才有和平发展新局面;两岸间有了能够不断增进的政治互信,和平发展的新局面才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并不断地得到巩固;两岸间的政治互信不断地发展,两岸军事互信、安全问题等也才能得到有效的、妥善的处理与解决。
    3、两岸政治互信是两岸各方面交流的政治基础。两岸由于长达60多年的分离,各自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政治理念与观念等差异颇大,因而在即使是经济、民间与社会乃至文化交流交往中,难免都会存在差异与问题,经济交流与合作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由于政治上的问题也产生交流上的困难。因此,两岸政治互信也是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无法回避的问题。
    4、两岸间的敏感问题需要双方共同来探讨与协商解决。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国际参与,过去一直是两岸争议的焦点所在,也是非常敏感的议题,因为2008年以来两岸之间有了基本的政治互信,所以,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有所进展,而且有助于互信的加强。台湾学者邵宗海认为:马英九的“‘活路外交’政策让两年来两岸之间不再在‘邦交国’的业绩竞争上互挖墙脚,而且也厚实了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①
    (三)如何巩固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
    1、巩固共同基础、坚持“反独”立场。巩固与加强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十分必要。“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因此,维护与巩固两岸均坚持的“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是两岸双方建立与巩固互信的根本基础,也是两岸政治关系在2008年5月20日后走向和缓的基本前提,只有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两岸和平发展的制度性框架才能稳固地建立起来。大陆学者认为“现在两岸之间的互信还很不充分,但已形成的互信却是十分关键的因素,不仅成为过去两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两岸关系进一步更持续地和平发展的前提。”②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访问中国大陆,还是两岸签署和平协议,都需要能够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与成熟的环境”,包括“两岸签和平协议,须先建立互信”。③目前两岸已经在承认与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这是四年多来两岸和平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两岸双方有必要继续坚持这一共同的政治基础,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政治基础。两岸都需要坚持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两岸都需要警惕与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可能反扑,毫不动摇地坚持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需要把反对“台独”作为两岸一项共同的任务与工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反独”的共识是2005年列入国共五项“远景”的内容之一,而五项“远景”也是马英九当政后列入国民党政治纲领中的重要内容。但令人担忧的是台湾方面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上出现了态度不坚决、立场有所松动的迹象,呈现出把“九二共识”解读为“一中各表”的越来越强烈的倾向,甚至是把“一中各表”与一个中国的原则相剥离,片面地强调“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更把“中华民国”与台湾画等号,“台湾当局对‘九二共识’的这种认知,必然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成障碍”。④
    2、把握和平发展主题,共同破解政治难题。两岸需要共同把握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共同把和平发展作为发展两岸关系的重重之重,在和平的前提下推动两岸的共同发展,在两岸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进一步求得和平。其中,对一些已经在影响两岸经济、文化、社会等交流的政治问题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无法避免的政治问题,还是需要通过双方间的交流与沟通意见,尤其是两岸的智库与学者在“易位思考”中务实地面对客观存在的政治难题,目前能够回避的,给予回避,目前不能够回避的,双方坐下来设法解决,如果不能取得终极解决方案的,就采取阶段性的、过渡时期的解决办法给予处理。
    3、尊重两岸现状,尊重对方关切问题。双方都要避免触及与挑战对方政治上敏感的议题与领域,双方都既需要致力于求同存异,也要致力于求同化异。2009年中发生的“达赖访台”与“热比娅事件”等,显示两岸之间的结构性问题相当复杂。其根由则是“台湾人民历经李登辉到陈水扁十余年的‘拼外交’洗礼,已经对于国家主权和国际空间的争取,观念根深蒂固。这样的民意诉求,一方面可能成为马、萧应对中国的筹码,反过来也会成为双方谋求进一步发展的掣肘。”⑤2012年3月23日吴伯雄在北京与胡锦涛总书记会晤中的表态:意在表明未来4年马英九与国民党将与大陆共同维护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比较积极的信号。
    二、构建两岸和平制度化的机制
    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在2008年提出:“未来四年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期。综合经济合作协定的签订,与两岸和平协定的协商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台湾被边缘化,透过两岸经贸正常化,追求两岸经贸双赢。另一方面也透过军事互信机制,建构两岸和平发展框架。”⑥高孔廉有关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不仅谈及到两岸经贸,而且涉及了两岸军事关系与和平协议,应该说是点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建设的关键与核心。而和平制度化的途径是进行政治对话与谈判,基本内容则包括领导人会晤与互访、和平宣言或和平协议的签署以及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等。
    (一)两岸和平制度化机制的内容
    1、两岸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与互访。推动两岸高层领导人互访,因为,高层领导人平等互动的常态化与制度化,“会极大地增强台海安全的保险系数,提高偶发危机的处理能力。”⑦
    2、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通过协商,在达成共识后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者是有关两岸和平宣言的协商与公布。如果两岸在和平协议的协商与签署存在困难,也可以先行推动两岸和平宣言的发表。
    3、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推进与建立。通过“二轨”对话、双方退役将领互访及海上救难等由低到高的互信措施的落实,推动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
    (二)两岸和平制度化机制的推进步骤
    马英九当局目前考虑两岸关系发展的路线图是“先经后政、先政后军”,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四个议题有线性的优先顺序。好处是某一议题成功处理的外溢效果,可作为条件的让步效果。但其实,四个议题犹如车的四个轮子,不应该是先后,而是同时并进,“难易并进,政经并行”。应该说,无论是两岸高层领导人会晤、互访还是和平宣言的发布或者是和平协议的签署等,基本上可以哪个条件成熟,哪个就先推动进行,不存在必须哪个先行或哪个后进的问题。关键是取决于两岸双方的评估及政策立场是否取得一致。
    (三)和平协议对和平制度化的重要性
    1、签署和平协议的目的是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和平协议定位为两岸关系发展中一个阶段性的协议,而不是终结性的处理统独问题的协议,所以和平协议也是两岸和平发展过程中必须达成的中程目标。和平协议既是国共两党的共识,也类似2003年陈水扁提出过两岸要建立“和平稳定互动架构的协议”,甚至蔡英文也提出过寻求建立“多层次、多面向的互动架构”。所以说,洽商和平协议应该是两岸蓝、绿、红的共识。“因为和平协议的签署不仅意味着两岸和平的法理化,也能对双方的政治地位作出应有的界定,这将有利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也有助于两岸在国际上的合作双赢。”⑧
    2、和平协议是两岸和平制度化的重要内容。和平协议是停战或者是结束双方之间的敌对状态,“不涉及双方对主权的宣示或治权的主张,只是在行政上认知到要结束彼此敌对,开启和平的道路”。所以,台湾学者认为即使是在国际上也通常由行政定位协商通过,最多送国会背书,无须公投。⑨
    3、和平协议是两岸和平制度化的重要指标。和平协议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进程,陈一新认为和平协议“为两岸和平发展定下原则、规范、规则与程序的条款”。⑩对照2011年5月12日马英九与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视讯会议中表示的三道防线之一“促进两岸和解制度化”,和平协议应该是“两岸和解制度化”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
    4、和平协议是两岸和平发展的制度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与法制的保障,和平协议便是“让两岸关系获得有力的制度支撑和动力”。(11)
    5、和平协议是为了实现两岸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无论从长远还是短中期看,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都是为了“同步提升两岸的综合实力,创造两岸人民的幸福”。(12)
    (四)构建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
    1、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符合台湾战略利益。台湾当局曾“视信心建立措施与军事互信机制为两岸搁置争议、和平共存的重要药方”。(13)民进党执政期间也曾不断地抛出过相关议题。所以,台湾媒体认为:“于今之计,唯有消弭两岸敌对意识,方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才是台湾安全的保障。”(14)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两岸军事力量的失衡、差距在持续扩大,因此,台海情势稳定不能建立在传统的“军力平衡”理念上,而马英九提出的第一道“防线”是“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军事互信机制便是“制度化”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实践。只有两岸建立了军事安全互信的机制,台湾的“安全”与未来发展才有根本性保障。
    2、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符合两岸和平制度化的需求。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端在两岸和平环境的建构”,(15)标志着两岸在军事上对立的结束,当然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稳定局面的巩固,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的需要。苏起认为目前两岸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但“还是要防范发生意外与误判的可能性”,为此他强调“两岸现在应逐步建立机制,以降低或消除发生意外与防止发生误判。”(16)
    3、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两岸军事安全力量共同维护整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建立一个稳定的两岸情势的制度化机制,符合大陆和平发展的政策,也符合台湾当局两岸和平与和解政策,也只有建立了合作的机制,两岸才可能在东海、南海等涉及双方共同利益一系列问题采取一致的政策立场与联合行动,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各方面的利益。
    4、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反“独”。“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威胁,两岸关系发展还面临不少复杂因素制约,为此,“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责任共同终结两岸敌对的历史,竭力避免再出现骨肉同胞兵戎相见”。(17)
    三、推进两岸社会一体化工程
    两岸社会一体化工程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化框架建构的重要路径,一体化工程包括:民间交往正常化、社会往来正常化及两岸共同价值的形成等。
    (一)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成因及其危害性
    1、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三通”后,两岸之间呈现快速与大量的人员往来、资金流动、产业竞合与经济整合,而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无疑地为下一阶段两岸民众之间大交往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但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表现在:其一,两岸之间的共同认同在减少。表现在两岸民众之间认同已经发生高度折裂现象,这一现象并非自两岸“三通”开始,早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开始,但认同的严重异化则是近几年出现的突出现象。台湾社会民众赞成两岸交流,但“越交流,越焦虑”;大陆“越让利,越疏离”。“当前,台湾岛内两岸认同的严重撕裂已经在两岸关系上拉出一条分裂的鸿沟,也在岛内部分民众的脑中播下分裂的毒苗,这就是为什么“台独”势力在岛内至今仍拥有活力的群众基础所在。”杨开煌认为两岸认同问题“是当前两岸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19)其二,“台湾主体性”意识的上升。李登辉、陈水扁20年主政期间推动的“台独”分裂路线及其“去中国化”的教育,已经在台湾社会造就了不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认知,“台湾主体性”已经被转换成为一种政治论述,因此,“如何增加两岸之间的认同,如何强化两岸都是中国一部分的认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20)其三,两岸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大。2008年后,两岸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由于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去中国化”的政策目标是把对方“异己化”,搞的是“排他性的台湾认同”、“台湾国族主义”教育,加上两岸社会各自近百年的不同发展道路,台湾不少民众对大陆的敌对意识依然存在,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偏差,再经过若干事件与媒体的炒作,不信任感油然而生。
    2、两岸社会交往存在问题的原因。其一:百年分离的历史因素是两岸社会交往中存在问题的根源。自1895年台湾被割让以后,两岸隔绝了50年之久;台湾光复后两岸只有5年时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中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及国共内战;1949年后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与政治对立了近40年,直到1987年后才出现有限度的往来,“三通”则是只有4年时间。两岸百年的分离事实上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期间,台湾地区与美国、日本的关系远比与中国大陆关系来得密切,因此,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两岸正常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马英九2010年元旦祝词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分享与传承共同的血缘、语文、历史与文化,但海峡两岸隔海分治迄今已经60年,期间各自采取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经验有很大的不同。”其二:国民党的政策论述存在巨大矛盾。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来在教育、文化政策与台湾整体发展方向的战略规划中,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即马英九接收了李登辉、陈水扁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的“不统、不独、不武”作为两岸关系政策的基调。因此,杨开煌批评国民党:由于认同上的矛盾,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表现在:“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国民党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从而在两岸关系中,国民党实际上是“用封闭的心态谈开放的政策”,“用对抗的心态谈合作”与“用敌对的心态谈和平”。(21)其三:两岸实际往来产生“你群”与“我群”之别。林浊水认为,由于“三通”,两岸密切往来,需要把彼此的权利义务规定清楚,就涉及法律的管辖权问题。而两岸事实上是两个法律主体,所以,交流的结果是“两岸越往来,彼此往来越密切,台湾的主体性也会越来越清楚。”(22)也有台湾学者认为由于每次去大陆都要签注,加深“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的心理距离。其四:政治人物的推波助澜。张亚中认为:“认同往往是被政治人物所建构。认同往往也作为区别我群与他群的判定标准。”李登辉、陈水扁等推动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23)杨开煌指出:“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从过去政权的仇恨关系,已经蜕变为社会的敌对关系,双方的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充满敌意蔑视和防范,但又无可奈何地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纠葛。”(24)周志杰认为两岸社会交往产生问题的原因很多,包括“两岸民众因政治矛盾、价值差距、历史隔阂、政客灌输所积累的对立情绪与不信任感未消”,“现实交流过程中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的群体与个人亦滋生新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两岸仍持续在传媒与教育体系中‘妖魔化’彼此的制度、价值与史观”,“政治菁英亦须投民意所好,以巩固执政基本盘而无意匡正。”(25)
    3、两岸社会交往不正常的危害性。其一:不利于两岸民众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由于交往中存在这样与那样的问题,两岸民众之间的交往客观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二:不利于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认同的异化会使两岸长期对立,认同的异化,导致部分台湾民众在思想、心理和行为上出现偏差,他们把阻碍他们实现认同的祖国大陆一方视为敌人。不仅不利于两岸和平发展的正常化,而且不利于台湾社会内部的和谐共处。其三:由认同催生的台湾意识在“台独”势力的操弄下,有异化为“台独”意识的危险。从而既影响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也破坏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局面的巩固。因此,由下而上地建立两岸民众之间的互信,累积社会互信,才能建构两岸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互信的基础。两岸方能由和平发展走向和谐发展,由利益分享走向价值分享。
    (二)推动两岸社会交往正常化与和谐化
    1、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其一: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与制度化后,应该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赵春山提出:“如果签署ECFA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则进入后ECFA时期,如何在经贸互动的基础上,把两岸关系推向全面正常化的进程,可能是两岸执政当局都必须面对的课题。”(26)如果说,ECFA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的正常化、制度化甚至走向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那么,下一阶段两岸交流交往的重点首先应该是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交往的正常化与制度化。其二:推动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是当务之急。如果说,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是ECFA,那么两岸政治关系正常化的指标是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军事关系正常化指标是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因为上述两个指标在目前看来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因此2012年开始先把两岸社会与文化交流的正常化工作做起来则是比较可行的选择,最需要做的当务之急又是两岸社会关系正常化。尽管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相当广泛,每年有700万人次的双向往来。但目前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呈现不对等、无序多于有序、不够规范等特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制度化,民间社会交流需要正常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其三:两岸社会关系的正常化可以分步推动。需要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第一步是社会交往法规上的正常化,去除彼此法律上对对方民众的歧视性规定与条款,如台方对“陆生就学台湾”法律上的限制,“三限六不”等,对大陆新娘的歧视性的规定与限制等;大陆方面也应该给台湾民众“国民待遇”,目前有些是“超国民待遇”,有些还是比照外国人。第二步是民间社会交往意识的正常化,视对方为正常的交往对象,而非敌手。第三步是社会交流的制度化,通过两会协商,签署若干有助于两岸社会交流交往的协议,从制度、法理层面给予保障。
    2、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其一:高度重视“陆客团队游台湾”的意义。由于过去半个多世纪,由于人为对立,海峡两岸筑起了仇恨的高墙,加上民进党执政时代大陆被恶意丑化。所以,“对台湾人来说,‘大陆人’还是对岸那个与自己不同的族群”。(27)随着大陆游客到台湾,给台湾民众带来的不仅是与旅游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而且是大陆民众的生活、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对民间社会的影响深刻,“开创了两岸人民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为两岸和平增添契机”,“最大的意义尚不在商机,而在‘人民对话’的契机”,“陆客来台,最重要的感受与领悟,应在历史的思考与人文的探索”。(28)可以“创造两岸社会撇开政治教条、重新相互理解的机会”,“使两岸不再误解”,“开启两岸观光及其他交流关系,进入发展认同的新阶段”(29)。台湾学者也认为陆客台湾游:“对于增进大陆民众更为深入的了解台湾与提升两岸民众的互动交流上,均有正面之意义。”(30)其二: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工作。由于两岸民众的生活方式有别,思维方式有差异,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两岸交流不见得一定与必然产生正面作用,也有可能产生负面与消极影响。为了使正面效应极大化,负面效应极小化,做好大陆游客赴台游的行前准备工作至为关键。目前每年近200万人次大陆游客到台湾,既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表现,又应该是两岸社会正常化的保证。其三:陆客赴台个人游有助于两岸民间社会交往深化与细化与和谐化。如果说陆客团队游还难以以心灵去感受、以眼睛细察台湾社会深层的百态,那么,“个人游代表两岸真正进入了解的时期”,“相互之间终于可以有全新的、全面的认知”,也有人称“陆客个人游可以说是‘拆墙之旅’这是两岸和平发展历史潮流下的必然产物”,“台湾不能成为与外界隔离的孤岛,更不能自绝于对岸同血同源的同胞”,两岸“应是相见一家亲。”(31)外国媒体称:“这是两岸互信的一个强劲新迹象”,台湾的目的,“希望经济效益能扩及台湾更多的民生产业,让更多的升斗小民得到实惠。”(32)台湾媒体则认为这项开放举措,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颇为深远,“激发出两岸社会价值观的‘矛盾统一’,进而重新形塑两岸关系”,甚至将改写两岸关系生态,并重组两岸关系的深层结构。(33)
    注释:
    ①邵宗海:《马英九大陆政策的“期中考”》,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5月22日。
    ②郭震远:《增进两岸互信,深化和平发展》,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11月号,第22页。
    ③《两岸签和平协议,须先建立互信》,台湾《中国时报》2011年9月15日。
    ④《两岸要增强共识基础》,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2009年第5期。
    ⑤高长、王正旭:《两岸关系的回顾、新情势与前瞻》,台湾《远景基金会季刊》第9卷第3期,第190页,2008年7月。
    ⑥高孔廉:《未来四年是两岸发展的关键期》,《台商》月刊杂志2008年第9期,第23页。
    ⑦萧元恺著:《台湾问题:政治解决策论》,三联书店(香港)2010年7月,第25页。
    ⑧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09年1月号,第1页。
    ⑨《张亚中谈:“两岸和平协议:现实挑战与未来机遇座谈会”》,台湾《旺报》2011年10月24日。
    ⑩陈一新:“两岸洽签和平协议的机遇与挑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页,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上海海峡两岸法学研究中心、法律系编,2011年10月29日—11月2日。
    (11)《“黄金十年”需要两岸深入合作与制度保障》,香港《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11月号,第1页。
    (12)《曾复生谈,“两岸和平协议:现实挑战与未来机遇座谈会》,台湾《旺报》2011年10月24日。
    (13)陈文政:《台湾推动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进展与美国的角色》,林碧炤、林正义主编:《美中台关系总体检:台湾关系法30年》,第164页。
    (14)《“国军”、共军都是中国人军队》,台湾《旺报》2011年6月16日。
    (15)傅应川:《两岸军事互信机制亟待推动》,台湾《旺报》2012年2月16日。
    (16)庆正:《苏起:两岸和解若断,台湾先倒霉》,台湾《旺报》2011年9月11日。
    (17)《2010年中国的国防》,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3月,《人民日报》,2011年4月1日,第10版。
    (18)《共同缔造:修复与破解台湾的两岸认同撕裂危机》,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5月号,第1页。
    (19)(20)(21)《思想者论坛——认同与两岸关系》,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第64页、第56页、第57页。
    (22)(23)《思想者论坛——两岸未来十年愿景》,香港《中国评论》2010年12月号,第60页。
    (24)杨开煌:《期待马“总统”的两岸政策论述》,台湾《海峡评论》2011年3月号,第50页。
    (25)周志杰:《再寻两岸关系深化的动力》,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6月号,第13页。
    (26)赵春山:“后ECFA建构两岸和平共处5原则”,台湾《联合报》,2010年5月22日。作者提出两岸“双方也有必要针对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共处之道,尝试建立一些原则性的规范。例如,在搁置主权争议的前提下,两岸可以在政治上尊重对方现行的宪政体制,在军事上承诺不以武力解决彼此的争端,在经济上以平等互惠来共创双赢,在社会发展上不干涉对方选择的道路,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相互扶持、和平共处等。我们认为,两岸只有建立一套共同的游戏规则,才有可能使双方的关系朝向全面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27)(31)江素惠:《“自由行”开启两岸“拆墙之旅”》,香港《东方日报》2011年6月20日。
    (28)《自由,真行!》,台湾《联合报》2011年6月28日。
    (29)《建立爱台湾新典范》,台湾《旺报》2011年5月14日。
    (30)范世平:《开放陆客来台自由行政策对两岸关系之影响》,台湾《亚太和平月刊》2011年第6期,第9页。
    (32)拉尔夫·詹宁斯:《信任新迹象:台湾向大陆游客开放个人游》,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1年6月27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6月30日,第13版。
    (33)《陆客自由行将重新型塑两岸关系》,台湾《工商时报》2011年6月12日。